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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世事维艰（第4页）

我们不妨看一下这些名字：1932年，罗伯特·F·肯尼迪7岁，弗兰克·丘奇和詹姆斯·鲍德温8岁，马克·海特菲尔德和诺曼·梅勒9岁，约翰·林赛、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和弗洛伊德·麦基西克10岁，惠特尼·杨和约翰·格里恩11岁，詹姆斯·法默、斯图尔特·尤达尔和查尔斯·珀西12岁，爱德华·布鲁克、乔治·华莱士、麦乔治·邦迪和拉塞尔·朗13岁，葛培理、奥维尔·弗里曼和小阿瑟·施莱辛格14岁，约翰·F·肯尼迪、小罗伯特·塔夫脱，小约翰·康纳利和劳伦斯·F·奥布赖恩15岁，阿瑟·米勒、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尤金·麦卡锡和约翰·托尔16岁，戴维·洛克菲勒、彼得·多米尼克、赫尔曼·沃克、索尔·贝娄、沃尔特·海勒和白修德17岁，威廉·威斯特摩兰、田纳西·威廉斯、乔纳斯·索尔克和斯图尔特·阿尔索普18岁，拉尔德·福特和理查德·M·尼克松19岁。

1932年秋，尼克松已在惠蒂尔学院读大三，主修历史，经营着家里的新鲜蔬菜摊。每天早晨天亮前，他开车到洛杉矶公共市场与菜农砍价，进货。尼克松家里并未受苦，所以尼克松是无怨言的8000万美国人（“大萧条”时期有8000万人既不挨饿又不靠救济）之一。然而，他受到的教育将他与这些人区分开，在18~22岁的孩子中，只有不到18的人上过大学、12的人上过中学。对于很多人来说，正规的教育仍局限于只有一个教师的小学，这样的小学全国有143391所。

如果回到1932年，典型的中产阶级大多住在城市里，郊区住宅区已开始形成，但只有18%的人生活在那里。男人可以和家人们舒适地生活，每天步行去上班，工作地点就在附近。如果一位20世纪70年代的人回到那时，会首先注意到明显的差异：黄色的停车标识、绿色的邮箱、厚重的牛奶瓶，以及破旧的房屋。1929年以来，这些房屋几乎没有重新粉刷过，还没有完工的房屋也被遗忘在那里。例如，在底特律东杰弗逊街，麋鹿会原定要盖的11层高的大楼已停工，大梁裸露着竖立了34年。

20世纪70年代的电器、小工具和物质享受还十分罕见。那时没有电动割草机、家用空调、自动洗碗机、干衣机、电热毯、定时自动开关收音机、保湿窗、尼龙袜、速干衣、冷冻食品、自动咖啡机、无线电动剃须刀、过滤嘴卷烟、电动牙刷、乙烯基地板、圆珠笔、电动打字机、录音笔、复印机、聚苯乙烯泡沫塑料、高保真立体音响、透明胶带、家用冰箱、录音机、彩色或宝丽莱胶卷、玻璃纤维钓鱼竿、垃圾处理器、收录机、扫雪机、电动手术刀、家用电吹风、电动开罐器和店铺背景音乐，虽然吉尔伯特·塞尔兹当时在《哈泼斯》杂志上预测，很快“我们可能就会有价格相对低廉又简便的机器，这些现在正在完善。我们将会在家里的收音机旁边摆上一个屏幕，上面有中心广播电台发送的影像”。那时没有彩电，甚至黑白电视也没有。无论如何，在没有这些电器的情况下，中产阶级还是从“大萧条”中幸存了下来（20世纪30年代的整整10年）。这是一群多么伟大的拓荒者啊！

大多数美国家庭都是用手工加煤的火炉取暖，每天必须清理两次。整个冬天，全国需要近4亿吨煤。送煤的人是全身黑黢黢的男子，他们把车停到地窖的窗口，将车里的煤倒在炉子旁边的箱槽里。当时的“冰箱”并不是电冰箱，而是一个装冰的箱子。主妇想要多少磅，在厨房窗口放上数字卡片100、75、50或25，卖冰人一看便知，就会送冰到家。只有富有的丈夫才买得起可以同时双面烤面包的烤面包机给妻子。（“我们的万能烤面包机！”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当年的商品目录里记载。）因为在大多数家庭，烤面包都是用煤气炉或以煤炭、木材为燃料的灶。炉子也可以用来加热烙铁，熨烫从洗衣房取回的皱巴巴的衣服，在没有热水器的家里，可以用炉子烧一大桶水拿去洗澡。

