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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万里一统元朝统一政权模式（第3页）

大元王朝的三大支柱

蒙古帝国经过铁木真、窝阔台、贵由和蒙哥四任大汗，已经坐拥大片的农耕区，不再是创立者铁木真心中的那个单一草原政权的模样了。

1259年，蒙哥在征讨南宋期间突然死亡，大汗权力的争夺战在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之间爆发，两人都是蒙哥的弟弟，铁木真的孙子一辈。由于阿里不哥控制着蒙古高原上的都城哈拉和林，近水楼台，大部分蒙古王公们选择站在了阿里不哥一边，通过忽里勒台大会推举阿里不哥为新任大汗。阿里不哥的根基是草原，优势也是草原的骑兵军事力量。而且，蒙古帝国的公产可能也落入了阿里不哥手中，如果窝阔台没挥霍一空的话。

但是，率先自立为大汗的忽必烈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他的势力范围囊括了一部分草原和广大的华夏。如果把此时忽必烈的势力看作一方政权的话，那么他拥有的是一个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既有蒙古骑兵加上大量华夏军队作为军事力量，也有充足的粮食和其他物产作为军需。他面对的阿里不哥政权，则是一个单一草原政权。

两军围绕都城哈拉和林激战数场，难分高下。最终，粮草成为决定两个大汗胜负的关键。忽必烈有华夏粮食作为后盾，阿里不哥却没有。粮食不足的阿里不哥无法持久作战，只能撤出位处草原深处的哈拉和林，转向南面的伊犁河谷找吃的，从而导致军心涣散，不得不向忽必烈投降。这场历时近5年的蒙古帝国的内战以忽必烈的胜利而结束。

这是一场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对单一草原政权的胜利。可是，阿里不哥虽然被除掉了，但庞大的蒙古帝国也已经貌合神离，基本上分裂为四大汗国：北亚到东欧位于俄罗斯草原的金帐汗国、西亚位于伊朗的伊利汗国、中亚从阿姆河到阿尔泰山的察合台汗国，以及东亚横跨华夏与蒙古草原的元朝。忽必烈需要面对变得极为复杂的“帝国新局面”，他要增强自身的实力，让几大汗国的首领承认自己的大汗地位。

混合政权的优势是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的关键，经营华夏许多年的忽必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迈出了自铁木真以来历任大汗不曾走过的关键的一步——称帝。1271年，忽必烈仿照华夏传统称帝，选取《易经》中的“大哉乾元”，正式建国号为“大元”，然后定都于大都，亦称“汗八里”（意为大汗之城）。这样，忽必烈就兼具草原大汗和华夏皇帝的双重身份。

忽必烈称帝，并不是因为他梦想做一个华夏意义上的皇帝，作为蒙古帝国的“第三代领导人”之一，他具有多重身份。其一是他的草原蒙古人身份，他热衷于打猎野兽，和蒙古女人结婚生子，虽然建设了类似华夏城池的元大都，但他本人仍然喜欢住在毡帐之中。其二是他的华夏君主身份，他不仅用汉族人推崇的《易经》中的词句作为国名，而且还指定自己的儿子真金作为皇太子。这种直接指定继承人的方式，完全违背了蒙古帝国大汗选举必须通过忽里勒台大会的传统，这是对草原重要传统的背叛。其三是他还接受了藏地高僧八思巴的金顶灌礼，授予八思巴国师的地位，与藏传佛教联系紧密。

对于这些身份，我们很难说忽必烈都是有意为之，故意装扮的。有很大可能，他真的喜欢打猎，喜欢佛教，也喜欢一些华夏文化。当然，首先，忽必烈是一个政治家。如果说忽必烈有什么梦想，那就是他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华夏的生产力量，增强自己的实力，不战而屈人之兵地降服各大汗国的汗王，一跃成为蒙古帝国名正言顺、至高无上、唯一的大汗。

尽管忽必烈用军事手段击败了阿里不哥，但是在元朝内部或是其他汗国内部，许多蒙古王公私下里仍认为，那个在蒙古草原上经过忽里勒台大会选举的阿里不哥才是名正言顺的大汗。在他们看来，虽然忽必烈也召开了他自己的忽里勒台大会，但没有大部分蒙古王公出席的会议结果是无效的。

