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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美利坚分裂国（第4页）

在电视上宣布将飞往北京一个月后，尼克松又通过广播公布了另一则重大消息：这次是要拯救美国经济。这一任务迫在眉睫，因为美国正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货币危机。由于胡佛一成不变地套用亚当·斯密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经济思想，使得本就低迷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尼克松口头上仍奉承这两种思想，但行动时早已另寻他路。《时代周刊》的休·赛迪评论说，“总统直到最后一刻都在墨守成规。但当形势所迫或他终于有所醒悟时，便决定采取行动，任何东西在那儿都不会长久；他将抛弃自己的哲学、承诺、信条、朋友和顾问，走出旧生活的他迅速投入到新生活中，毫无内疚或留恋之意。”有时这样的做法令人张皇失措，但在1971年8月这样一个美元体系几近崩溃的特殊时期，倒是令人振奋。

“二战”结束时，美国握有全球400多亿货币黄金中的350亿，堪称人类文明史上最富裕的国家。战争结束的一年前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战后金融体系就已建立：除共产主义国家以外，所有主要国家都以美元和黄金作为国际储备金。由于黄金数量有限，不足以支撑预计的外贸流动，故而将全球最坚挺的货币美元设定为与黄金具有同等效力。各国国债以黄金或美元支付均可。美国承诺以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的比率回收所有美元；其他国家换算出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这果然奏效，贸易有了起色。每当有国家与美国贸易出现顺差时（对美出口大于进口），这个国家的剩余美元就可用作储备，支持发行新货币。

鉴于美国富有而其他国家相对贫穷，大笔钱被投放海外用于救急。这没关系，因为实在有太多美元。随后朝鲜战争爆发，欧洲商业逐渐复兴。1961年年末，亦是共同市场成立的第一年年末，美国黄金储备降至170亿美元；到1962年又降至160亿美元；1963年为150亿美元；70年代初仅为110亿美元，这已是绝对最小值。因为美国法律规定，每4美元的流动量必须在诺克斯堡储备价值1美元的黄金，而全美商业的正常运转需要400亿美元纸币和银。同时，与各国的贸易差额越发不利于美国。1960年，美国进口值为150亿美元货物，出口200亿美元，贸易顺差达50亿美元。到1970年，顺差额降至20亿美元；1971年，顺差消失，美国出现贸易赤字。由于国防部在越南仍旧花销如流水，一时半会儿无法好转。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发出警告，美国正面临1893年以来的首次贸易赤字。

1971年5月，德国的经济奇迹令经济学家们坐卧不安：联邦德国摇身一变成了出口大国。对过去10年的币值重估表明德国马克增值了两次，对美元汇率发生变化，囤积马克的投机者大发其财。如今，再次重估迫在眉睫。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于布雷顿森林会议时）成员，波恩必须在马克升值时买进美元卖出马克，以尽维持这两个币种关系的义务。由于美国的贸易赤字，投机者拥有大量可投资的美元（即外国持有者手中的“欧洲美元”）。1971年的前4个月，欧洲美元储备从50亿飙升至500多亿。美元如雪片般大量涌入德国中央银行。

德国中央银行不停地买入美元，直到波恩方面发现早期通货膨胀的信号，于是他们在5月9日告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德国将不再买入美元，无论有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定。德国人建议，让马克按供求规律决定自身的价值，即经济学术语里的“浮动”。马克从25分涨至27分后不再变动，减轻了德国中央银行的压力，也顺带降低了德国市场上美国商品的价格，提高了美国对德国的贸易顺差。但这个缓冲很短暂。正如美联社的拉里·斯顿茨所言，“欧洲充斥着大量美元”，多到等同于美国市场上流通的全部货币量，投机分子不得不转向其他地方：法国。但一直密切关注德国经济形势的巴黎迅速切断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联系，限制美元贸易。投机分子们又把视线转向瑞士法郎，伯尔尼的态度与巴黎相同。出手美元越发艰难。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崩溃；《巴伦周刊》预测到秋季将爆发全球性恐慌。8月初，权威预测表明，美国第二季度贸易赤字将超过70亿美元。国会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紧随其后，报告说美元估价过高，其他货币应升值，不然美国将不再买入黄金。此时股票市场急速衰退；4月还走高的道琼斯工业指数降了100点。如今欧洲美元在全球都找不到市场。在欧洲的美国游客们发现，曾势头强劲的美元已不被各方接受。全球贸易陷入停滞状态；商人不知道他们的钱在下周还能买什么，甚至明天都不知道会怎样。

