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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号角的又一次召唤（第6页）

10月26日星期五

早晨7点，美国驱逐舰“小约瑟·肯尼迪”号在距离拿骚东北方向大约180英里的公海上，与“马卢克拉”号货船进行通话。肯尼迪号驱逐舰升起“奥斯卡11月”的国际信号，示意其“必须停船”，“马卢克拉”号照做了。在不到一小时之内，由美国水兵组成的武装搜查队对其进行了搜查。船上并没有违禁物品，因此很快就被放行。此事表明莫斯科已经示意苏联船长接受检查，这的确鼓舞人心。

然而，执委会委员们依然感到闷闷不乐。因为苏联人仍然在古巴风风火火地建设导弹发射场。约几小时之后，第一枚导弹就能做好发射准备。在白宫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塞林格将此事记录下来，并做出相关评论，说苏联技术员明显企图“尽可能快速地获得全面运营能力”。一位国务院的发言人发出警告，如果他们继续下去，总统采取“进一步行动”就能“师出有名”。罗伯特·肯尼迪告诉多勃雷宁大使，总统最多能再拖延48个小时左右。

下午1点30分，危机真正出现第一个突破口，整件事情开始显得不同寻常。约翰·斯卡利是负责采访国务院的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员。他接到来自苏联大使馆的一位熟人的电话，此人名叫亚历山大·S·福明。据悉，他是大使馆参赞，同时也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上校。斯卡利说他很忙。福明激动地说道：“这事非常重要。请于10分钟之内到西方酒店与我见面。”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西方饭店里，福明说他想知道，国务院是否愿意就以下3项条款达成协议：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拆除古巴境内的导弹；让卡斯特罗做出保证，今后不再接受任何进攻性武器；美国保证以后不再入侵古巴。斯卡利说他会郑重考虑。7点35分时，这两人又在希尔顿酒店的咖啡厅碰面了。斯卡利已经与腊斯克谈论过这个提议，于是他告知这个苏联人，美国政府对此提议很有兴趣。福明听完马上就走了。

下午6点（莫斯科时间凌晨1点），从连接美国国务院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电传打字机上传送过来一份来自赫鲁晓夫的声情并茂的长信。苏联总理首次承认在古巴设有导弹。他说了他的提议：如果肯尼迪同意不再攻打古巴，那么他们将不再向古巴输送导弹，同时，古巴境内的导弹基地或者拆除，或者销毁。这就是福明所提出来的基本条件。下午10点，执委会就此事召开讨论会议。会议决定：通过正式照会接受以上条件，并于次日早晨予以答复。国务院里的苏联政体研究者们将夜以继日对此事加以详细甄别。同时也对福明提出的条件加以研究。10天以来，这是总统第一次在就寝时，坚信一定会找到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

10月27日星期六

还在危机的高峰期。给赫鲁晓夫的回信正在起草当中，莫斯科广播电台就将赫鲁晓夫写给肯尼迪的第二封信件公开了。这封信件的内容令人难以接受。赫鲁晓夫以拆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土耳其境内的导弹基地作为他撤除古巴导弹的条件。执委会对他提出的交换条件的可行性予以了充分考察，然后拒绝了这个条件。尽管现在土耳其境内的导弹基地已经不具有军事价值（事实上，不久之后这些基地将被彻底清除），但土耳其人却将其当作美国对土耳其承诺的象征。很多人相信，以廉价变卖同盟国武器的方式来换取美国的安全不仅会动摇，更可能会粉碎整个西方国家的联盟。第二封信与第一封信差别甚大，文风与赫鲁晓夫的风格不甚相符，读起来就像委员会集体起草的一般。据联邦调查局报告，驻纽约的苏联外交官正在准备销毁文件。理智的桥梁似乎濒临崩溃。除此之外，还有更加令人抑郁的消息。一架美国U–2飞机被击毁于古巴上空，这表明导弹发射场地的萨姆导弹发射基地已经全面投入使用，接下来就能发射导弹了。参谋长也参加了执委会的会议。他们主张在星期一发动空袭，之后便入侵古巴。除了总统本人，执委会委员的其他人都认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他说：“我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第一步……而是双方上升到第4步、第5步的时候——恐怕不会到第6步了，因为没有人会这么干了。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我们正在踏上一条极为艰辛的道路。”