忽必烈不用问也知道蒙古王公背后的想法。终其一生，他都在为扭转这个不利印象而奋斗。

既然蒙古帝国大汗的标配业绩是对外战绩，那我忽必烈就拿出战绩来。

忽必烈的目标是偏安在华夏南方的南宋政权。如果能够征服南宋，他将一箭三雕：一是能收获重大的军事征服“业绩”，在蒙古帝国内部提升自己的威望；二是可以收获富庶的江南地区，获得粮食和其他物产的巨大生产能力，满足元朝运营的需要，增强元朝的实力；三是能够利用江南本身的财富或通过贸易获得的财富，“收买”蒙古帝国的各方势力，用钱实现军事无法完成的战略目标。

不论是人口密度还是物产总量，华夏都远远超过蒙古人统治下的其他地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在几次人口南迁的浪潮中凤凰涅槃，已经成为中华文明圈中最为富庶的区域。而且，在隋朝平定陈朝、宋朝平定南唐的华夏统一战争中，并没有出现残酷的兵祸，也没有大规模的杀戮，而是非常顺利地降服了江南的政权。于是，在元朝灭南宋之前，荆湖、两江、两浙、福建等广大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均非常发达。

不过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对南宋的征讨过程相当曲折，大汗蒙哥曾在征讨过程中死去。几十年间，宋蒙大战主要围绕四川、重庆的山地和长江中游的襄阳城展开。1273年，襄阳城在孤立无援、炮火轰城的绝境中打开城门投降元朝后，南宋的长江屏障不复存在，元朝平定南宋变得异常顺利，许多城池都开城投降，因而并没有遭受战火。特别是南宋都城临安（位于今浙江杭州市）于1276年“无血开城”，毫发无损地变成了一座元朝的重要城市，延续着它梦幻般的繁华景象，让此后不久途经此地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惊为“天城”。

元朝灭南宋，从政治上讲，不仅结束了南宋建立以来华夏150多年的南北分裂局面，更为重大的是，自从682年东突厥复国打破了李唐王朝短暂的史诗级版图后，辽阔草原与广袤华夏终于又重新统一于一个王朝政权之中，一个堪比唐朝史诗级版图的新王朝——元朝出现在地球上。

从经济上讲，元朝把整个华夏囊括其中，特别是拥有了生产力发达的江南后，它终于补上了草原帝国的最大短板，一个融合了广阔大地、众多文明的王朝从幻想变成了现实。

忽必烈把混合政权的规模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个政权不仅包括了全部的华夏和大片的草原，还囊括了女真人起家的东北丛林，以及宗教氛围浓厚的青藏高原。元朝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疆域规模，也必然会面对史无前例的政权治理挑战。

元朝作为混合政权，继承了金朝前期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政治、军事中心在北方，而生产中心在南方。金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惜举家搬迁到中原，基本上放弃了东北老家。元朝的政治、军事中心在元大都，甚至还要争雄草原，控制草原深处的蒙古帝国第一个都城——哈拉和林，而其生产中心则在华夏，特别是江南地区。从哈拉和林到江南水乡，实打实有万里之遥！

伴随着忽必烈建立元朝，甚至一直延续到忽必烈去世，大约40年间，元朝与西面的一些蒙古部族势力争斗不断，尤其是与窝阔台的后裔海都的势力之间频频爆发激战，海都甚至还一度攻占了象征帝国至高荣耀的哈拉和林。

因此，元朝的中心不重合问题更为突出，却又不能像金朝那样放弃老家，从以草原丛林为主体的混合政权蜕变为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因为忽必烈不仅是华夏的皇帝，而且他更看重的身份是蒙古帝国的大汗。

放弃广阔的草原？这等于是放弃蒙古黄金家族的血统，忽必烈决不答应。

那么，如何解决中心不重合的千古难题？

这个问题在隋唐时代就出现了，前人用隋唐大运河来解决问题。于是忽必烈也照方抓药，睿智的忽必烈甚至在很早就开始思考和布局混合政权的深层次整合问题，特别是草原和华夏的沟通。

1256年，忽必烈命令自己的下属在草原上修建开平府，也就是后来的元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还留有元上都遗址。此时的蒙古大汗还是忽必烈的兄长蒙哥，但忽必烈当时已经在管理蒙古草原东部到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他在靠近华北平原的草原一侧修建开平府，就是想更好地管理两个生产模式不同的区域，试图对草原和华夏进行整合。

