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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胡汉难分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第3页）

这听上去是有点古怪，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刘渊确实有血缘资格来继承大汉王朝的正统。刘渊死后谥号“光文”，他被放到了与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同等的地位。

刘渊称帝后不久病死，但他建立的汉国以摧枯拉朽之势，把西晋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316年，西晋最后一位皇帝投降汉国，西晋灭亡。中原地区的士族为了躲避战火，带着家眷和民户向南方的长江流域迁徙，史称“永嘉南渡”；而北方的少数民族势力纷纷入主中原，填补大批汉族人南迁留下的空间。

偏安于南方的东晋宣称自己是“天命”所归，是华夏王朝的正统，幻想着冥冥之中的“天命”能够帮助他们收复中原，天下再度统一于晋。可惜这只是幻想，当时南方的经济基础远远逊色于开发很早的中原地区，融合了草原部落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实力也强于东晋。东晋的数次北伐无功而返，好在他们也抵御了来自北方的大举进攻。

从道理上说，曹魏篡夺了汉朝的基业，司马氏的晋又篡夺了曹魏的基业，然后被匈奴人的汉国赶跑，天命说挺勉强的。

站在这些占据了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势力的角度，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管理华夏呢？

这次时局动荡最初源于东汉末年汉朝政治、经济秩序的崩溃，主要是由带有宗教色彩的黄巾之乱触发的，其实和在北方生活的少数民族并无关系。西晋短暂统一三国后发生了内乱，很多少数民族是被华夏政权引过来协助自己的，这些少数民族甚至致力于恢复汉朝的那套政治、经济秩序，刘渊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即使在魏晋之后的大乱局中，各路少数民族的主流人群原本就居住在汉朝疆域，并非突然之间冲破长城南下的入侵者。

乱世出英豪，曾经被吸纳并长期蛰伏于东汉和魏晋之下的各部落纷纷崛起，他们当然关注所谓的“天命”问题，要把正统抓在自己手中。在汉朝覆灭之后，各个华夏政权都试图建立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和话语权。只是由于这些部落追根溯源来自长城以北，因此他们心目中的“天命”，与东晋这样的汉族人政权有着本质的不同。

就拿刘渊的养子刘曜来说，他对刘渊的那套恢复汉朝秩序的思路并不认同。刘渊骨子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汉族人”，但是刘曜生长于自己的部落之中，有着浓郁的草原文化背景。319年，他把刘渊建立的汉国的国号改为赵，因为他曾被封为中山王，中山属于古代的赵地。不仅如此，他还诏曰：“吾之先，兴于北方。光文立汉宗庙以从民望。今宜改国号，以单于为祖。”

刘曜直白地向天下人宣布，匈奴单于才是我的祖先。刘渊设立汉朝的宗庙，只是顾虑汉族人而已。他在祭祀时也尊崇冒顿这位先于他的时代约500年的匈奴英雄。

刘曜的所作所为，显然代表了支持他的五部匈奴人的意见。虽然刘渊曾经是五部匈奴的最高统帅，大家愿意跟着他干，但是刘渊长期在华夏当官，他的复兴汉室的思想其实并没有得到自己族人的认同。虽然匈奴帝国没有了，但是匈奴的“文化”并未消失。

在血雨腥风的征战之外，“天命”归谁其实只是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关心的一个次要问题，他们最大的现实问题是：草原血统的部落该如何治理华夏和百姓？

匈奴人也好，少数民族中的其他部落也罢，都必须面对政权如何组织、民众如何治理的问题，因为他们现在的疆域主要是华夏。看看匈奴人刘渊和他的汉国，我们应该把它视作一个匈奴政权还是一个华夏政权呢？在骨子里，刘渊和他的汉国更像一个华夏政权，就像他所标榜的汉朝血统一样，“很华夏”。

不论华夏政权的统治者的族群是有华夏背景还是草原背景，他们现在都要面对一种复杂的局面，那就是辖下民众的族群是多元的，民众的生产模式、文化习俗也是多元的。这样的局面不是之前汉朝的单一华夏政权模式、匈奴的单一草原政权模式所能应付的。在一片乱世中诞生的统治者必须探索一种适合新局面的新的政权管理模式，尤其是在族群人数少的草原背景的统治者要面对大量华夏民众的时候。

