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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最后的美好希望（第4页）

带着所有的恐惧，

伴着对未来时日的所有希望，

人类正屏着呼吸紧抓着你的命运！

林肯在内战之初读到这些诗句时说，这首诗是一件“美好的礼物”，“能够鼓动人心”。现在这些诗句是罗斯福借威尔基之手送给丘吉尔的礼物。

丘吉尔于8个月前成为英国首相，此时法国即将沦陷，英国即将迎来轰炸，而英语也即将通过业已完善的短波无线电技术获得莎士比亚级别的丰富。在美国人的聆听之下，丘吉尔大声读完这首诗并问自己的国家：“我应该以你之名，向这位伟人，这位拥有1.3亿人口国家的三度民选领袖，交出怎样的答案？”随后，他用一种缓慢、咆哮、令人毛骨悚然的最高声喊道：“给我们工具，我们会完成工作！”

他和罗斯福一致认为，最重要的工具就是美国国会于1941年3月通过的《租借法案》。该项立法授权美国总统认定的在国防上对美国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获得军事援助。英国是该法案的主要受益国，但是罗斯福坚持不明确指明受益方。评论家抱怨说，这甚至可能让苏联成为援助对象：这似乎不太可能，而反对声也未成气候。罗斯福确实已经从驻柏林使馆得到报告：希特勒将在春天入侵苏联。和丘吉尔确认后，罗斯福给斯大林驻华盛顿的大使发去警告，而至于斯大林是否表达了感激，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此时仍满怀希望的斯大林又签署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而这一次的签约对象是日本。

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的入侵震惊了斯大林，并让他付出了高昂且完全可以避免的代价。早有预期的罗斯福和丘吉尔此时却开始思索终极的意识形态分歧：一场与魔鬼的交易。回想起来，威尔逊和劳合·乔治一定会后悔为什么没有在1917年3月之后拿下尼古拉斯二世，毕竟后者还没有那么邪恶。起初被震蒙的斯大林很快清醒过来，并开始按照自己思想的指引寻求他应得的东西：纳粹–苏维埃协议被抛到九霄云外，他现在要接受来自他眼中的魔鬼——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帮助。

罗斯福搁置了对外交和军事的担忧，派遣两名交易高手前往莫斯科，他们是：哈里·霍普金斯——罗斯福未来的“豪斯上校”；W.埃夫里尔·哈里曼——在20世纪20年代高加索地区经营锰矿的铁路大亨。与此同时，戴维斯在总统的要求下匆匆付印了《出使莫斯科》一书。这是一本描述1937—1938年他担任大使时的情况的书籍，书中的内容虽然经过了处理，但阅读者甚众。在通过多个渠道确认斯大林并不打算投降之后，放下心来的罗斯福于1941年11月7日这一天宣布，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安全于美国安全有着至关重要之意义——这一天正是十月革命的24周年纪念日，而就在一个月后，日本偷袭了珍珠港。截至此时，发生的事情如此之多，却几乎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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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还是赢了！”丘吉尔还记得从夏威夷得到这个消息时的欣喜。“美国参战了，彻彻底底、至死不渝地参战了。”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认为美国人太软弱、太话痨、太无能，以为他们的政治不过是“让敌人和朋友都无法看清的混沌之物”。

但是我研究了美国内战，他们拼尽全力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人的血液流淌在我的身体里。我想起格雷30年前对我说的话，美国就像“一个巨大的锅炉，只要下面点着了火，它就会产生无限的能量”。

所以，“带着情绪和情感的满足，我爬上床，怀着被拯救者的感恩之情安然睡去”。

在说格雷时代那把燃起的火时，世故的丘吉尔并没有提到这把火在战争胜利后就出乎意料被熄灭这件事。在等待了25年之后，一场比1917年更为严重的危机让这把火重燃，但这场新危机所需的手段与目标的协调远超威尔逊所及。所以，罗斯福要慢慢来，而丘吉尔只能等——英国要参与68个月的战争，而他要等待27个月。

罗斯福在等三件事。第一，军备重整至恢复鼎盛时的实力，以允许有选择性地支持精选的盟友；绝不承诺不参战，同时仍保留不参战的希望。第二，保证苏联的存在，将其作为大陆盟友，共同抵抗德国和日本两个更小外围国家所带来的更大威胁。斯大林因此前错误的选择而变得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将尽全力参与战争，保护美国和英国的民主体制。第三，罗斯福想要的是他自己的萨姆特堡，一个遭到袭击并能立刻让所有国内和平呼声偃旗息鼓的道德高地。最后他得到了两样东西：日本偷袭珍珠港和希特勒4天后宣战。

在后面的4年里，是罗斯福，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拯救了民主和资本主义。这种拯救不是每个地方和每个层面上的，但它足以保持两者稳定，如此那些在20世纪上半叶所遭受的挫折都在下半叶出现了逆转。罗斯福为世界两边的两次大战带去了几乎同时的胜利，而美国人的伤亡还不到这些战争总伤亡人数的2%。凭借占世界12的制造能力、23的黄金储备、34的投资资本、最大的空军和海军，以及第一颗原子弹，他的国家于众国间脱颖而出。可以确定的是，与魔鬼的契约无处不在，而战略和政治一样，从来不是纯洁的，但是，正如历史学家哈尔·布兰德和派翠克·波特所指出的，“如果这都不算是成功的大战略”，那么“就没有什么算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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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10年后写道，这位总统是“一个英俊、迷人、快乐、非常聪明、非常讨喜、非常无畏的人”。他的批评家则说他有很多弱点。他们说他“无知、寡廉鲜耻、不负责任”，并且“背叛了他的阶级”。他的身边围绕着“冒险家、狡猾的投机分子和阴谋家”，他“以无情的方式对待生活和事业”。他做出了“相互矛盾的允诺，谋取私利，厚颜无耻”。他利用自己“令人无法抵抗的十足公众魅力”弥补自己的不负责任。“所有的这些都有人提及，且其中有些不乏客观公允”，但是罗斯福有“罕见而鼓舞人心的补偿性特质”。