留声机是通过手动上发条，它们可能被称为Victrolas或者Gramophones（均为留声机品牌名），但从来没有人叫它电唱机。家庭主妇戴上防尘帽，开始了她大量烦琐的清洁工作，而且她唯一可以用的电器就是地毯清扫机。1932年12月，亚拉巴马电力公司供电的所有住户，共拥有185个吸尘器。大多数农场都依靠煤油灯照明，全国只有110的农场能用上电（在密西西比州这个比例是1100），90%的农村家庭没有浴缸和淋浴设备，75%没有自来水，50%需要从水井或小溪里挑水，洗衣服和给孩子洗澡都要在外面。（这一问题上，许多城镇家庭主妇也只有一个搓衣板洗全家人的衣服，通常都是星期一晾出去。）夏天昆虫多，总是一大困扰。那时没有杀虫剂，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唯一的防虫措施就是喷枪（“快，亨利，快拿Flit喷枪来！”）和捕蝇纸。如果一位母亲想喂孩子喝橘子汁，只能自己动手做。母亲买回新奇士橙，在铝制榨汁盘上一个接一个费力地挤压。

一个女孩学会如何用发卡之前（大约在同样的年纪，男孩会穿上第一条长裤），她的母亲会跟她解释，（有教养的）女士和女人之间的差异。成为女士有一定的好处，因为男子会为她开门；公共汽车和电车上会有人站起身给她们让座；当她进入电梯时，男人们会脱帽以示敬意；肉店老板会按她的要求给她切肉；杂货商会按照电话里的要求送货上门；当她有了孩子以后，按惯例要在床上休养10天（总费用为25美元，包括医生的费用）。另外，她也应该遵从她的丈夫，因为在婚礼上，她曾发誓“会爱他，以他为荣，服从他”。她在公共场合的行为应该合乎规矩。中产阶级的女士既不能在大街上抽烟，也不能顶着满头烫卷发的夹子就见客。她手包里装着化妆品的小圆盒称为粉盒，也只能在私人房间或女卫生间才能拿出来用。她绝不能骂人或说脏话。（有时她想知道，女同性恋是什么意思，但她可以问谁呢？）广告创意人想尽办法徒增女人们的烦恼，让她们产生各种担忧：口臭、狐臭、内衣臭、大屁股、粗毛孔、牙龈出血、烟臭、结肠问题、乳房下垂和脚癣。她的裙子最短只能到小腿肚。（任何裙子没有遮住膝盖的女人会被假定为妓女。）女士不会不戴帽子就出去，而她的丈夫也不能不戴折边毡帽出门，她可能会在她的韦思脱大医生牌牙刷上面抹上邦纳牌牙膏（绽放美丽笑容），涂上丹琪牌口红，但指甲油和染发剂不太可靠。理发师不知道如何使用染发剂，这样的事情优雅的女士甚至不会提及。一个纽约大学化学专业的聪明年轻人，上门推销他自制的“伊卡璐”染发剂，他发现要想把染发剂卖出去，只能说头发“上色”而不是“染发”。

作为一个母亲，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还有照顾病人的责任。疾病的治疗是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即使是看牙医，也意味着要遭受一个小时的痛苦。普鲁卡因（奴佛卡因的初级形式）作为一种最原始的麻醉药被广泛使用，但它必须当场调制并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许多病人仍不得不使用大圆头锉钻孔，因为当时快速钻孔器还没有面世，看一次牙医并不能解决太多问题。在许多医院，麻醉师只能用氯仿麻醉，乙醚会很快见效，尽管也没看出有多少改进。那时没有磺胺类药物和抗生素，95%的脑膜炎患者会死亡，肺炎也常要人命。即使是病毒感染（后来称为“流行性感冒”），也是非常严重的疾病。虽然看病的花销并不大，但实际上没有人有医疗保险（直到1933年，美国医学会才批准了蓝十字医疗保险）。因此，大多数患者都选择待在家由母亲照顾，她几乎不会借助药物。处方药仅限于少数的巴比妥类，尤其是苯巴比妥。因此，医药界的噩梦发生在1932~1934年，当时有3512家制药公司倒闭，留下超过5900万美元的债务。