罗伯特·肯尼迪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他提议他们可以忽略第二封信，而仅对第一封信予以回复。于是，迪安·腊斯克、乔治·鲍尔、麦乔治·邦迪、卢埃林·汤普森等人按这个要求起草了各式各样的信件。然而罗伯特对这些信件都不满意。他哥哥对他说：“既然你如此不满意，那你自己动手起草好了。”于是，罗伯特和汤普森就起身离开会议室去起草信件了。他们两人在彼此起草的两封信件中选择自己中意的字眼，并表示出对福明所提的一个建议的赞同，但恐怕赫鲁晓夫永远都不会考虑这个建议。总统看完之后，批准了这封信，并于晚上8点5分将其寄送给赫鲁晓夫，同时告知全世界，他已经接受了赫鲁晓夫的条件。然后，罗伯特打电话给多勃雷宁，让他去一趟司法部，并告知苏联大使他们剩下的时间只有不到几个钟头了。多勃雷宁对整件事情抱着悲观的态度，他说，克里姆林宫对卡斯特罗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白宫，总统强调，事情的后果对他而言可能一触即发。事情朝“两方面”发展的可能性都存在。麦克纳马拉在返回五角大楼的途中，望着天空，大声感叹着不知还能看到几次日落。汤普森则告诉自己的妻子，如果他回不了家，首都又要疏散人员的话，他会提前通知她和孩子们到哪里与他会合。

10月28日星期日

这又是10月里灿烂美好的一天。临近上午9点（苏联首都时间下午4点），莫斯科广播电台宣布9点钟将会发布一个重要声明。这是争取和平的最后一线机会。如果赫鲁晓夫拒绝肯尼迪的提议，那么美国就会马上派出军队。估计到时候麦克纳马拉手下的伤亡人员将达到4万~5万人。

苏联广播员开始播报苏联做出的答复。其中，第三段是关键部分：

为了尽快消除危及和平事业的矛盾……苏联政府……已经下达新的命令，拆除你们所谓的进攻性武器及其装备，并将其装箱运回苏联。

因为此事没有事先咨询卡斯特罗的意见，所以他宣称自己遭到了背叛，并拒绝承认该协议的有效性。然而，即便他能延长危机结束的期限，也无法最终阻止危机的结束。尽管这些导弹安放在古巴境内，但其所属权仍归苏联，况且古巴无人知晓应如何发射导弹。下午1点30分，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第136特遣舰队下达命令：停止所有船只登陆，停止一切武力展示。执委会所有会员开始欢呼雀跃，此时总统却说赫鲁晓夫能做出如此让步，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他警告所有人员不许发表任何有关美国胜利的消息。总统经过反复斟酌，给苏联总理写了一封信，结尾处言辞恳切：

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核武器在地球以及外层空间的扩散问题给予慎重考虑，并携手为禁止核试验贡献出我们的力量。

当天晚上，肯尼迪兄弟对这13天以来的危机进行了回顾与梳理。最后，总统说：“也许今天晚上我该去剧院看场戏了。”兄弟两人放声大笑。紧接着，鲍勃说：“如果你去的话，我陪你。”

美国人小像：彼得·卡尔·戈德马克

他是匈牙利著名科学家，1906年12月2日生于布达佩斯，和他齐名的科学家还有爱德华·特勒、约翰·冯·纽曼、尤金·保罗·维格纳等。但在其他几人致力于研发杀人技术之际，他却成为通信革命的领军者。那三位科学家为美国造出原子弹，他却将慢转密纹唱片和彩色电视奉献给了美国，展现了声音和色彩领域的崭新前景。

他出生在一个极具创造力的家庭。他的叔祖父卡尔·戈德马克是19世纪的歌剧作曲家，那时歌剧很引人注目。他的另一位叔祖父约瑟夫·戈德马克是红磷的发现者，而红磷是制作火柴头的主要原料。约瑟夫因抗议奥匈帝国政府而逃到美国，并参加了南北战争，为联邦军队发明了雷管，这对打败李将军有很大帮助。

