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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怎样观察一棵树（第3页）

在19世纪的英国，有一位致力于为英国立传的历史作家，他就是著名的辉格党人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他的《英国史》浓墨重彩地描述了1685年詹姆士二世即位到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这17年的历史。这17年是千年英国的命运枢纽，是诺曼底登陆以来传统命脉的继承，也是大英帝国未来荣光的发轫。麦考莱的著史风格自成一派。他说，最佳画作和最佳的历史著作用的方法都是“展示真相的裙角，却能窥见真相的全貌”。

我的书继承的是麦考莱的著史传统。我为你“窥见真相的全貌”的方法是在慢变量中寻找小趋势。

接下来，我来解释一下慢变量和小趋势。先说慢变量吧。

历史是由快变量决定的，也是由慢变量决定的，但归根结底是由慢变量决定的。

我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大多是快变量。不幸的是，信息增长的速度明显超过了真理增加的速度，于是，在信息的增量中，噪声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在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不是信息，而是对信息的筛选。对快变量的迷恋，让我们迷失在光怪陆离的世界里，只看到眼前，看不到全局。慢变量看起来没有变化，看起来离我们很远，看起来与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容易忽视慢变量，但慢变量才是牵引历史进程的火车头。

我来举例说明什么是快变量，什么是慢变量。天气预报能告诉你台风即将登陆，海上会有大浪，但是，只看天气预报，你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海上会有波浪。导致海上有波浪的真正原因是有月亮和太阳。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引发潮汐现象。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也就是朔日和望日，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方向相同，会产生大潮，也称朔望潮；每逢农历初八和廿二，也就是上弦和下弦，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互相削弱，会产生小潮，也称方照潮。天气是快变量，月亮和太阳是慢变量。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教授是一位观察慢变量的寂寞高手。他在2016年出版了一本厚达700多页的著作《美国增长的起落》。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在微软的全球CEO（首席执行官）峰会上，你都能听到人们在谈论这本书。《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谈到过这本书，比尔·盖茨也谈到过这本书。你能注意到他们在谈论这本书的时候脸上那种古怪的表情，他们说：“戈登教授的书写得非常好，但是……”

为什么托马斯·弗里德曼和比尔·盖茨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因为戈登教授的观点让他们坐立不安。我们听过很多技术乐观主义者的预言：科技会让人类的明天更美好，未来的经济增长会比现在更强劲。这些“先知”像挤在狂欢节人群前排的观众，兴奋地告诉我们下一辆游行花车上都有什么稀罕玩意儿，只有戈登教授站在沿街的摩天大楼顶层落地大窗户的后面，注视着下面渺小而喧闹的群众。

戈登教授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人类进步的“上帝视角”。我们看到的技术进步是快变量，他看到的技术进步却是慢变量。戈登教授说，美国在1870—1970年间出现了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济“大跃进”。美国这次的经济“大跃进”是由影响了我们衣食住行的一系列创新带来的：从电到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空调和电梯，从汽车、轮船、飞机到城市化，从电话、电报到新闻、零售。那么，20世纪90年代由电子计算机引发的“新经济”呢？戈登教授说，对不起，这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回光返照”。从历史的大尺度来看，电比电子计算机更重要。

戈登教授让我们注意到很多司空见惯的事物原来如此具有革命性。假如有一栋中世纪欧洲贵族的城堡和一套21世纪的公寓让你选，你选哪一个？当然是选21世纪的公寓。虽然中世纪的城堡巍峨壮观，但它没有和其他房屋互联互通，没有给水、排水，没有电灯、电话，没有Wi-Fi（无线网络）。假如有一个19世纪的农庄和一个20世纪的超市让你选，你选哪一个？你应该选20世纪的超市。虽然19世纪的农庄不用化肥和农药，产出的都是有机食品，但没有食品工业的发展，食物无法保质保鲜，你很可能会吃坏肚子，甚至可能会饿死。那么，我再问你，抽水马桶和智能手机，如果只能选一个，你选哪一个？我选抽水马桶。