“天下”要往何处去？对这个问题答案的求索，将贯穿从刘渊起兵开始长达几百年的魏晋南北朝历史。

汉朝崩塌后，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都处于动荡之中，没有人想到，动荡会持续数百年。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疆域的统一未必代表了不同族群的经济和文化的统一，那么反过来，疆域的分裂也未必代表了不同族群的经济和文化的分裂。那些逐鹿中原的草原血统部落在带来异域雄风的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深深地影响了华夏。表面的疆域走向了分裂，里面的文化将走向融合。

走向洛阳城

刘曜的赵国史称前赵，算是匈奴人在华夏建立的政权，它最终亡于从自身分裂出来的羯族人石勒建立的后赵，后赵在长安附近决定性地摧毁了前赵政权。

匈奴人最后的哀歌绝响于曾经的汉朝都城——长安。匈奴与汉朝缠斗了几百年，两大强权曾经左右了东亚的历史，最终匈奴人的历史帷幕竟然在长安城落下，此情此景不禁令人唏嘘不已。

匈奴人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源于塞外的各部落势力仍在华夏混战。自西晋灭亡后，人们在看不见的无边黑暗中探索一条可行的道路。

匈奴人的前赵之所以灭亡，原因之一就在于刘渊之后，该政权过于依赖匈奴人“本家”，而没有把广大的汉族人纳入自己的政权体系中。灭掉了前赵的后赵也与前者类似，过于依赖羯人“本家”，没有包容汉族人。与前两者相反，灭掉了后赵的冉魏则提出了“杀胡令”，政权建立在汉族人的基础上，却把其他部落排斥在外。

前赵、后赵、冉魏等政权在面临政权组织形式的问题时，采取了“一元化”的策略：要么完全依靠战斗力强大的草原血统部落的力量，要么完全依靠人口众多的汉族人的力量，在草原政权模式与华夏政权模式之间采取单项选择，非此即彼。它们的旋起旋灭固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政权组织形式上的缺陷应该是它们灭亡的必然因素之一。

此后，一度统一了整个中原地区乃至北方地区的前秦，明显采取了不太一样的策略。前秦建立者苻坚雄才大略，他试图建立一个能够包容各个少数民族部落以及广大汉族人的政权。汉族人王猛是苻坚最得力的政权治理助手，而对于其他部落的人才，苻坚也积极吸纳。他对于被他征服的其他部落也宽大为怀，除了少数上层人士外，很多部落民众都就地安置。

所以从政权结构上看，苻坚的前秦政权有点类似于昔日匈奴结构的华夏版本，它由大量的部落联合组成，以苻坚的“本家”氐人作为核心，也积极吸收了其他部落的上层人士，当然也包括汉族人精英，这是前秦政权相对于前赵、后赵、冉魏等政权更为包容的一面。

不过，苻坚的政权模式的蓝图显然还是草原政权模式。假如苻坚的这个部落联合体的组织放到草原上，在地广人稀、时刻游走的草原环境中，或许存活的时间能长一些。问题是，华夏不是草原，华夏的人口数量和构成也与草原大不一样，不仅人口密度更大，而且主要以农业为生，汉族人是所有族群中人口最多的群体，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的社会是不能直接移植草原政权管理模式的。经济基础、人口结构要求在政权管理中融入更多华夏政权模式的内容，但前秦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用单一的草原政权组织形式来管理华夏，结果不容乐观。前秦这种单一的部落联合体，只是用人格魅力或军事强权来维系表面的联合，国家政权结构乃至国家文化层面上都还没有实现多族群的深度融合。

最终，苻坚为了统一天下而举兵南下，试图消灭东晋，却在淝水之战中败北，前秦貌似强大的国家立刻土崩瓦解，各个部落再次裂土分疆，各自为战。

在混乱中此起彼伏的政权，不论这个政权是汉族人建立的，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没能朝着政权组织和国家文化融合方面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真正的曙光出现在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的交界——辽东地区，以那里为根基，发展起来数个以“燕”为国号的地方性政权——前燕、后燕、北燕等。