他慷慨正直，有宽阔的政治视野和丰富的想象力，他对所生活的时代以及20世纪各种强大新生力量的发展方向有着深刻的理解——从科技到种族，从帝国主义到反帝国主义；他热爱生命和运动，支持以最大可能实现人类最多的需求，却不喜欢小心翼翼、紧缩开支和无所作为。最重要的是，他是真正的无所畏惧。

正因如此，他有着自己国家或其他国家领导人都不常见的“对未来的毫无畏惧”。

威尔逊在巴黎、伦敦和罗马迎接自己战后胜利之时，也曾短暂地传递过这样的信息：“它消失得太快，只留下一种可怕的幻灭感。”他是那种拥有“明亮且连贯梦想”的领袖，因为“既不懂人也不懂事”，所以能够“忽略大量发生在他以外的事情”。柔弱和优柔寡断的人可以因追随这样的人而获得“解脱、和平和力量”，因为“对他们来说，所有的问题都很清晰，他们的世界完全由原色构成，大部分非黑即白；他们只盯住自己的目标，从不左顾右盼”。当然，“希特勒这种可怕的邪恶分子”也属于此类。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斯福则配备了“最为细致的知觉，能够传递给他们……事物、情感以及人类活动不断变化的轮廓”。这一类政治家天生具有“吸收细微印象”的能力，他们和艺术家一般，从众多“稍纵即逝、不可捕捉的微小细节”中汲取他们想要的东西。

这类政治家知道需要为达成目标去做什么以及何时做，他们通常不是生于某个内在思想或内敛情感的私人世界，他们是一种高强度与清晰度的结晶和升华。大量追随他们的民众则以模糊、不可言说而持久的方式思考和感受着这一切。

这让领袖们可以向民众传达一种感受，即“他们理解民众的内心需求，他们能回应最深层次的冲动，而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能遵循本能探究的路线，单枪匹马地组织起这个世界”。伯林总结道，罗斯福以这种方式让美国人“比以前更加骄傲地做一个美国人。他提升了美国人在自己及世界其他人心目中的地位”。

因为他表明，“权力和秩序不是一种束缚……它们能够将个人自由这种松散的社会结构同不可或缺的最低限度的组织和权威相调和”。而对立的共存，正是“罗斯福的最伟大前任曾说过的‘世间最后的美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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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1940年5月26日，地点是科罗拉多州特立尼达以外位于古老圣菲贸易通道之上的一处地方。此时正是黄昏，太阳已经沉到山后。一辆车停在路边，里面有两个人在调收音机，一个人39岁，另一个人22岁，他们正在横穿美国。一些本地人走过来问他们能不能一起听：尽管他们的祖先曾经拥有眼前的一切，但在车里人的眼中，他们现在是“墨西哥人”。所有人都点着烟，熟悉的声音则划破寂静，“我的朋友们……”

这两个人中，一个是哈佛大学的英语讲师伯纳德·德沃托，他因走私而发家，后来尽管没能成为小说家，但很快就成为一名成功的历史学家。和他一起的是他的助手兼司机亚瑟·小施莱辛格。德沃托在犹他州长大，现在他正在重新认识美国西部，之后他将在1943年完成他的史诗《决定性的一年：1846》。在这个傍晚，和“墨西哥人”一样，他们在想着其他事情。

法国即将陷落，英国可能是下一个，正如小施莱辛格在几天后写的家书中所说，“我一直准备去生活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法国服役的德沃托则早已见识过这一切，“我们是战争的一代人，后来有人叫我们迷失的一代，我们是大萧条的一代，现在我们退回到了最初的状态”。两人都读过并讨论过发行在《哈泼斯杂志》6月刊上的一篇题为《进入原子力量》的文章（德沃托为这本杂志写专栏）。尽管这篇文章没有提到原子的军事应用，车里的人都不禁在想：“一杯子的这个……能不能用来开坦克？”

然而，在他们横穿美国时，这个国家却十分让人安心。这里有2000英里坚固的房子、保养得当的草坪、明艳的花朵，“防风林能阻挡时代的侵蚀，每一处都深深扎根于土地”。学校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习惯了和平”的人们非常友善。德沃托发誓，“我再也不会看不起广播了”。因为突然间，“除了燕麦和剃须膏广告，你得到了广播这种民主的工具”。这次不会再有人说“美国人不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或者为何而战”了。

罗斯福的这次谈话不是他最好的一个。到目前为止，关于重整军备的成绩数据太多了，而这些数据在美国参战后会出现指数级的增长。总统最想让美国人知道的是他们的安全不能仅仅来自海洋的隔离。新的“船只”技术（那种在水上和水下都能行驶的船只）已然让孤立变为不可能，但是在过境以内，国家会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安全。

三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美国人已经在这片大陆上建立了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人类精神的希望会得到实现的社会……我们已经很好地实现了它。注释标题Radioaddress，“OnNationalDefense，”May26，1940，at:.docs.fdrlibrary.marist.edu052640.

当他结束谈话时，车里烟雾缭绕，一片静谧。之后一个“墨西哥人”说：“我觉得或许美国现在宣战有些太早了。”“我觉得有可能。”德沃托说。然后“我们挥挥手说再见，继续驶向特立尼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