慢变量是一种一旦打开就无法合上的趋势。戈登教授指出，在1870—1970年这100年里，后50年（也就是1920—1970年）的经济进步比前50年的更大。等一下。前50年的美国经济跃进我们可以理解，毕竟，从电灯到电话，从汽车到火车，这些发明都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1920—1970年？请你回想一下美国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1929年爆发了股灾；30年代是大萧条；30年代末美国被拖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是管制经济，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遇到了这么多的阻碍，美国居然在1920—197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

这就是慢变量的威力。有了电，就有了家用电器，有了家用电器，妇女的家务劳动时间就会大幅减少，妇女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现象；有了电，就有了电梯，有了电梯，才能盖摩天大楼，人们才能更加密集地居住在城市里，城市化会带来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又大幅延长了人口的预期寿命。虽然30年代美国经济一直低迷，但汽车行业的技术进步并没有停止，因为最早的汽车太简陋了，没有仪表盘，没有挡风玻璃，没有雨刷，这都要一点一点改进。

戈登教授对美国经济的洞察为我们理解中国经济提供了启发。如果你观察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要去看三个最重要的推动力就行：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创新。中国过去只有第一产业，也就是农业。工业化带动了第二产业，城市化带动了第三产业，而技术创新改变了所有产业的面貌。我们似乎对这三个推动力已经非常熟悉，但很容易低估它们的潜力和复杂性。

1950年，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手指着天安门广场以南一带兴奋地对身旁的北京市市长彭真说：“将来从天安门上望过去，四面全是烟囱！”当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一个农业国的梦想就是变成工业化国家。在计划体制时期，中国几乎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建立了门类相对齐全的工业体系。1964年，在国民经济非常困难的时候，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桂系军阀白崇禧的儿子、著名作家白先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在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公布之后，他和很多人一样，忘记了国共之别，只觉得这是一件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事情。计划体制并没有让中国真正实现工业化。1971年毛主席到南方调研，走到长沙的时候，身边一位工作人员上街排队，好不容易买到一条的确良裤子。毛主席对此感到很惊讶，中国居然没有生产的确良裤子的技术。1978年之后，中国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用邓小平的话说，是“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乡镇企业生产了大量廉价的日用品，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但中国还是没有真正实现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是在20世纪90年代对外开放之后才实现的。中国是在90年代之后才变成“世界工厂”的。我们在后文中还会更详细地讲到这一点。20多年过去了，全球化面临退潮，而制造业迟早会实现自动化生产，面临新的挑战，中国的工业化该何去何从？

中国曾经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估计早在战国时期，城市化率就达到了惊人的15%。唐朝的城市化率约为20.8%，南宋的城市化率达到了22%。唐天宝年间（742—756），长安有60多万人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北宋汴京人口达到140万。南宋临安的人口更是达到250万，这个规模比1000年前的罗马城大了一倍左右。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人口超过200万的大都市。宋朝之后，城市化程度反而下降。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0.6%，到1978年，城市化率也只有不到18%，仅仅略高于战国时期的水平。直到1983—1984年，城市化率才达到南宋的水平。随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急剧提高。首先是人口的城市化，大批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城市。其次是土地的城市化，房地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卖地的收入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这种快速的城市化很快就遇到了各种瓶颈。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在考察的时候曾感慨：“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市；走了一城又一城，城城像农村。”未来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子，未来的农村又会是什么样子？