美国国内经济形势也一片惨淡。尼克松原本预计形势在1971年较顺利，而1972年艰难，并按国民生产总值1.065万亿美元安排预算。然而最后结果只有1.05万亿，且一半还是来自通货膨胀。生产下降；6%的失业率已逼近大萧条时期的水平。6月底，政府财政年度亏损高达232亿美元，只比约翰逊时期1968年所创纪录少亏损了20亿美元，且比尼克松的预估不可思议地少了245亿。根据凯恩斯理论中的“充分就业平衡”，支出若低于充分就业情况下（即每个人都有工作）的税收，则为“平衡”预算。尼克松总统援引了这一概念辩解让保守派拥护者震惊不已。但即便以此为标准，政府仍有80亿美元的赤字，且前景一片黯淡。新劳动合同向铁路工人保证，42个月内他们的工资将增加42%；钢铁工人的工资3年内增加30%。这样做必然导致相应的通货膨胀。

据1970年《经济稳定法案》，国会授权总统可以“发布任何他认为有助于稳定价格、房租、工资、薪水的法令”。这项法案曾遭到尼克松反对，如今他不得不同意，因为该法案不包括国防所需的基本资源，但他发誓绝不动用该法案。他的计划是排除一切控制，他甚至不再相信自觉遵循的方针或总统的权威（运用总统特权劝导劳动者和工会管理人员放弃加薪或提价的要求）。

尼克松和经济顾问在戴维营度过短短的一个周末后，形势完全改变了。经济顾问们接尼克松24小时内会集的指令，开始起草经济法令以调用曾拒绝的各方力量。8月15日星期日，尼克松在电视上公布了该法令，称其为“新经济政策”。他发布的命令或向国会提出的要求中，有一条是关闭“黄金窗口”，即美元不再用于兑换黄金。大部分进口商品必须缴纳10%的附加税，以便让美国产的商品比进口商品在国内市场更具优势；有一些情况下，购买美国商品的美国人还可获得减税待遇；引进新投资的工业享有税收抵免指标；撤销征收7%的汽车消费税，平均每辆车可节省200美元。美国的所有物价、工资、租金和红利将以目前水平冻结90天，只有极少数例外。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领导的生活成本委员会负责此次冻结工作。

尼克松让美元浮动了，效果与贬值相同。前两周在货币市场上美元贬值2%。外国银行家是明白其中道理的，表示美国若取消附加税，将重估本国货币价值。同时，国外也鲜有报复性行为。丹麦确实征收了自身的附加税；法国也正有此打算，但两国都鲜有针对价格骤降的美国货建立关税壁垒的措施。康纳利在外交界威望有限；他提出的美国在国际收支中快速增收130亿美元的建议被迅速推翻，因为这可能会摧毁共同市场。但在9月的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上，“10国集团”（即10个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金融家们仍对美国表示同情。康纳利也暗示美国可能重启“黄金窗口”，并提价（即直接贬值）。各方在随后的罗马会谈上达成一致，在华盛顿史密森学会上宣布，美国取消附加税，其他货币升值，黄金价格暂时增至每盎司38美元。

在尼克松宣布冻结（亦称第一阶段）的第二天，道琼斯工业指数从32.93飙升至888.95，华尔街迎来其有史以来最繁忙的一天：当天成交31720000股。9月（首个限价满一整月），美国生活成本的上涨率保持在2.4%，批发物价指数5年来经历了最大幅度的下跌。工资和物价方面有些意外情况，部分领域会产生混乱，但总体看来，限价政策奏效了。可惜的是，根据定议，这只是第一阶段，11月13日之后就不再限价。在此之前，政府必须找到既能维持相对稳定又能纠正在冻结中一些不公正状况的办法。

10月8日，尼克松再次发表全国讲话，为第二阶段做准备。这次反对意见更为强烈。总规划师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在第一阶段时便预见到当下的难题，他说：“我当时就明白限价不是问题，解除限价才是。”第二阶段目标是将年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3%之间。一个7人价格委员会和一个15人薪资委员会将负责调控。尼克松认为，在利润方面找不到突破点，计划成败的关键在于“美国人民是否积极配合”。

由于担心劳资双方代表会撤出监督委员会，使得将通货膨胀率保持在3%以下的愿望不可能实现。在迈阿密海滩参加劳联–产联大会时，米尼对与会代表说：“总统若不想让我们按照自己的要求参加薪资委员会，他有的是手段。”尼克松则直接飞到会议大厅，回应道：“我确实有办法，而且我也会这么做。”尽管如此，在第一阶段最后一周，委员会向米尼做出让步，宣布完全承认延期未加的工资增长量，并规定每年工资增加的标准为5.5%。后来这条底线也被突破，进入第二阶段后，委员会的第一个决定便是将煤矿工人的工资增加15%。价格委员会是有名无实。一开始应两家钢铁公司的要求，委员会将马口铁价格上调了7%。3周后，美国1500家大型企业中有13公开要求价格上调，获准与被拒比率竟高达20∶1。

