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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伯里克利时代 前期（第6页）

三个国家对应三种不同的政治体制，雅典是民主政体，斯巴达是寡头政体，波斯是君主专制。

或许是出于偶然，三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是30岁出头就执政掌权，并且在随后的30年中始终保持着领导地位。

当然，三位领袖各有各的烦恼。

伯里克利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平衡日益增长的民众需求和国家利益。

斯巴达王阿希达穆斯的麻烦是以牵制王权为使命的5名监察官。如果被这群人猜忌，他有可能像帕萨尼亚斯那样，贵为国王照样被处死。

作为君主专制帝国的主人，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看似没有地位不保的风险，但他的一生过得也不轻松。这位年轻君主请地米斯托克利做政治顾问，以如此标新立异的手法开始治世，他最担心的就是被世人认为对外态度软弱。

一旦被视为软弱，不仅波斯统治下的埃及等国会爆发叛乱，而且王族内部的不满分子会以此为理由开展暗杀行动，危险无时不在。

尽管三位领袖各有不同的辛劳，不过他们有一个共通点：拥有良知。

战争，似乎无法避免。对他们三位而言，国内最大的敌人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者。但若找到适当的时机，与之相互做出一些妥协，还是有可能避免战争长期化的。

伯里克利一人统治的30余年是雅典尽情享受繁荣的全盛时代，这已经是历史定论。

这个时代之所以能出现，原因之一是雅典的假想敌——斯巴达与波斯的掌权者也是富有良知的人。伯里克利就算再能干，也有不足之处。作为政治家，他的能力的确超一流，但说到军事才能，英国某学者的评价是“有相当的程度但仅此而已”。如果对手看准他的这个软肋发起攻击，那么雅典就没有什么繁荣昌盛可言了。

在西方历史上，若论同时拥有超一流的政治和军事才华的人物，我认为非尤利乌斯·恺撒莫属，无人能出其右。虽然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西庇阿都是非凡的军事天才，但论及政治才华，恺撒勾勒出长治久安的多民族国家——罗马帝国的蓝图，然后交由其继任者实现了大业，绝对出类拔萃。

说到继承人，恺撒没有将实现自己宏伟计划的大任交给战功卓著的副将安东尼，而是托付给当时年仅17岁、尚无建树的屋大维（后称奥古斯都）。可能恺撒认为，相较于“热血之人”，治理帝国还是“智慧之人”更为合适。

当时17岁的屋大维在军事上几乎一无是处。恺撒没有对他提出“从现在开始学习”之类不现实的要求，而用一个更具操作性的办法，弥补了这位年轻人的不足。

恺撒提拔了一位同样17岁的士兵，让他做屋大维的帮手，从此打仗就靠这位阿格里帕了。

如果没有阿格里帕，“智慧之人”奥古斯都恐怕没机会成为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因为在那场决定未来罗马帝国统治者的亚克兴海战中，他们的对手是安东尼。

伯里克利身边没有类似阿格里帕这样的人物。

甚至有学者认为，伯里克利不该陶片放逐客蒙，两人通力合作反而更有利。然而，这是不现实的。

客蒙虽然军事能力不凡，但在政治上属于亲斯巴达派。而伯里克利将斯巴达视为阻碍雅典提升国力、国威的假想敌。

倘若没有遭陶片放逐，客蒙势必连年当选将军。伯里克利同样如此。那么10位将军会分裂成对立的两派，内阁不一致将成为常态，公民大会最终会沦为两派争斗的战场，甚至可能引发内乱。所以我们只能说，一山不容二虎。

伯里克利的演说

所谓的政治才能与军事才能指的是什么？两者之间有何不同呢？这里我不做严谨的分析，仅从一般的常识角度做个归纳。

政治才能——深思熟虑，让自己长时间酝酿的计划成为国家政策得以实施。

军事才能——随机应变是作战的铁规，前思后想有可能置手下的官兵于死地。因此，战场上必须迅速决断、迅速执行，领导者必须具备当机立断的能力。将于百年之后登场的亚历山大大帝曾说：“战场上掌握主动权的一方会赢。”

其实“掌握主动权的一方会赢”不仅限于战场，它同样适用于公民大会。当然方式有所不同。

在战场上，要获得主动权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而政治上，领导者需要耐心地花时间让权力稳固。

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演说前总是做好万全的准备。

演说并非普通的发言，自己的构想是否能最终成为国家政策，决定权在听众手里。因此，对伯里克利而言，会场宛如战场。

他会先在家中起草演讲稿，随后花时间仔细斟酌直至成稿。在雅典，演说人照稿宣读有遭陶片放逐的可能，因此内容必须烂熟于心。相信伯里克利不会疏于放声朗读的练习。

通过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到伯里克利那些精湛的演说经过了反复思考、仔细推敲，这让以文为业的我颇感亲近。话说，尤利乌斯·恺撒的文字不仅不会让我产生亲近感，而且让我嫉妒得直咬牙。被视为战争文学经典的《高卢战记》是恺撒口述的作品，根据在场人的证言，恺撒出口成章，文章完全没有事后修改的必要。他果真是文武两道都做到了极致的人物。

伯里克利虽然感觉更像政治家，但面对公民大会上的各种刁难、非议，也不能不具备即刻反驳的反应力和爆发力。

公元前445年前后，伯里克利50岁的时候，雅典为建造帕特农神殿投入了大量资金，反对派以此为由企图逼伯里克利下台。

遇到这样的情况，普通政客一定会竭力强调建造神殿是公共事业，值得国家付出巨额投资。

然而，伯里克利是这样说的：“如果诸位认为建神殿不值得耗费国资，那么我来承担全部费用。但有一个条件，神殿建成后要立一块石碑，刻上‘本殿由伯里克利出资完成’。雅典公民们，你们只须决定是继续公费建设，还是由我负担后续工程费用。”

当时，矗立于卫城山丘之上的帕特农神殿已逐渐展现出雄伟的形象，令外邦人也为之倾倒。

最终，公民大会决定仍然以公共财政完成神殿的建设。就是说，再次确定神殿是属于全体雅典公民的公共设施。由此，反对派让伯里克利下台的计划彻底破产。

无论是深思熟虑后的演说，还是机敏的瞬间应答，伯里克利最强的武器始终是语言。拥有这种武器他才能在民主政体下，在民众可以自由批判执政者的环境中保持一人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