彼得少年老成，从小便显露出像约瑟夫一般的特质。他占据了家里的浴室，把那儿当成自己的实验室，这让他的父母大为恼怒。未及成年，他便组装了一架大型电影放映机。随后，还是青年的他就告诉老师说自己在著名英国物理学家欧纳斯特·拉瑟福德的一篇论文里发现了错误。老师们刚开始都觉得荒唐，直到他当着老师的面重做了拉瑟福德的试验，证明了自己的论断是对的。

在一本杂志里，彼得看到一篇文章，作者约翰·洛吉·贝尔德，特立独行，是一个苏格兰的袜子推销员。此人于20世纪20年代便设计出一套原始的电视系统，得到了英国皇家学会的赏识，英国广播公司也同意让他进行试播。这篇文章正是装配接收设备的说明，还有出售成套零件的广告。彼得于是买了一套。过了几年，彼得描述了结果：“接收到的图像呈邮票大小，闪得厉害，你几乎搞不清那是什么。还是彩色的——全是红色。但那却是生平最让我激动的事儿。”

这一情景依旧让人激动。他获得了柏林理工学院的工程学学位和维也纳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在维也纳大学的许多次音乐会上，彼得都表演过钢琴和大提琴，这展现出他继承了卡尔·戈德马克的禀赋。然而，贝尔德的发明依然完全占据了他的想象力。《离子速率新检测法》是他的论文，他曾在维也纳科学院宣读过这篇论文，该研究为电视播放奠定了很重要的理论基础。他系里的同事们都请他留下来继续做物理研究，他礼貌地回绝了，他背着他的大提琴，来到了英国。

受聘于剑桥的派伊广播公司后，他制作了一部机械电视放映机。这台机器运转正常，但是派伊工作室似乎对它的发展并不感兴趣。两年后，他带着250美元的存款离开剑桥乘船来到了纽约。他申请了美国国籍，并向美国无线电公司申请工作。让戴维·萨尔诺夫很懊恼的是，他的全国广播公司的下属们居然没有雇佣这位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匈牙利科学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后来聘请了他。

彼得的新上司不久就发现他在克莱斯勒大厦的屋顶上安装了电视天线。4年相对清闲的日子过去了。1940年春天，这位上司访问加拿大时，偶然走进电影院，发现正在放彩色影片《飘》。后来他说，他简直被那迷人的色彩震惊了，离开时他觉得“自己的黑白电视有低人一等的感觉”。3个月后，彼得就发明了彩色电视。

彼得的色彩系统是以一个透明的拥有红、绿、蓝三种颜色片段的转盘为基础的。这个转盘在影像管前端旋转。比如说，当屏幕上要出现绿色画面时，绿色的透明带就会在摄像头前端。而在检视器上又有一个转盘，与影像管前端的转盘同步转动，调出合适的颜色，这些颜色迅速地交替变换着，观众的眼睛就能自然地把各种颜色混合在一起了。1940年8月，彼得向哥伦比亚公司的高层进行了一次演示。他们看到一组实验性的机器连续放映出了一株可爱的百日草、黑眼睛的苏珊、夕阳中的红帆、披着红色围巾的棕发姑娘、追逐着彩色水球冲入巨浪的金发女郎，最后，他们看到像歌舞杂耍表演一样，一面美国国旗在劲风中飘扬。

战争打断了这一切。彼得带领着一群工程师去研究可以干扰纳粹雷达的装置。1945年，他又回去研究彩色电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40年代末期进行检修，彼得的彩色电视机色彩绚丽，而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屏幕上却是一群绿色的猴子在吃蓝色的香蕉，这让戴维·萨尔诺夫感到十分尴尬。通信委员会采用了哥伦比亚公司的系统。萨尔诺夫高薪雇用了100名技术人员，拨给他们1.3亿美元，让他们调试出更好的色彩。

此时，彼得已经改良制造出了一种“荫罩管”。联邦通信委员会批准采用美国广播公司的色彩，可是美广播公司却需要“荫罩管”来展现出合适的色彩，这样就不得不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缴纳特许权使用费。后来，苏联和美国宇航局的“阿波罗”飞行器也使用了彼得的原有系统。

