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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都市发展的丰碑（第2页）

其时开封仍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华的都市。

如同外国学者论述古罗马一样，我们也可以从开封的上升中，看到开封的衰落。

黄河水患不仅在于中下游的决堤、改道，还曾经6次长驱直入开封城。自金以来，汴河、五丈河全被淤埋，以至河堤高出城市地面40多米，黄河遂成为“天河”、“悬河”。

人类可以在局部或筑堤或开流以应付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但从整体而言，我们面对着自然灾害的报复时，几乎是无能为力的。

北宋以后，中国大都市的轨迹曾发生过某种倾斜，似乎也有过中华文明寻求新的发展的预兆，被推翻的北宋王朝由北向南—但决不离开水，沿着大运河抵达杭州——时为临安。

风调雨顺的江南富庶之地终于没有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南宋灭亡后，明王朝先是建都南京，从杭州往北挪了一段，1403年，明成祖将元朝古都北平改称为北京，18年后迁都，了却回归北方正统的心愿，南宋造就了继开封衰落之后的又一个大都市杭州，而南京仅仅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因为明朝的经营便赶上了开罗，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直到15世纪初叶以后为北京所取代。从此除了17世纪短时期内，亚格拉、君士坦丁堡和德里曾向北京的居首地位挑战外，北京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城市，至1800年，伦敦后来居上。由此以后，中国城市的萧条与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组成了近代史上惨不忍睹的屈辱的一章。

这些简要的历史回顾告诉我们：中国的城市化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居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城市化也始终为生态环境所制约，中国的在近代的衰落与停滞，是与战乱频频、经济落后同步的。

著名的人类生态学家帕克认为，大城市从来就是各民族、各种文化互相混合、作用的熔炉，新的文化便产生于此种潜移默化的催生。就此而言，中国的大城市是典型的，比如北京，先后为两朝少数民族的君皇统治，我们至今仍然能在阡陌胡同中寻觅到元大都及清王朝的不少痕迹，北京的“京味”如同北京的四合院一样，是杂陈的也是独特的。

北京的另一特色是各个朝代的统治者对京杭大运河的重视，包括疏浚、漕运管理等等，这一条运河的源头活水实质上是命脉所在。

至于明清故宫、四九城、城墙、城门楼子则是古都北京凝固的庄严妙相。

近代以后，在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同步的情况下，中国城市的衰退自不待言，多少古城墙上留下的是血肉模糊的侵略者刀枪的烙印。

我们怎么能忘记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呢？

唯一的例外是上海，这个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城市，是租界统治和港口条约的产物，它的畸形繁荣至少不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而上海在急速膨胀过程中产生的一条发黑发臭的苏州河，一个严重污染的黄浦江，却无疑是要一直流淌到21世纪了。

1842年，上海人口为30万，1949年为300万，1960年高达600万。1990年出版的《中国国情报告》指出，1985年时上海有1180万常住人口、200万流动人口，每平方公里密度高达9782人的上海市区，“日产生活垃圾8000吨，建筑垃圾3000吨，粪便7500吨，工业垃圾2万吨，四项之和日产垃圾4万吨，一年达1500万吨”。如此众多的垃圾有多少流进倒进了黄浦江？

浦东的开发已经或还要使上海增添光彩，1949年以来作为曾经闻名，而又停滞多年的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将会重新确定。但愿上海成为中国人真正骄傲的大上海。

继1958年大跃进时期失败的城市化进程之后，1978年是本世纪内中国城市化的又一次高速发展时期，仅仅10年间，增加了242个城市、8000多个县辖镇，城市人口到1988年时已达到20177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8.4%。

根据联合国对未来城市人口的预测，到2000年时，中国城市人口总数为29257万，占全国总人口的24%。

毫无疑义，城市作为发展的丰碑正在中国多起来了，美起来了，它充分地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

同时，城市——尤其是每一座新城的出现也都在警示我们：中国的耕地又减少了！无论如何中国是个人口众多靠天吃饭的农业大国。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我们的基础设施是薄弱的，我们正在不断地建造一些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高大的危楼，而且我们应该明白；城市的扩张必定意味着高能流动与混乱加剧。

1993年地矿部的消息说：全国36个城市出现地面下沉。

谁能否认呢？城市又是脆弱的，最新的日本神户地震恰如其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只能寻找某种城市与城市之外的世界的平衡，让城市有更多的树木和绿地，有一天假如我们的城市成了真正的森林城市，并且和大自然有机地融为一体时，发展有望了，人类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