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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婚姻有没有可能私人化（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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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婚姻有没有可能私人化？

我们希望，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能够为解决一些老问题提供新的思维方法。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从人类出现之初就存在的婚姻问题，并对最近出现的关于婚姻的几个问题和同性恋问题进行一番探索。

首先，我们要提出一个高度自由化的建议，由于它能够保护人们的各种自由，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因此这一建议原则上能够为各方所接受。我们看到许多人（包括许多宗教组织的成员）强烈反对同性婚姻。宗教组织坚持维护自身制定组织细则的权利，如考虑性别、年龄及其他因素。同时，许多同性恋伴侣都希望遵守与对方厮守终生的诺言。为了尊重宗教组织并保护个体成员的自由，我们建议将婚姻完全私人化。基于我们的建议，“婚姻”一词将不会再出现在任何法律条款之中，结婚证也将不再由任何级别的政府机构颁发和确认，政府机构和宗教组织将各司其职，明确彼此在“婚姻”事务上的分工。目前，“婚姻”一词既有官方的法律含义，又有宗教上的意义，我们的建议将消除其含义上的不确定性。

基于我们的建议，夫妻双方之间唯一的法律关系便是民事结合——一种界定任何两人之间关系的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婚姻关系在宗教及其他私人组织面前完全成为一种私人事务。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批准婚姻关系的组织将会自由选择和制定其认为合适的用于缔结婚姻关系的规则。举例说，教堂可能会规定，教会成员只能与同教会的成员喜结连理；而潜水俱乐部则可能规定，仅为那些合格的潜水俱乐部会员举行婚礼。夫妻可以选择那些最能符合自己需要和愿望的婚姻关系准许组织，而不必拘泥于某种正式的婚姻安排模式。政府组织不得以任何方式授予两者“婚姻”关系。我们将会在后文介绍这一做法如何展开并实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选择体系的问题。在运用帮助我们分析储蓄方式及生活其他方面的原则时，我们会问：政府如何才能设计出合理的规则，用来约束同居者的合同关系（由于同居者私下举行过仪式，因此他们也可以构成婚姻关系）？

什么是婚姻

从法律上来讲，婚姻是一种由政府确立的附带权利和义务的不折不扣的官方状态。结婚之后，人们会得到许多实用的经济上和非经济上的好处。美国不同州的法律在这一点上的规定也不尽相同，但这些规定都不外乎下面六大类。

1.税务收益和负担。对已婚伴侣来说，税收系统会给伴侣双方带来许多好处，至少是当伴侣一方的收入大大超过另一方时（当伴侣双方收入都很高时，他们需要缴纳高额的婚姻惩罚税）。

2.权利。联邦法律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赋予了已婚伴侣许多权利。比如，《家庭和医疗病假法》规定，雇主必须允许员工请不带薪假以照顾配偶，而对于同居者则不需要这么做。一些州的法律还经常赋予已婚伴侣其他类似的权利。

3.遗产及其他死亡收益。已婚伴侣的一方在对方死亡之后可获得一些利益，一方可将其名下的房地产赠予对方而无须缴纳房地产税。

4.所有权收益。在州和联邦法律规定下，已婚伴侣可拥有自动所有权，而同居双方在法律上则没有这一权利。承认婚姻财产的州规定婚姻当事人共同享有彼此财产。

5.代理决策。如果婚姻当事人中的一方失去判断能力，那么另一方有权代其进行各类决策。在紧急情况下，已婚伴侣一方可以代替失去判断能力的另一方做出判断，而同居关系则不太可能获得这些权利。

6.婚姻特权。联邦法院和一些州法院承认婚姻特权，包括对婚姻状况保密和排除不利配偶的证词。

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是一系列不错的权利，我们无法在此将它们全部列出。同时，人们还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稳定地享有这些权利；我们不要忘了，安于现状的心态是普遍存在的，凡是试图改变现状的努力都会遇到强硬的政治阻力。然而，这些的经济和物质利益还远不足以代表婚姻的意义。关键在于，州政府会明确地将这些物质权利和义务与一些和婚姻状况有关的象征性利益联系在一起。对许多人甚至是大部分人来说，这些象征性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婚姻的意义所在。只要州政府颁发结婚证，“已婚”状态（即符合法律规定的婚姻状态）便十分重要了。而一对基于宗教教义或者其他私人传统结婚而没有受到政府认可的配偶，便缺乏一种重要的证明，不管婚姻当事人双方之间如何山盟海誓，也不管宗教因素对他们的婚姻有多么重要。