曾鸣教授曾是阿里巴巴的总参谋长，帮助马云制定和完善了阿里巴巴的企业战略。当他还在长江商学院任教的时候，曾经写过一本书，叫《龙行天下》。在这本书里，他把中国的创新称为“穷人的创新”。一言以蔽之，当时中国的消费者收入水平太低，对价格最为敏感，为了适应这种市场，中国的企业必须想方设法压低成本。这种激烈的竞争培养出一批极其剽悍的企业，但这种压低成本的创新似乎已经难以为继。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过了某个门槛之后，消费者关注的就不仅仅是价格了。急剧扩张的中产阶层催生出中国的“市场红利”，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的规模已经超过美国，这会给企业带来什么样的机会？中国企业在核心技术方面仍很落后，可是，中国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又非常大胆、超前。中国企业的执行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企业，这是在残酷的市场环境下必须锻炼出来的生存能力。如今，中国距离技术的前沿越来越近，但冲刺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而且，不要以为只有这一场比赛，这更像铁人三项比赛：1.5公里游泳之后还有40公里自行车赛，之后还有10公里长跑，一项比赛的终点就是下一场比赛的起点，中国还能坚持下去吗？能得第一吗？

总之，叫得出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创新这三个变量的名字，与了解这三个变量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想要判断中国未来的趋势，必须深入观察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创新这三个慢变量。这听起来没那么刺激，甚至会很枯燥。当人们都在讨论哪里是风口、什么是潮流的时候，我会带你去看洋流。风口不重要，潮流不重要，洋流才重要。洋流发生在大洋深处，表层的洋流有两三百米深，这股洋流又带动更复杂、更湍急的海水流动。洋流没有潮水喧嚣壮观，不如台风惊心动魄，但只有洋流才能带你到很远的地方。

大趋势和小趋势

找到了慢变量，我们就能找到定力，但找到了小趋势，我们才能看到信心。

按照美国未来学家马克·J.佩恩的定义，小趋势就是占人口1%的群体出现的变化。比如，他观察到住在一个城市但去遥远的另一个城市上班的人、信奉新教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在家里上学的孩子、受过良好教育的恐怖分子等。佩恩的这一观察视角启发了我们：有些人群人口数量相对较小，却能产生与其人数似乎不相称的影响力。我们的研究方法和佩恩有所不同。我们并不严格按照总人口1%的标准来定义小趋势。这是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太大了。中国人口14亿，那1%就是1400万人口。哪怕是0.1%，在中国也有140万人，也不是个小数了。

我们关注小趋势，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化日益显著，大趋势不足以准确描述社会的多向度发展；第二，从社会演进的角度来看，很少出现泾渭分明的新旧交替，新的观念、新的现象往往是由原有的一些小趋势发源的，这些小趋势原本并不占据主流地位，但随着社会的变化，却能引起社会风尚的深刻变革。

让我们先观察一下小趋势的特点。虽然占中国总人口0.1%就有140万人，占1%会有1400万人，看起来人数众多，但你要知道，在其余99.9%、99%的人看来，这只是一个很小、很另类的群体。在小趋势里面的人觉得这是一片海，在小趋势外面的人则觉得这只是一滴水。不过，这些群体虽然人数相对较少，但更为团结，观念更一致，更喜欢尝试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而且他们同气连声，彼此鼓励和支持，形成了一个线上和线下的立体网络，这样就能成倍地放大其力量。

所以，小趋势的特点是：必须足够小，才能显示出锋芒，但又必须足够大，才能彰显出力量。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小趋势呢？在小趋势里面的人会觉得，这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力量，其实并非如此。之所以会出现小趋势，是因为首先有了大趋势。

我们拿盖房来说吧。盖房的时候一层一层起高楼，每一层的盖法都是一样的，盖出来的毛坯房也是一样的，但是，等到盖完房，要装修的时候，每一家的装修风格就不一样了。有的人喜欢金碧辉煌的洛可可风格，有的人喜欢2018年热播的电视剧《延禧攻略》中莫兰迪色系的性冷淡风格。所以，盖房子是大趋势，而装修就是小趋势。

我们再来看互联网技术。最初，你想做个网站得找专业人士给你做，但随着技术的发展，有了微博，有了微信公众号，你不需要懂任何编程，直接就能发微博和微信，做自己的自媒体。互联网平台是大趋势，而自媒体就是小趋势。

