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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胡汉难分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第5页）

而在北方草原上的各部落看来，拓跋鲜卑虽然跑到温暖的南方做大了，但当年在草原上也不过是个小角色，没什么了不起的。现在草原上柔然很强大，那么我们认柔然当老大好了。

如果北魏能够依靠武力把北面的柔然和南面的南朝都打服，倒也能强压下这些讨厌的声音。问题是北魏被夹在两大敌对国之间，腹背受敌；而且柔然和南朝还借道西面的吐谷浑政权，彼此频频目送秋波，合谋对付北魏。在一时间无法依靠军事征战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北魏不得不考虑改变自身形象，消除华夏和草原上对自己不利的舆论，让天下人的心倒向自己。

向北，面对来去如风的草原帝国柔然，北魏不得不继续保持自己的草原传统，保有强大的部落骑兵性质的军队，以应对草原上的巨大威胁。这些以长城地带为基地的军队并不受汉族官员控制，而是掌握在拓跋人的手中。所以即使魏孝文帝选择走向单一华夏政权模式，北魏短期内也不可能蜕变为一个单一华夏政权，历史也不可能重回汉朝时代。

在军事上，北魏面对柔然采取了两方面策略。一方面，北魏骑兵秉承了草原战法，突击草原部落，以劫掠牲畜和人口为目的。北魏将那些俘虏来的草原人口安置在自己的边疆，充实边疆的军队力量，就像当年汉朝安置南匈奴部众那样。

另一方面，为了对付柔然汗国频繁南下骚扰劫掠，北魏政权不得不加强北方边境的军事防御，主要措施有两个：其一是修长城，其二是建立军镇。前面说了，北魏与柔然的关系，和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很像，因此北魏对付柔然的防御方式也借鉴了汉朝的经验。

然而与汉朝不同的是，北魏的南面还有汉族人主宰的南朝政权，他们掌握着华夏正统的话语权，贬损北魏不过是外来人，这对于已经拥有大量汉族臣民的北魏极其不利。汉族皇帝不需要过分强调自己为正统，他们只要说自己受命于天，老百姓就认同他们是汉族人的统治者。拓跋皇帝不是汉族人，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迁都洛阳、遵循汉制以及说汉话、穿汉服，这些举措都是北魏主动求变的方式。从舆论角度，北魏则不断地向华夏天下宣称“鲜卑不是胡”，对抗南朝的“正统”意识。

可是，如果鲜卑人不算胡人，那么谁是胡人呢？

这就要谈到匈奴帝国解体后的草原族群形势了。随着匈奴帝国的崩塌，匈奴这面大旗黯淡了许多，相反，蒸蒸日上的鲜卑的旗号在草原上越来越鲜亮。作为攻破匈奴的草原势力之一，鲜卑成为胜利的代名词，而匈奴则渐渐被视为失败者。

一个有趣的例证就是草原首领的称号变化。在匈奴的时代，单于是个光辉灿烂的词汇，是草原上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名称。随着匈奴的不断没落，单于的光辉也逐渐褪去，在南匈奴部众被并入华夏王朝境内后，单于逐渐变成了许多部落首领都可以使用的称号。在鲜卑等草原新势力兴起后，他们自然觉得将单于用作自己首领的称号并不相称。于是逐渐地，草原上诞生了一个新的称号——可汗，成为草原政权中最光辉的词汇。

于是在北朝文学作品《木兰辞》中，读者会看到“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的语句，可汗俨然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同样是在《木兰辞》中，还有“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天子”与“可汗”指代的是同一个统治者，这是十分有趣的现象，两个词汇并用，恰恰说明了北魏政权（《木兰辞》描写的场景可能是北魏抗击柔然的故事）草与禾兼具的风采，在朝堂之上，北魏的统治者是“天子”，尤其针对广大汉族人来说；在边境的部落民众看来，他是大家的“可汗”。

在拓跋部南征北战，吞并了其他鲜卑部落后，鲜卑这个旗号也基本上被拓跋部垄断了，北魏故意不把拓跋部之外的鲜卑族群称为鲜卑。比如，记载北魏历史的《魏书》把曾经归入鲜卑族群的宇文部称为匈奴，把段部和慕容部称作徒河。