12月，股市再次暴跌，工资委员会对劳工继续采取妥协政策。3个月后，米尼和另两名高管退出，指责委员会里的大部分成员持有偏见。第二天，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伦纳德·伍德科克也退出了。劳工委代表便只剩下一位：运输工会主席弗兰克·菲茨西蒙斯。尼克松在圣诞周赦免吉米·霍法后，运输工会便被他招入麾下。大众普遍把赦免视作政治手腕，但很少有人责备尼克松。尽管自夏季低潮后，他的民意支持率有所回升，但是人们仍普遍认为尼克松若要谋求连任，可得使尽浑身解数。

美国人小像：拉尔夫·纳德

在温斯特德（康涅狄格州的工业城市），纳德的父亲是黎巴嫩移民，一个人们熟悉的美式地方平民主义者。纳德拉·内德高地甜品店是一家餐馆兼面包店，那儿的顾客抱怨说，老板从不让他们安安静静地吃饭。纳德拉老是在讨论社会问题，细数种种制度弊端和不公正不道义。和许多移民一样，他这个民主党人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更有热忱。他滔滔不绝地责骂大财团，还威胁说要起诉。最后，所有人都不愿和他说话了，除了他最小的儿子拉尔夫。

1938年，拉尔夫·纳德4岁，当律师们在地方法庭上高谈阔论时，他听得如痴如醉。14岁时，他每天必读《国会议事录》。在获得奖学金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期间，拉尔夫拒绝穿麂皮马裤或其他具有象征性的服装，还发起活动抗议向校园树木喷洒杀虫剂。他经常因看书太投入而被锁在图书馆，最后管理员直接给了他一把钥匙。他却谴责学校漠视学生的其他合法权利，这倒符合他的一贯风格。1955年，拉尔夫入选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之后又进入了被他称作生产权势奴仆的“高价加工厂”：哈佛法学院。

拉尔夫的清教徒名声逐渐传播开来。他不读小说，认为那是浪费时间；电影亦是如此，一年他只看两部；他讥笑戏剧、烟草、酒精、女孩和聚会。就读于哈佛期间，拉尔夫从不开车，但动机不同于以往。他开始对交通事故表现出兴趣，在附近的麻省理工学院做了些关于汽车技术的研究后，他为《哈佛法学院报告》写了篇文章《美国汽车：为死亡而设计》。

安全问题持续困扰着他。他毕生都在关注人身安全的问题，危险来源包括不安全的天然气管道、食品添加剂、受污染的肉类、污染、矿业、除草剂、携带病菌的禽类、不合格的私人疗养院和彩色电视机的辐射，但最大的威胁仍是汽车。他在哈特福德开了家私人法律事务所（这里迅速成为穷人的免费法律咨询机构），并坚持要求当地政府贯彻更严格的汽车安全条例。1964年初，他到华盛顿进行游说，劳工部长助理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以日薪50美元聘他为劳工部顾问。

和康涅狄格州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共事期间，纳德总结出一份要求加强汽车安全管制的长达200页的倡议书。他的首位专业秘密联系人是一位通用汽车的工程师，曾向他指出雪佛兰科维尔系列的车翻车系数过高。1965年11月，在其首本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的内在危险》中，纳德说科维尔“是历史上最难操作的汽车之一”，并指责汽车行业的从业者“在这种型号已投入市场4年、卖出1124076辆车后才有所行动。”

《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的精装本和平装本的总销量达45万册。1966年2月10日，拉尔夫因此作为汽车安全专业鉴定人加入了里比科夫委员会。3周后，纳德以安插私人侦探、拨打威胁电话、利用女人勾引他为由控告通用汽车，受到举国关注。一名通用公司工作人员在宣誓后承认，自己接到上级指示“给这家伙点颜色瞧瞧……让他不敢再捣乱……让他闭嘴。”纳德要求赔偿2600万美元，最终获得28万美元。这笔钱和他的稿酬都用于汽车安全事务。当《全国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于当年夏天通过时，《华盛顿邮报》认为，“这项重要法案得以通过，拉尔夫·纳德功不可没……他一个人战胜了美国最强大的产业。”