过去做母亲比现在困难得多，但母亲所能起的作用却比现在大家长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青少年亚文化群并不存在。正如《韦氏大词典》所定义的“青少年”：“用于做栅栏、树篱的灌木”。年轻人被称为青少年，青少年都忠于自己的家庭。由于还没有出现现在这种普遍的青少年团伙，所以孩子很少与他们的朋友和家人之间产生冲突。没有哪个孩子想到要与同龄人讨论自己与父母间的冲突。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通常会在星期日下午开车出去兜风，孩子们会放弃棒球或跳房子游戏，跳上汽车后座，与家人出行。因为“大萧条”的到来，家庭活动反而有所增加。根据匹兹堡针对百余名白领和专业人员家庭的研究发现，多数家庭增加了家庭娱乐活动，例如乒乓球、拼图、跳棋、室内游戏、桥牌，特别是大多数人会听收音机。

收音机往往是客厅里最显眼的物件。无论阿特沃特·肯特、飞歌、银欣，还是根德，都很可能是现在已经过时的大急流风格。广播电台的节目安排会考虑到家庭成员的生活时间，所以白天会播放母亲听的连续剧，晚上播放新闻、喜剧和综艺节目。在这之间空余的时间就播少儿节目。

当地报纸列出的部分节目单如下：

1932~1933年冬，中产阶级男孩的着装几乎都是如此：羊皮内衬棕褐色的布外套、针织的帽子、灯芯绒短裤以及高帮系带靴，靴子的一侧还带有小口袋，其中一只用来放弹簧刀（夏季男孩会穿短裤和Keds牌凉鞋）。如果幸运，男孩还会拥有一辆ranger牌二八自行车，自带过山车刹车和防漏的垫式轮胎。不用车时，可以花1.5美元买一个防滑型卸扣挂锁，就能全部锁住。在那个时代，男孩的金钱和购买意识非常强。5美分可以买一块三种口味的冰激凌蛋糕、一个霍顿牌冰激凌、一块冰糖、一个面包、一杯咖啡、一份《星期六晚邮报》或《矿工》报或《自由》报，打一通本地电话。如果是1美分，可以买到一块糖果、一支铅笔、一张明信片、一个纸垫、一个玻璃弹珠或你最好朋友的想法。

如果你有零用钱（或是节假日补贴），或帮人铲雪、修剪草坪（一次25美分）挣到了一些钱，最快的花钱方式就是跑到街口拐角处的杂货店，买一瓶可乐坐在大理石桌旁悠闲地喝。不同的是，在俄亥俄州扬斯敦，一位自称“快乐自在的人”开着白色卡车缓缓地穿过郊区，摇铃叫卖，孩子们喜欢在那儿买冰棍。一个男孩如果凑到50美分，就可以买到最新一期《汤姆·斯威夫特》。正如戴维·里斯曼指出，男孩喜欢的故事英雄一定是“雄心勃勃、有目标、读者认同他们并试图效仿他们的人……他们赢得胜利的品质往往是一种自我控制能力……例如，要足够勇敢”。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级家庭中最广泛阅读的书是查尔斯·林白的《我们》。

孩子内心的志向（或保罗·艾尔默摩尔称它为“内在审视”），让他们产生实现目标的渴望，尽管“大萧条”遏制了他们很多无法企及的理想。1931年，《文学文摘》杂志进行了儿童理想职业的调查：8岁男孩长大后想成为牛仔、飞行员或军官，女孩想成为电影明星；18岁的男孩希望成为律师、电气工程师或建筑师，女孩则希望成为速记员或秘书。青春期是一段发人深省的经历，让人成长，但是它不会带来太大的乐趣。“童年是如此短暂，而生命的长河又那么长。”多萝西·迪克斯解释，“最好的情况下，母亲可以让孩子多过几年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之后他们也必然要面对现实。如果母亲没有培养孩子们坚强的品格，反而任由他们懦弱，无法应对艰难，那他们将付出痛苦的代价。”