等到忽必烈成为蒙古帝国的大汗和元朝皇帝后，他的构想更为宏伟，元朝的国家建设力度非常大。在前人贯通的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上，元朝将运河截弯取直，变成了南北方向上的京杭大运河，从华北平原上的元大都（今北京）一直通往曾经的南宋都城临安周边，把政治、军事中心和经济中心更加便捷地联系起来。

大运河的北方端点元大都与元上都一道，构成了元朝的“两都”。每年夏季，元朝的皇帝会从元大都启程，到草原上的元上都办公，在秋季再返回元大都处理国事。通过这种巡回的方式，元朝对广阔的草原和华夏进行有效的管理。

必须注意的是，京杭大运河线路上的截弯取直虽然更为便捷，实际上是以增加了运河维护成本为代价的。京杭大运河要穿过泥沙含量很高的黄河下游，还要穿过山东境内的小山丘，那里是整个京杭大运河的最高点。你能想象存在一条中游较高、上游和下游较低的河流吗？

元朝为了保障大运河不中断运输，花费了很大力气修建各种水利工程，比如大运河与黄河交叉点的清口枢纽工程、运河海拔最高点附近的南旺水利枢纽工程。这些工程集合了中国古代工程师的智慧，最终保障了大运河的畅通。不过实话实说，由于这些自然条件的限制，元朝时期的京杭大运河远不如听起来那么潇洒写意，它的效率很低，漕运量远不如后来的明清时期，而且很容易因为一点点自然灾害或社会动荡而停摆。

但是，漕运对于元朝又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其政治和军事中心在北方，元大都的官僚机构人员以及官僚的家眷、大批军队、大批商人每年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华北平原虽然也是产粮区，但根本不够养活北方人口，元朝必须每年从南方调运足够多的粮食到北方。

更为要命的运输任务，是从华夏向草原深处的元上都甚至哈拉和林的粮食运输。

据说忽必烈甚至让大臣郭守敬考虑修建一条运河，从元大都延伸到元上都。不过当郭守敬发现两地不仅有几十万米的直线距离，而且有几百米的海拔高度差时，这个逆天的设想只能被放弃。今天宏伟的三峡大坝也不过才百米高度，700多年前的元朝根本无法通过堤坝让运河水征服几百米的海拔高度差，从华北平原冲上蒙古高原。

为了有效控制广阔的草原，应付西方那些居心叵测的蒙古宗王的军事威胁，元朝在草原和西域地区长期驻扎几十万大军。要对大军进行补给，就必须运送大批粮食，一开始是每年20万石，到14世纪初增加到30万石。就算两方领袖忽必烈和海都死后，元朝与海都后裔达成了和议，来自其他宗王的威胁依旧很大，元朝仍然必须在草原上维持大军。1311年，元朝号称全部政府税收中有13要花在草原的军事防御上。史书记载在草原腹地的哈拉和林，“朝廷岁辇粟实和林忙安诸仓，至八十万斛而屯戍将士才免饥色”。

大量的钱从哪里来？大量的粮食怎么运？

与借鉴大运河经验类似，元朝把一种华夏存在很久的制度发挥到了极致，一箭数雕地解决钱粮问题。这种制度就是盐引制度。

在谈论盐引之前，我们要先看一下元朝的经济运转情况。

元朝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级别，超越了此前所有古代国家。而且元朝和其他蒙古汗国分支，比如西域各汗国、金帐汗国、伊利汗国之间有着同宗的联系，并由于斡脱商团的穿针引线，整个亚洲乃至欧洲、非洲的一部分都被纳入了一个完整的经济体内，其经济规模在古代世界真可谓空前绝后。

问题就此出现了，按照经济学规律，经济体的规模越大，经济正常运转所需的货币量就越多。在古代世界的经济生活中，往往以贵金属作为货币，比如华夏王朝曾经长期以铜钱作为流通货币：汉代的五铢钱风靡了400年，其影响力辐射隋朝；宋朝经济日益繁荣的同时，铸造的铜钱也攀上了新的高峰。元朝的经济规模比起宋朝来说更是登峰造极，因此需要更多用于交易的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