纳德自认为是国家交通安全局的监督人员，随后他将目光转向肉类加工业，结果是他促成了1967年通过的《健康肉类法案》。他扩大了攻击范围，原先只针对那些消费者的剥削者，现在还关注食品药品管理局、联合碳化工业、智囊团、不安全的卡车、纸浆与造纸厂、房产税、官僚、消费信贷、银行及超市。一位评论员说：“拉尔夫不是消费者守护人，他只是单纯地反对消费。”

和林肯·斯蒂芬斯时期的丑闻揭发者最终被批评不同，纳德得到了保守选民的支持。他相信，在无政府主义和社会动荡时期，在体制内部得进行改革。他是个线性思考者，拥护法律与产业秩序。股票经纪人为他提供赞助；波特女子高中为他提供志愿者。他如今招收助理（一个记者戏称其为“纳德骑士”），应选之人大都是中上层阶级的白人名校毕业生，他们的名字就像普尔曼卧车车厢的名称，如洛厄尔·道奇、威廉·哈里森·韦尔福德、鲁本·罗伯逊三世、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四世。其中的爱德华·考克斯还成了尼克松的乘龙快婿。

他的助手们被安排在国家新闻大厦的狭小办公室里，办公桌是二手货，椅子是在义卖中购得的，装档案用的是苹果藤条箱，书柜由木板和砖头搭成。他们一周工作100小时，只领着微薄的薪水；稿酬被用作活动经费，但他们毫无怨言。纳德本人年收入20万美元，而年开销仅5000美元。

他住在杜邦大厦附近一间带家具的公寓，月租金为80美元，他办公室的月租金是97美元，不配秘书。人们送给他的公文包被他当作档案袋，而他的文件则装在一扎扎牛皮纸大封套里，伴他四处闯荡。他的黑皮鞋早已破烂不堪，鞋带残缺不全还乱作一团。他身着皱巴巴的灰色套装，磨损的白衬衣，系着过时多年的窄领带。他身高1.93米，留着黑色卷发，脸孔青春英俊，被《新闻周刊》比作“弗兰克·卡普拉电影中吉米·斯图尔特一般的英雄”。他唯一令人惊愕的花销是巨额电话费，因为所有行业里的志愿线人的电话费都由他买单。

纳德的大部分收入来自演讲。他每周收到50封演讲邀请函，每年接150场，单场收费高达2000美元。他是继沃尔特·鲁瑟之后最能说的演讲者，一场演讲1小时45分钟从头讲到尾不间断。收尾时从不留花哨噱头，只是停止发言收拾东西走人。大学的听众起立鼓掌向他致敬，但他从不回头致谢。若有人找他给书签名，他短短一个字便将人家回绝：“不。”一个朋友说：“拉尔夫太怕被塑造成电影明星，或私生活被浪漫化，于是他完全放弃了私生活。”

拉尔夫是一个无法理喻的顾客。点菜时他会问女服务员：“每个三明治的火腿都切片了吗？这是天然奶酪还是人造奶酪？你吃糖吗？吃？我跟你说，那东西完全无用，毫无营养价值。”在飞机上他则告诉空姐：“这飞机上你能引以为豪的唯一东西就是这一小袋坚果，其实都该去掉其中的盐分。”当阿勒格尼航空公司斗胆挤掉他的预订票时，他提起诉讼，要求航空公司支付惩罚性赔偿金5万美元，一半给自己，一半给因他错过航班没能听到他演讲的观众们。

罗伯特·肯尼迪问他“这一切行为”是为哪般，拉尔夫答道：“我若是抗击虐待动物，没人会问一个字。”他说，自己的终极目标“不亚于工业革命的质量改革”，并拒绝所有使他分心的诱惑。尼古拉斯·冯·霍夫曼和戈尔·维达尔建议他竞选总统，他却说：“我对公职没兴趣。美国最伟大的工作是市民行动，政治也得被它牵着鼻子走。”

尽管拉尔夫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但致力于公益事业，对社会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力，有时他似乎也明白这一点。他曾说：“我们总是失败，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降低失败的程度。”听众视他为表演者，为他掌声雷动，但他们很少有人参与其中，遵循这个榜样，听从他的建议，与他并肩作战。他们仍开着底特律产的大型汽车，吃加工食品，往脸上抹昂贵的化妆品，抽有毒的香烟。

他曾哀伤地说道：“在两千年前的雅典，有个人大清早起床，满城游荡，思考关于自己与同胞福祉的问题。没人问他‘你和谁一道？’”70年代的美国人不需要问他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已知道答案，只是不愿与他并肩作战。最令他痛心的是，尽管他们为他鼓掌欢呼，尽管他们总说支持他，在这个物质主义的黄金时代，他们从未真正与他站在同一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