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发展初期看大趋势，发展后期看小趋势。在发展的初期，更重要的是大趋势。我们所有人都被大趋势裹挟着前进，那个时候，想要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并不难，就像行军的时候，你只需要跟着前面的伙伴，甚至拉着马尾巴朝前走就行。在社会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反而会出现分化。国家和国家变得更不一样，城市和城市变得更不一样，企业和企业变得更不一样，个人和个人变得更不一样。也就是说，人们首先得变得更相似、更平等、更富裕，然后才能变得更加差异化。

在未来时代，小众才是主流。

我要带你去的这场旅行从指南针开始，途经慢变量，最终到达小趋势。我们先用指南针确定自己的方位和旅途的方向；然后，我们会从慢变量的主干道开车上路，但会不时地从出口出去，在城市的街道、乡村的小路上游荡。我们会停下来，下车走进人群，和遇见的各色人物聊天，倾听他们的故事，了解他们的喜忧，同时用眼睛的余光扫视来来往往的人流，直到发现故事的主人公。

在我们故事里的主人公大多是小趋势的代表。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当我们走进他们的房间时，他们正在专心致志、兴致勃勃地做着手边的工作，丝毫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到来；当我们提出采访要求的时候，他们会不安而窘迫地搓着手：“为什么要采访我呢？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啊。”他们上不了新闻的头条，也不会出现在杂志的封面；他们并不隐居在荒凉的海边，而是生活在市井之中；他们是与你有着相同处境的人，而你能够感受到他们身上的勇敢、冒险、积极参与和激情投入；他们只是幸运地住在时代的枢纽地带的小人物；他们忘我地工作，结果创作出比自己更宏大的事物。

5个变量

接下来，我向你预告一下我们在2018年的旅途中找到的5个新“变量”。

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变量是大国博弈。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发现，这是2018年最重要的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意味着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将变得更加凶险。这也是我花费时间最长、精力最多，为你观察到的变量。从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之前，我就开始穿梭于中美两国之间，不仅采访了华盛顿和北京的官员、学者，而且与美国的犹他州、蒙大拿州的普通民众拉过家常；我不仅大量阅读了同行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而且参观过出口企业的工厂。我所看到的大国博弈，和很多流行的观点并不一样。

很多人关注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但对中美之间会出现贸易摩擦备感困惑，毕竟中美经济结构是互补的，而不是竞争的。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曾说，能让美国和中国和好的唯一可能就是火星人入侵地球。虽然只是戏言，但他道出了真相，人是一种群居动物，总是要分我们和他们的。事实上，是先有了他们，才有的我们，也就是说，先有了对手，才能保持自己人的团结。即使在和平年代，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在时时刻刻处处较量。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曾说，经济增长是和平时代的竞赛。这背后的原因是：哪个国家经济增长更快，就能证明其制度更有优势。如果补充一句，技术进步也是和平年代的竞赛。也有人说，这是由于特朗普总统的行为不可预测，谁也不知道他的下一条推特到底会说什么。理解一个人的行为，你只需要了解他的性格和经历，而特朗普的性格和经历都是非常易于识别的。仔细观察中美贸易的结构，理解了国际贸易的本质之后，你就不会对贸易摩擦本身过于悲观。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折点，美国已经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转折点呢？一般的解释是：当一个新兴大国赶超一个霸权大国，而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小时，国际格局就会出现巨变。这种解释并不全面。

内政决定外交。我所看到的大国博弈这个变量中出现的新变化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群想要下车的人，他们不愿意让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太快，感到眩晕，要求把车停下来，想要下车。理解了这个群体的诉求，我们才能理解民粹主义的兴起。这种力量不仅在改变着美国的政治风向，而且给欧洲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在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赢得竞选，都提醒了我们：民粹主义的土壤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深厚，民粹主义的影响比我们理解的更为深远。政治总是本地的，但其影响可能会波及全球。一只蝴蝶拍拍翅膀，就可能引发风暴，那如若是亿万只蝴蝶一起拍动翅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