孩子学到的第一课是个人形象的重要性（这将是他未来找工作时的一笔财富）。“坐直！”有人告诉他，“给，15美分，快去理发。”尽管孩子可能更喜欢FlexibleFlyer牌雪橇或一个Simplex牌打字机，他第一次得到的礼物却是一套价值8.95美元的蓝色毛哔叽套装，包括大衣、背心、灯笼裤和一双黑色的2.98美元的黄金债券牌皮鞋。每逢星期日和新学期第一天，孩子们都得这样穿，因为每一个母亲都像军士长带着白手套检阅他的士兵一样打量她的儿子（不知为何，孩子总是会忘了带白手帕）。母亲想让孩子给新教师留下一个好印象，但孩子从不会关心这个。

孩子会带着杰作牌写字本去上学，封面上印着一幅模糊的油画。他们费力地使用笔画粗、线条圆的帕尔默字体抄写作业。教室里的座位经常按学生姓名字母顺序排列。学校至少有一个房间的墙壁要用庞贝古城遗址或恺撒半身像装饰，里斯曼指出，版画和雕塑“意味着学校的装饰与孩子的心理需要无关”。课本中的课文在今天看来倒有趣了。少年时的林登·约翰逊在地理书上读到过：

法属中南半岛无论是气候还是人的性格都类似于暹罗。其森林覆盖的山丘上满是珍贵的柚木和硬木，山谷里是大片的大米和小米的种植田。这里盛产丝绸、棉花、茶叶和香料等产品，煤炭资源丰富。

公民教科书这样解释：

学不会顺从的孩子，一生都会吃亏。如果在家不服从，即使他参加选举，选出了制定法律的人，也不可能遵守国家的法律。了解我国政体的男女很快就会发现，服从政府的必要性和在君主制国家一样。

在托马斯·马歇尔教授被广泛使用的《美国历史》（于1930年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中，有这样一段话：

奴隶，虽然他身处一个奴隶制国家，但黑人的种植园生活总是很幸福的。他喜欢和别人共处，喜欢唱歌、舞蹈、讲笑话、捧腹大笑，他很喜欢鲜艳的色彩，骄傲地戴上红色或黄色的头巾。他想得到称赞，他对仁慈的主人或工头忠心耿耿。他从不着急，总是想把事情留到第二天。大多数种植园主明白，要得到最好的回报，靠的不是鞭子，而是重视、善待、奖励奴隶，赢得他们的一片忠心。

脱离实际的事远不只这些。在20世纪30年代的各地学校里（有好多年，连华盛顿特区的学校也如此），被禁止提及苏联。在地图上，苏联所在的区域是空白的，像非洲大片的“未探明地区”。每天上学，学生们都是以宣誓效忠祖国和基督教祈祷开始的，犹太教和天主教的孩子们也被要求参加。1932年，很多人相信上帝的存在，但似乎他是一个假正经。当年10月，《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横挑鼻子竖挑眼，抨击厄尔·卡罗尔的电影《虚度此生》内容有伤风化。与厄斯金·考德威尔一样，卡罗尔也在挑战卢斯的忍耐力：“卡罗尔先生的表演一直在触碰幽默的底线。丑角米尔顿·伯利将歇斯底里的粗俗发挥到了极致，有的观众看得脸红，有的哄堂大笑，喜剧演员伯利继续模仿一个不男不女的人，讽刺舞女的屁股，用扬声器喊出下流至极的话。他似乎从中得到了很大的乐趣。”最让伯利兴奋，也最让《时代周刊》愤怒的是，一些合唱团女郎的胸罩清晰可见。

那一年，梅·韦斯特和乔治·拉夫特在《夜夜夜夜》中亮相，那时美国中产阶级稍有了喘息的机会，一个朋友叫道：“我的上帝，多么美丽的钻石。”梅回答说：“亲爱的，上帝跟它毫无关系。”掌权者，包括威尔·H·海斯有时都忽视了这类低俗。在巴斯比·伯克利创作的第一部音乐剧《第42大街》中，一个合唱团的女孩说：“恐怕我得走了。”第二个人说：“第一个门在你的左边。”第一个人又说：“在我的长筒袜里。”但这种出格的淫荡一般很难逃过审查。对于青少年，性是所有事情中最忌讳的。但就像关于妖魔鬼怪的传说和玩忽职守的官员一样，每年1月1日，他们信誓旦旦痛改前非，定会在一星期之内故态复萌。对性知识报道的处理，实际上是使无尽的罪恶感得到解脱。每一个成长中的男孩都知道，手淫会导致脑损伤，最终导致“头发长在双手上”。