为了说明政府颁发结婚证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假设伴侣双方为不同种族的人，然而他们被告知：他们必须处于“已婚”状态而不是“民事结合”状态，才可以享受到婚姻所带来的物质利益。将他们从婚姻制度中排除，这本身便是对这对不同种族伴侣的一种伤害。实际上，这也是违反《宪法》的做法。政府不能告诉这对伴侣：他们可以获得物质利益，但是他们不能结成合法的婚姻关系。对于当事人双方属于不同种族的，即便他们的婚姻得到了私人组织的支持和确认，也无济于事。总之，当人们结婚时，他们不仅需要得到物质利益，还要得到一种官方的合法性认可（也就是州政府的盖章批准）。

婚姻的官方批准制度已不再合适？

只要有政府的参与，结婚便是一种官方批准的行为。而政府在颁发结婚证书时，对婚姻当事人双方都会给予实质和象征性的利益。但是，为什么要将这两种功能结合在一起呢？难道政府所谓的“婚姻”还有更多的含义吗？

让我们将婚姻与其他形式的关系做一下对比。当我们决定写这本书时，我们必须达成意见上的一致。因此，我们会与出版方签署一份协议，协议中对书籍出版后的销售收入如何分成做了规定；同时，我们还对如何写这本书达成了一些非正式协议——如果有人试图将我们的书再版发行，法律体系中的《著作权法》将会保护我们的权益（同时，如果我们之间因为纠纷而导致有人在未写完书之前便中途退出，法律上也会有相关的保护规定）。然而，没有一部法律规定我们必须（或者不得）向最好的朋友承诺每周最少一起吃一次饭，最多吃两次饭。写书并不需要固定的合伙人，然而尽管我们之间的协议是非正式的，并且不受法律的保护，我们却相当看重它，并且尽最大能力去恪守它。对政府来讲，为什么要将同居关系与其他商业关系等同视之，而不是将其私人化呢？

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是：受政府控制的婚姻使得宗教组织按需行事的自由无法得到保证，从而也无法保证婚姻当事人双方做出承诺的自由。然而，我们也相信，官方批准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现实情况。首先，政府控制婚姻的制度在过去带有一定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色彩，现代婚姻制度不能完全沿袭这段历史。

最初，婚姻制度是一种政府授予夫妻发生性行为及其合法地位的制度。当时，如果你希望发生性行为或者想要孩子，有了政府的许可便会好办得多。实际上，过去人们对这一证书的需要程度甚至不低于现在需要驾照的程度。政府颁发结婚证是一种承认人们的性行为不违法的做法，而且，如果没有婚姻关系，就连领养孩子也非常困难。然而，现在政府授权的婚姻却再也起不到这一作用了。的确，现代人即便没有结婚，也享有《宪法》规定的进行性行为的权利，他们在没有享受到婚姻利益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生孩子或者领养孩子的方式为人父或为人母。既然婚姻已经不再是发生性行为和养育孩子的前提条件，那么州政府的结婚证书便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从历史角度来看，官方婚姻制度产生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限制结婚，而是为了防止离婚，使夫妻违背相互间的诺言变得困难。当然，这种预防措施的初衷很好，看上去像是一种助推行为。婚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对人们进行约束的一种方法，因为结婚后人们会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行为能够被婚姻关系所容纳。如果离婚变得困难，那么婚姻关系的稳定性便有了更大的保障。通常情况下，稳定的婚姻关系对孩子来说是一件好事（尽管一桩不美满婚姻的结束也可能使孩子受益），对夫妻双方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可以避免受到一时冲动做出错误决定而带来的长期伤害。

相对于经济人，社会人更愿意接受防止做出冲动决定的法律保护措施（如果经济人也有冲动，那么他们的理性思维系统会将这一冲动控制住）。我们甚至可以将法定婚姻制度看作是一种预承诺机制，处于这一制度约束下的人们会自觉地选择一种能够阻止自己犯错的法律状态。实际上，有些州已经开始试行一种叫作“契约婚姻”的制度，这种制度使离婚变得非常困难。人们可以自愿选择结成契约婚姻关系，就像他们为保护自己的长远利益而采取的其他做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