战后的一个晚上，彼得正在和几个朋友听霍洛威茨演奏勃拉姆斯作品的唱片。“突然，”他后来回忆说，“在音乐正播放时，中间卡了一下，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听到的最恐怖的声音。其中一个人赶紧去换唱片，但大家的心情都被破坏了。我知道我必须得让这种事情不再发生。”

三年后，他发明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每分钟33又13转的密纹唱片，这种唱片表明覆盖了一层乙烯基树脂来减少摩擦带来的噪音。每分钟78转的旧式唱片，每英寸注1英寸≈2.540厘米。——编者注有85~100道纹路，彼得把这个纹路数目提高到224~300道。这就是说，一张12英寸的唱片，正反两面就可以播放45分钟的音乐，也就是一首完整的协奏曲或是交响乐。萨尔诺夫宣布美国广播公司已经有了每分钟45转的唱片，因而对于放慢这一速度的必要性嗤之以鼻。但是哥伦比亚的第一张密纹唱片一经上市就大获成功，从巴赫到哈里·詹姆斯，从2.85美元的10英寸流行唱片到4.85美元的12英寸艺术珍品，各种乐曲应有尽有。美国广播公司的挑战失败了。

彼得50岁生日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委派了一位高层人员做他的总管。大家都叫他“照料彼得的副总”。这时，彼得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实验室主任。公司在离他家不远处的一块芳草如茵、可以俯瞰斯坦福的空地上，为他建造了一间实验室。弗兰克·斯坦顿说：“我们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就是为彼得建了一间实验室，供他随意使用。”这间实验室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获得了上百项发明专利。其中一项是一种回响装置，它能够再现大音乐厅里才能出现的颤音，增强音响的深度。还有一种供盲人使用的唱片机，一种能够将胃里的情况播放给外科医生看的彩色微型摄像机——这是彼得在多重身份中，以宾夕法尼亚大学医用电子学教授的身份发明出来的。他最不同寻常的发明也许要数电子录像了，利用这种小装置，观众可以在家里的电视机上收看节目而不用接收商业广告。一卷7英寸的微型影片可以放映半小时的彩色电视节目或一个小时的黑白电视节目，影片可以像唱片那样会自动落在盘上，放完后还能自动收回去。

在康涅狄格郊区有关彼得的传奇故事越来越多：他晚上如何与自己的邻居本尼·古德曼开办音乐会、和别人下棋、他那令人羡慕的密纹唱片收藏馆、他的房子像一座教堂，里面到处都是巧妙隐蔽的喇叭，从各个角落传出唱诗班的歌声。如果一个秘书上班迟到了，并说她的车出毛病了，彼得会当场为她修好。他对自己的那辆梅赛德斯–奔驰牌轿车的保养十分在意，加油站的工作员擦过一遍后，他还会马上自己再擦一遍。彼得不分昼夜地工作，有时在凌晨3点或5点还会给助手打电话：“我突然想到一些事情，到实验室来见我。”然后就挂断了。

关于他的脾气也有很多传闻。他是那个年代少数关心社会的科学家之一。他会为失业的黑人们找工作、担任斯坦福反贫困办公室的领导人、花很长的时间改革公立学校，要他们使用电视进行教育。他给斯坦福江滨小学捐赠了一间设备齐全的电视演播室。由于彼得付出的一些努力，他1971年退休时，美国有大约13的学校用上了胶片、投影仪或是其他可视化教学工具。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他的退休感到十分不安，这印证了彼得非凡的才能。公司提出聘用他10年，他不用做任何事情，而且每年给他75000美元，但是他拒绝了。他计划要将国内卫星和有线电视连接起来，要在美国东西海岸设置多达40个电视频道，他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上面。他还设想，未来全美国范围内都有连成一线的影视节目转播频道、有免费电视频道供选民进行投票、学生在家就能上课、全美国的传真报纸可以通过电视进行传递阅览。

20世纪60年代后期，有一次，一位电视台记者问他是否想过心灵感应会替代电视。彼得顿了一下，扶了扶眼镜，回答说，一种尚未发现的脑电波在未来某一天可能会被发现并利用。他又说：“但那还需要很久才能实现。”

播音室里一片沉寂。有彼得在，一切都是有可能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