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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2 强大与脆弱更深层次的哲学经验的反思（第9页）

1.脆弱的事物在其初始阶段便会失败。

所有事物不会等到强盛之后才失败。经济生活中的进化帮助那些拥有最多潜在风险的事物成为最强大者。

2.不存在损失的社会化和收获的私人化。

所有需要脱困的事物都应当国家化，所有不需要脱困的事物都应当是自由、小规模且承担风险的。我们使自身进入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最负面的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银行由社会主义者所掌握。在21世纪初始10年的美国，银行掌控着政府。这些都令人匪夷所思。

3.蒙面驾驶校车（并将其撞坏）的人不应当再被给予开校车的机会。

随着2008年经济体系的失败，经济学机构（大学、决策机构、中央银行、政府部门以及拥有众多经济学家的各类组织）便失去了其合理性。信任它们有能力使我们摆脱困境是不可靠和愚蠢的。同样，听取“风险专家”和商业学术界人士的建议也是不可靠的，这会使我们以失败而告终（比如风险价值）。我们要找到撇开了一切干系的真正智者。

4.不要让一个发放“激励”红利的人掌管一座核电站或者操控你的金融风险。

他可能会抛却一切安全考虑，只追逐“利润”，同时却宣称自己“保守”。红利与崩溃的风险互不相容。将我们带到这里的是红利系统的非对称性。但凡激励都会遇到障碍：资本主义是关于奖励与惩罚的，而不仅仅是关于奖励的。

5.用简洁性弥补复杂性。

来自全球化及高度网络化的经济生活的复杂性会遭到金融产品中简洁性的反击。复杂的经济早已成为一种杠杆形式。这是一种效率的杠杆。向这一系统增加债务会产生狂野与危险的循环周期，并消除犯错的空间。由于松弛与冗余的存在（不是债务与优化），复杂的系统会存留下来。资本主义不能避免狂热与泡沫。股权泡沫（如2000年）已被证明比较温和，而债务泡沫则比较凶猛。

6.不要将炸药给孩子玩，即便炸药上带有警告标志。

复杂的金融产品应当被抛弃，因为除了极个别足够理性的人，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它们。我们需要保护市民们不受自己的伤害，不受银行家兜售“套利”产品的伤害，不受那些易对经济理论家们言听计从的决策者们的伤害。

7.只有庞氏骗局才需要依靠信心，政府从来不需要“重拾信心”。

在庞氏骗局（最著名的一个由伯纳德·麦道夫制造）中，一个人从新投资者中借款或者支取基金，然后以此偿还正试图退出投资的投资者。

一系列的谣言是复杂体系的产物。政府不能阻止谣言。简言之，我们需要调整自我，摆脱谣言，并对谣言产生抵抗力。

8.在吸毒上瘾者戒毒痛苦万分时，千万不要给他更多的毒品。

运用杠杆的力量解决杠杆过多的问题并不是一种顺势疗法，而是一种否定式疗法。债务危机并不是暂时的问题，而是结构性的问题。我们需要康复。

9.市民不应将金融资产看作一种保值手段而对其大加依赖，也不应当依赖于那些漏洞百出的专家们的“建议”。

经济生活应当去金融化。我们应当学会不把市场看作储值仓库：市场中并没有普通市民所需要的确定性，尽管存在“专家”的观点。投资应当被看作消遣。市民应当因其自身业务（由他们自己所掌控）而劳心，而不应因其投资（不受他们自己所掌控）而劳心。

10.用打碎的鸡蛋做蛋卷。

最后，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解决的问题，不是像一艘破碎的船可用临时凑起来的材料修补那样简单。我们需要采用更新、更结实的材料重新打造船体，并且重新制造船的各个部分。让我们帮助那些需要被打破的事物自行消失，将债务转化为股权，将经济与商业学派机构边缘化，停止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禁止杠杆收购，将银行家打回原形，逐步收回那些将我们带到这里的人们的红利（要求归还支付给罗伯特·鲁宾等人的资金，这些银行家们坐享纳税者的税款），以及教育人们在管理世界时尽量少相信确定性，从而使我们自动迈进一个强大的经济时代。

然后，我们会看到，经济生活越发贴近我们的生态环境：小规模的公司、更富足的生态系统，没有投机性杠杆——一个由企业家（不是银行家）来承担风险、公司自生自灭而不被媒体报道的世界。