所以北魏的思维逻辑是，胡人指代的是匈奴、乌桓，以及曾经属于鲜卑族群但被“开除”出去的那些人，或者笼统地说，除了拓跋鲜卑外的其他草原族群都是胡。

“鲜卑不是胡”，这句话其实是说给广大汉族人听的，因为面对这些少数民族的征服者，汉族人的逻辑是：“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也就是说，胡人不能当华夏的皇帝，只能当臣子。现在北魏宣称自己不是胡人，潜台词就是，我们鲜卑人是可以做华夏的皇帝的。

不过对于草原上的族群，北魏就不能大张旗鼓地说“鲜卑不是胡”了，这等于直接把自己放到所有草原其他族群的对立面，会犯众怒。那么，北魏该如何包装自己在草原上的形象呢？

443年，远在北方大兴安岭深处的乌洛侯国派人来到北魏觐见，告诉了北魏一个重要的信息，“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在“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的地方，竟然发现了北魏先祖居住的石洞！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连忙派中书侍郎李敞前去祭祀，并且“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在石洞的石壁上留下了祝文。

有趣的是，1980年考古学家在内蒙古阿里河的嘎仙洞中发现了北魏祭祀时留下的祝文石刻，石刻内容与史书中所记载的祝文基本一致，从而验证了史书记载的真实性。

祝文虽然是真实存在的，但嘎仙洞是否真的就是北魏先祖的居住之地呢？

考古学家并不能做这样的判断。因为从史书上看，在443年的觐见之前，乌洛侯国与北魏政权素无来往，这个大兴安岭里的闭塞部落怎么知道自己国境内的某个石洞就是几百年前已经迁移远走、部落称号可能变更多次的拓跋部的先祖居住的地方呢？更为蹊跷的是，太武帝拓跋焘怎么会如此轻易就相信了乌洛侯国使者的话，毫不怀疑地、隆重地派人去嘎仙洞祭祀并留下祝文呢？除非——

让我们脑补一下剧情：说不定这出戏就是北魏自己导演的，指示遥远的乌洛侯国派出使者说某个山洞是拓跋部先祖的居住地，然后皇帝顺水推舟派人去嘎仙洞祭祀。这个剧情当然没有直接证据的支持，但北魏自导自演的痕迹还是挺明显的。

演这出戏对北魏有什么好处呢？

当时北魏正与北燕政权打得不可开交，北燕是盘踞在今河北东北到今辽宁西南的一方势力，可以视作前燕、后燕政权的接替者。北魏的动向引起了整个北方草原包括东北亚地区的各个政权的重视，柔然、契丹、高句丽等政权以及其他鲜卑部落和非鲜卑部落都密切关注着“国际形势”，北魏是敌是友，一时之间扑朔迷离。

这时，北魏突然“找到”了自己祖先居住的山洞，“证实”了自己的根在遥远的北方，自己也是大草原和山林中的一员，和北方各个族群是同源的，即使现在北魏主要在“南方”的平原上混了，但故乡还是在北方。如此一来，北魏有朝一日成为北方各族群的领袖也就不违和了，变得合情、合理、合法了。

所以，北魏在草原上打造的形象是——“我也是草原的孩子啊”。再加上北魏在华夏宣传“鲜卑不是胡”，和汉族人套上近乎，于是乎“四海之内皆兄弟”，北魏意图气吞万里草原和广阔华夏的魄力显露无遗。

意气风发的北魏做着一统天下的春秋大梦，却怎么都没想到，毁掉王朝根基的力量不是来自北方的柔然，也不是来自南方的南朝，竟然来自自己内部，来自鲜卑子弟兵。

北魏北方边境的军镇往往被称为六镇，狭义的六镇是指从西到东排列的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县北）、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抚冥镇（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镇（今内蒙古兴和县）和怀荒镇（今河北省张北县北），广义的六镇指代北魏在北方边境上的所有军事城镇。

在北魏初期，军镇非常受重视，镇都大将的人选不是拓跋部的宗王，就是鲜卑八族王公，地位显赫。戍边的士兵也大都是拓跋族的氏族成员。当时六镇官兵的地位较高，享受很多特殊待遇，而且能够成为六镇官兵，本身就是一种荣誉。