女孩子们都很担心谁在学校背负“骚货”或者“下贱”的名声。青春期的世界主要以男子为中心，这样就导致她们的处境更加艰难。女孩很少被邀请去骑自行车、交换钢弹珠或泡泡糖卡片、讨论克利夫兰全国航空比赛、玩掷刀、登山或夺旗，抓逃学等游戏（除非她们是姐妹或假小子）。男孩和女孩可能紧张地交谈，内容都是关于伊帕纳民间歌唱团、科里科特俱乐部爱斯基摩歌唱团和a＆P吉普赛人广播音乐节目的好坏。7月4日，当男孩们放爆竹、往人行道上扔摔炮、用爆竹把锡铁罐炸上天以庆祝独立日周年时，女孩们只会在一旁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因为每年脊髓灰质炎引发的恐惧，经济条件尚可的中产阶级父母（每星期8美元的花费不算高）至少会在夏天将孩子送出去一段时间。小儿麻痹疫情来袭时，人们待在家里，不去电影院，不参加集会，有的人甚至不戴纱布口罩就不敢出门。因此，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在童子军或YMCA（基督教青年会）夏令营学会了游泳，开始喜欢金银花的香味和围绕篝火横冲直撞的萤火虫和六月虫，他们明白了蝈蝈儿在8月叫，意味着之后的6个星期会有霜冻。

有时，全家人会带着行李，开着崭新的雪佛兰汽车（底特律离岸价445美元）出游。旅行是一种冒险，路上确实要面对真实的危险。安装在敞篷车或轿车背面的备用轮胎通常能派上用场，那个时代爆胎就是真正的爆炸。汽车没有那么舒服，汽车旅馆的伙食质量也不可靠，很难安心地休息一整夜，房间也很紧俏。据美国汽车协会报道，旅行者平均花一星期到达目的地，再花一星期返回。听上去似乎游览了很多地方，其实在路上的那些天可能平均每天只行驶了234英里。通过1号公路可以恰好穿过华盛顿、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的中心，还要去特拉华河和哈得孙河（乔治·华盛顿大桥仍在建设中）上坐渡轮。在缅因州，“大萧条”的冬天使得道路中间高，两旁土松，稍开快些，就容易出事。那时还没有州际公路。开车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只能走30号公路（林肯高速公路）到芝加哥市中心，再沿着66号公路前行。两者都是双车道道路，部分是未铺砌好的泥路，而66号公路穿越了落基山脉，急转弯处极陡。

如果这一切听起来像是原始生活，那必须补充一下，卡罗琳·伯德指出，那时美国社会的某些方面也很令人满意。当然可以肯定的是，那也得有钱，但不用很多。五六千美元的收入，甚至更少，就可以享受今天意想不到的舒适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环境更加宁静，没有轰鸣声、高冲力碎石机声、高压凿岩机声、链锯声、高保真音响设备声、录音机声或125分贝摇滚乐团的声音，甚至几乎没有铆钉机。他们的生活私人空间很大，联邦调查局只有不到300万人的指纹，包括社会保险安全码、邮政编码、长途直拨号和信用卡记录储存银行在内的数字社区都还未发明出来。那时上大学相对容易，1932年只有35000人申请入学。如果乘坐飞机，乘客享受到的都是一流的服务，因为航班很少。由于劳动力过剩，航空公司可能要求持有护士执照的空姐服务再周到些。

你无须预订酒店、高级餐厅、美容美发店和医院。没有人担心污染，看不到工厂的烟囱冒出浓烟。教师、理发师、裁缝，甚至医生，都会上门服务。如果你在办公室工作，秘书会每天早上准时来上班，他们不会在喝咖啡的休息时间消失，不会在办公室打私人电话，也不会抵触加班。塞缪尔·英萨尔会认为“效率的最佳保证就是工厂门口应聘的人排成长龙”，但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说得更含蓄：经济越倒退，服务越得以改善。