在讨论了商业经济冒险之后，让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更文明一些的问题。

如何变得坚不可摧

读者朋友们，现在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

我现在住在艾姆云村，这是我的祖先居住的地方。村子里祖祖辈辈的人都葬在这片方圆4英里的土地上。他们的安息地位于黎巴嫩山考拉山谷中的一片橄榄树林。黎巴嫩山高耸入云，你只能从20英里开外的地方看到山上的积雪。

今天黄昏时分，我去了圣·塞尔吉乌斯，当地人称其为马尔·萨尔基斯（来自阿拉姆语）。我来到我的家族的墓地，向我的父亲和我的叔叔迪迪告别。在我放荡不羁的年龄，迪迪最看不惯的就是我那一身邋遢的衣装。我相信，迪迪现在仍生我的气。最近一次他在巴黎见到我，他平静地对我，说我穿得像个澳大利亚人。因此，我去墓地的真正原因更多是为了我自己，我希望自己为下一站做好准备。

这是我的B计划。我不住地打量着将来属于我自己的坟墓。对于一名已有了最后归宿的人，黑天鹅不会那么轻易地打垮他。

我觉得无比坚强起来。

在我的旅行过程中，我一直在阅读塞内加的作品。当我看到塞内加的作品以英语形式出现时，我感觉非常不好，因为英语已遭到了经济学家与美联储官员们的亵渎。这好比阅读用斯瓦希里语写的爱尔兰诗人叶芝的作品。

塞内加是斯多葛派哲学的伟大教师与践行者，他将希腊-腓尼基的斯多葛学派从形而上学与伦理讲道转变成为一种实际与道德的生活计划，一种实现至高之善的方式，一种不可言传的描述超级道德品质的表达方式（如罗马人所认识的那样）。除此难以企及的目标之外，他还有实际的建议，也许是我所见到的从言语转变为行动的唯一建议。正是在塞内加的教导下（在西塞罗的帮助之下），蒙田认识到，哲学化就是学会如何死去。塞内加还教导尼采认识到了“爱之命运”，这促使尼采处变不惊，勇敢面对来自批评家们的不公平待遇以及自身的疾病。

在塞内加看来，斯多葛学派是研究损失以及寻找克服我们损失厌恶的方法的——如何最少地依赖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回想一下丹尼尔·卡尼曼的“前景理论”以及他的同事们。如果我给你一座豪宅和一辆兰博基尼跑车，将100万美元打入你的银行账户，并为你提供社会关系网，然后在几个月之后将所有的一切拿走，那么你的情况一定会糟透了，因为你会宁愿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塞内加作为一名道德哲学家（对我来讲）的信誉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与其他哲学家不同，他并不诋毁财富、所有权和财产的价值。据说，塞内加是当时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已经做好了随时失去一切的准备——随时。诋毁者称塞内加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一位斯多葛派的圣人，这主要是由于他有一个引诱已婚妇女（其丈夫为非斯多葛学派人士）的习惯，但他的确已经十分接近于一位斯多葛派的圣人了。正是由于他的强大，才有了许多诋毁他的人。如果他没有斯多葛学派的理想，他相比其同时代的人会更加强大。正因为一个人富有时较之贫穷时更难具备良好品德，所以，较之富有、强大和受尊敬，贫穷、卑微和孤独更容易造就斯多葛派学者。

接受失去一切

塞内加在第九封使徒信中写道，斯蒂尔伯的国家被德米特里厄斯所占领，斯蒂尔伯的妻儿惨遭屠杀。后来，有人问斯蒂尔伯失去了什么，斯蒂尔伯却回答说他没有失去任何东西，他的所有东西都与他同在。此人达到了一种斯多葛学派自我满足的境界，对于逆境（用斯多葛学派的术语叫作无情）有极强的抵抗力。换句话说，对他来讲，所有可能被剥夺的东西都不值得他留恋。

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塞内加乐于接受失去一切，这一境界也延伸到了他自己的生活。他曾被怀疑参与一项密谋，尼禄皇帝便命令他自杀。历史记载，塞内加泰然自若地以一种标准的方式自杀而死，就像他此前每日专门操练过一样。

塞内加以“vale”结束了他的文章（以书信体写成）。人们经常会误将“vale”译作“告别”。实际上，“vale”有“强大”与“有价值”的双层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