可惜从孝文帝迁都洛阳开始，六镇距离都城远了，地位也降低了，不仅各种特权逐渐取消，官兵升迁的机会也大多被洛阳都城里的人挤占，其他地方的普通民众机会渺茫。

而且六镇地处农牧经济交错带，是拓跋鲜卑建国的龙兴之地，本身的鲜卑传统很深厚。北魏自从孝文帝改革后，把华夏王朝那套制度推向全境，导致六镇和北魏其他地区在经济、文化上的差异越来越大，六镇军民与北魏中央政权的隔阂越来越深。

六镇军民地位的下跌，是北魏向单一华夏政权模式转型的必然结果。

523年，怀荒镇的将领不给抵抗柔然进攻的士兵发放粮食，饥肠辘辘的士兵非常愤怒，聚众杀死了将领，发动了叛乱。很快，沃野镇的士兵在一个匈奴人的带领下也发动叛乱，高平镇也揭竿而起。叛军击败前来镇压的北魏部队，占据了六镇。六镇之乱爆发。手忙脚乱的北魏政权不得不求助于柔然来协助自己镇压六镇叛军。在勉强压制了六镇的乱局后，北魏境内却已经是狼烟四起，叛军此起彼伏，完全无法控制了。

偏偏此时北魏皇室内部还出了乱子，魏孝明帝被胡太后毒死，在镇压六镇之乱中崛起的北部地方豪强尔朱荣率军攻入洛阳城，发动了河阴之变，在黄河南岸杀死了太后、幼帝以及文武百官，皇室一脉几乎被杀光。必须要说的是，尔朱荣虽然协助北魏镇压六镇之乱，但他自己也是个“契胡”，从文化意识上来说，和那些宣称“鲜卑不是胡”的北魏中央政权就不是一路人。所以尔朱荣对于北魏朝廷的大开杀戒，不仅有巩固自己权力的考虑，而且有深刻的文化分歧在起作用。

经受了尔朱荣一番折腾的北魏政权已经名存实亡，很快分裂成东西两部分，并过渡到东面的北齐与西面的北周对峙的局面。

回顾北魏走向洛阳城这段跌宕起伏、血雨腥风的历史，华夏民众在乱世中如风中之烛的命运令人落泪哀叹。但是从文明融合的角度看，北魏时期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不管怎样，北魏从长城地带一路走来，走入洛阳城，并继续维持其政权达40年之久，算是草原背景的族群入主华夏的成功案例。由于缺乏协调草原传统与华夏体制的经验，最终走向了灭亡，但北魏的这段时光给后世草原与华夏的大融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打下了基础。

就拿“鲜卑不是胡”来说，虽然这一族群融合潮流遭遇了尔朱荣乃至此后北齐时期的文化分歧逆流，但在北周政权里，许多长期生活在华夏的鲜卑人基本上都以汉族人自居，认为自己是华夏正统，而土生土长的汉族人也不把这些鲜卑人当成少数民族了。当时许多鲜卑人的墓志中，在追溯其籍贯和先世时，绝大多数将其籍贯写为“河南洛阳人”，他们追溯自己的先祖时，竟然与汉族人的黄帝、尧、舜、禹扯上关系，甚至还能和汉高祖刘邦套上近乎。

汉与匈奴两大文明双峰对峙的局面，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大乱局的冲击，已经彻底被改变了，游牧人与汉族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不论是疆域、种族还是文化，都进入了糅合在一起的新阶段。

在游牧还是农耕、向南还是向北的选择题上，北魏最终选择了向南融入，选择了农耕为本，选择了单一华夏政权模式的发展路径，从嘎仙洞一路走入了洛阳城。这一决策给北魏带来了强盛，也给北魏埋下了祸根。北魏虽已逝去，但拓跋鲜卑人不愧为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文明融合之先驱，在他们身后，一个兼具草原与华夏的辉煌时代正走向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

飞旋在亚洲舞台

北魏之后，华夏虽然还分为南朝与北朝，北朝又分裂为东西对峙的局面，但历史趋势已经显露出来，汉末以来的魏晋南北朝400年大动荡正在逐渐走向终点，整个华夏也许要面临又一次的大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