从20世纪70年代起，除了生活设施的便利，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就是外交事务。正如绝大多数美国人关心的那样，美国不仅不为外国危机担忧，也没有任何外交事务。日本侵略中国的粗暴行径，谁有时间去关注呢？同样，德国总统选举中，84岁的保罗·冯·兴登堡击败了43岁的阿道夫·希特勒，美国人对这两个人都不感兴趣。在伦敦，威尔斯亲王与沃利斯·辛普森夫人有染，当时两人已经在王宫里出双入对，当然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她已经有丈夫了。西贡（今胡志明市）很偏僻，所以好莱坞用它作为《红尘》的背景拍摄地，这是由克拉克·盖博主演的逃避现实的电影。中东部比中西部更安静，如《时代周刊》4月4日的报道，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是“少数民族（16.9%），没有政治权力，只是10年前国际联盟委任英国治理该地时，授予犹太代办处咨询权罢了”。

这才是20世纪30年代的第二年，后来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标志性的人物还没有多大名气。温斯顿·丘吉尔见诸报端，作为《面对这些风暴》的作者出现（1932年的其他作家包括威廉·福克纳、克里斯托弗·莫利、阿道司·赫胥黎、约翰·多斯·帕索斯、罗宾逊·杰弗斯、T·S·斯特里布林、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詹姆斯·M·巴里和查尔斯·诺德霍夫和詹姆斯·诺曼·霍尔）。萧伯纳、吉卜林、乔治·M·科汉和约翰·高尔斯华绥属于较早的时代，这些人的生日是公众关注的。在娱乐圈尤其如此，前5名的票房明星是玛丽·杜丝勒、珍妮·盖诺、琼·克劳馥、查尔斯·法雷尔和葛丽泰·嘉宝。艾琳·邓恩刚刚完成了她的电影处女作，克劳黛·考尔白（与莫里斯·切瓦力亚合作）也刚初出茅庐。金格尔·罗杰斯只是一个在巴斯比·伯克利合唱团的踢踏舞者。纳尔逊·埃迪和弗雷德·阿斯泰尔再过一年才进入好莱坞。4岁的秀兰·邓波儿出现在国家标准的屏幕（18英尺高，24英尺宽）上，出演一系列名为“宝贝秀”的系列短片。本尼·古德曼与汤米·道尔西住在一起，在纽约各乐队工作，在《霍夫曼姜汁啤酒时间》广播电台节目中演奏单簧管华彩乐段。在得克萨斯州博蒙特镇，16岁的哈里·哈格·詹姆斯行进乐队的领导者劳伦斯·卫尔克问道：“你不正要寻找一个小号手吗？”卫尔克让他做一个展示，詹姆斯尽情表演，卫尔克摇摇头，他说：“孩子，你的表演太吵了，不适合我们乐队。”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美国似乎对未来发展异常盲目。当奥古斯特·皮卡尔德教授坐着热气球进入平流层时，他在日志中写道：“我们已经到达了海拔54120英尺的高度。打破了人类所有的纪录！”那时的人们不知道，时间会瞬间淹没这些创举。威廉·贝比博士利用球形潜水装置下潜至百慕大群岛水下2200英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不会相信，30年后的潜水员可以在同样的深处待一个月。1932年，海军举行演习，美国航母滑到欧胡岛东北部，从几艘担任警备任务的驱逐舰旁溜过，在黎明“突袭”了珍珠港并“击沉”了停泊在那里的军舰。没有人注意到警惕的日本人当时在檀香山窥探，也没有人知道东京还收到了关于此次“突袭胜利”的长篇密报。

最引人注目的是，报纸读者不知道，剑桥大学的詹姆斯·查德威克爵士发现了中子，这是原子裂变的关键，可是它的重大意义未得到认可。根据当时的物理学说，只有具有极大穿透力的弹丸才能分裂原子核。这种分裂的概念不过是理论，当然无法由中子实现，因为它不带电荷。卢瑟福勋爵在一次会议上说，那些预言大量原子能将可释放的人只是在“做白日梦”。那时，爱因斯坦在从德国到加州理工学院避难的途中，认为这个想法简直“异想天开”。值得一提的是，铀唯一的实际用途就是用来漆夜光数字时钟表盘，作为镭的替代品。1932年春，铀开始投入使用，因为新泽西州钟表厂的业主发现，他们的涂镭工人已经得了绝症。他们震惊地获悉，吸入的镭在骨骼内不断积累，会导致人类死亡。时钟制造商立即改用铀，它非常安全，没有危害，没有一个人想到它也可能导致死亡，甚至都没有想到它会致病。

剪影：“大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