辽东地区大体上在今辽宁省一带，曾经是汉朝的控制区域，因为那里虽然远离中原地区，但辽河两岸有可以耕种的土地，所以从经济模式角度看，汉朝在势力扩张的时候，完全可能把自己熟悉的华夏政权组织形式和文化移植到辽东。辽东的地方政权对于中原文化是熟悉的，对于华夏王朝的政权组织模式也是熟悉的。

同时，辽东又紧邻草原和森林地带，受到草原游牧文化和森林渔猎文化的影响。在这块并不算大的区域中，人们可以一一找出华夏村镇与农田、草原游牧营地和丛林村落等不同类型的人类聚集点。这片文化交融的土地，给这段黑暗时期投入了一缕黎明的曙光。

前燕是鲜卑人的一支——慕容鲜卑建立的政权，他们在西晋时已经成为辽东的主人，虽然名义上还臣属于晋朝朝廷。337年，慕容皝自称燕王，前燕登上历史舞台。这个地处偏远的政权有着与周边政权不同的组织结构，它是“二元化”的政权，兼具草原与华夏的色彩。在民政管理方面，它借鉴了华夏王朝的管理模式，大量使用汉族官僚，从而有效管理了境内的汉族人和农田。而在国家军政方面，前燕仍然保留了鲜卑人的部落管理特点，保持了鲜卑人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华夏动荡的时期，前燕政权相对安定，因此成为华夏流民重要的迁移地区。这些流民的到来，给前燕带来了劳动力和农业技术，也带来了华夏的管理人才，大大增强了前燕的实力。

而且，二元化的政权组织形式给了前燕很大的灵活性，当这个政权面对草原上的势力时，它能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骑兵对抗骑兵。前燕大军曾经深入草原，重创铁勒等游牧部落，俘虏人口、牲口返回。这种掠夺的战略带有明显的游牧政权征战的色彩，前燕清楚地知道华夏政权的优劣势。

而在面对华夏政权时，前燕同样极具战斗力，它既有凶悍的草原血统军队，也有农耕社会的物产作为后勤支撑。前燕曾经在342年击败后赵的20万大军，打开通向中原的道路，占据黄河下游的大片沃野，与西面苻坚的前秦以及南方的东晋一争天下。

虽然前燕在中原逐鹿中遗憾落败，但“莫以成败论英雄”，这并不代表它所开辟的二元化的道路失败了。慕容鲜卑在政权组织形式上的这种尝试，影响了周边的政权，尤其是其他鲜卑部落。慕容鲜卑入主华夏的梦想最终由另一支鲜卑人实现了。

人们通常认为，元朝和清朝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华夏建立的统一王朝，此外再无他例。其实，如果历史向前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群的一支——拓跋鲜卑从长城地带一个小小的代国开始，逐渐发展成北方的强大政权——北魏，经过短暂的东西分裂后，又重新统合到隋朝的旗号下，最终一统天下。

宽泛地说，如果我们淡化所谓的朝代更迭，那么代国—北魏—隋朝这条历史脉络，同样也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华夏的典型事例。特别是北魏南下的过程，是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区域大融合的深度探索，大大影响了此后中华文明的融合轨迹。

前面我们曾经谈到鲜卑人的两位领袖——檀石槐和轲比能，那是鲜卑族群开始与华夏人民接触的时代。而拓跋部作为鲜卑人的一支，其南迁的步伐是比较晚的。

根据史书记载，拓跋部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的南迁，第一次南迁发生在公元元年前后甚至更晚，也就是东汉初年到中期，拓跋部离开了世居的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地区，南迁大泽。学者们目前认为，这个大泽很可能就是今内蒙古北部的呼伦湖。在水草丰美的呼伦湖休养生息了一二百年后（真实情况可能是被强大的草原霸主匈奴长期压制），拓跋部第二次南迁，从呼伦湖一带南迁到匈奴故地，也就是今内蒙古中部一带，时间是160—170年，也就是东汉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