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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0章 小淫贼行凶作恶大校场演阵排兵（第6页）

“世显的确练兵有方啊，那些军卒精气神明显比以往强上许多，你怎么做到的？”漫步营内，丁寿随口问道。

“禀恩帅……”没了旁人在侧，戚景通恢复了以往称呼。

丁寿挥手打断，“如今你我官职相当，不必再如此称呼。”

“不管标下居于何官何职，恩帅就是恩帅，救命之恩，景通没齿不忘。”戚景通郑重道。

见戚景通说得坚决，丁寿也不再强求，只听戚景通道：“说来无他，无非立军纪、明赏罚、甄良莠而已，太祖高皇帝于洪武六年定教练军士律，骑卒必善驰射及枪刀，步兵必善弓弩及火铳，且上至指挥，下至军卒，皆有考成之法，标下依律而行，时加比较而已。”

“丁某果然没看错你，”丁寿满意点头，随即面色一沉，恨声道：“哼，早有定制？福英那些人却不知照法拣兵练将，一味喝兵血，吃空饷，着实可恶！！”

“恩帅……”戚景通欲言又止。

“世显有话但说无妨。”

“标下请罪。”在丁寿目瞪口呆之中，戚景通撩甲跪倒。

注：既然写到明军训练了，就多说几句，一家之言，大家将就着看，不感兴趣的直接跳过。

笔者也是网文读者，经常看到一些小说中所谓“三日一操”、“五日一操”的说法，大都理解为这是古代军队缺乏训练，三天或五天才操练一次，也有网友说是指三天或五天一个训练周期等等，当年本人只是一个吃瓜群众，看这些议论也就是日常消遣，不求甚解，不过自己动笔写大明，就查阅了一些资料，仅供参考，欢迎指正。

咱先说第一种看法，这说法也不能说是全错，因为《大明会典》中记载“成化元年，令大营提督官每月二次赴团营会操。每年二月十五日上操、五月十五日止。八月十五日上操、十一月十五日止。歇操之日，仍十日一赴教场点视”，由此看来，明军至少不是天天出操，夏季酷暑和冬季严寒应该属于歇操的日子，可所谓歇操是指训练不如春秋两季频繁，不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一天训练就都没有了，“正德八年奏准、提督各营、坐营准号头等官、于常操之后、俱令在营操练”，如果兵士不训练，那些官儿操练谁去。

况且一些特殊情况，也会改变常例，增加出操频率，“兵部奏盗贼掠近郭，宜令京营官军不拘冬月五日轮操例，时常操练以备调用”（《明武宗实录》），看来因为天气原因，冬月的明军可能才是符合五日出一次操的。

至于第二种看法，还是《大明会典》：“弘治十七年，定团营操法。每五日之内、二日走阵，三日演习武艺”，“嘉靖六年奏准：该操之时，提督官照常大操三日，坐营官小操二日”，这样看来，似乎符合五日一个训练周期的论点，问题是明军还有每天都训练队列走阵的呀，边军“每五日一大操，一日一小操。大操合一营人马而操之，始之以下营演阵……此则演习战阵之法也……其小操每日操两司人马……大操以立战阵之规，而小操以节军马之劳”（《曾襄愍公复套条议》），京营将士“总协大臣，每月以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日，合操。其余二十六日，各营将官，分练各兵”，似乎这种看法也不全对。

历史在发展，军事技术不断进步，操练体系也同样在不断完善改进，《大明会典》里的教练军士律是覆盖到全国的，明初无论在京还是地方卫所，都要轮班赴京御前试验，“军士中者受赏。不中者亦给钱六百文，为道里费”，至于军官就没这好运气了，手下军卒不达标到一定人数，自指挥使以下住俸降职，甚至面临发配的结局，“在京卫所发广西南宁、柳州守御。在外卫所，北方者发极南烟瘴地方，南方者发迤北极边卫分守御”，就是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都指挥使“所试军士、四分以上不中者，住俸一年。六分以上不中者，都指挥罢职”，在这样严格要求下，各地卫所肯定严抓训练考核，不敢放松。

（按：只罚官不罚兵，浓浓的朱元璋风格）

明中期嘉靖年间军屯败坏，屯兵大量逃亡，失去供养的卫所战兵的战斗力大幅下降，但训练的老底子还在，迭阵法立阵迎敌，倭寇同样占不到便宜，“今卫所之兵，所习者，不过迭阵法。迭阵法者，兵之正者也。今倭人跳梁轻捷，设伏用奇能为不败者，正兵也”，问题倭寇大多是散兵突袭，阵战所谓的拒马等等用不上，江南水网密布，稻田纵横，你想列阵也没处摆去，结果往往就是“欲以正兵应之未有不溃败也”。

（《皇明经世文编（徐长谷文集）》）

所谓名将，就是能够及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唐顺之根据江南地形改良阵法，创立了五个人为单位的鸳鸯伍，戚继光又在此基础上设立了十二人为一队的鸳鸯阵应对倭寇，待北上之后，又重新调整编制，配备车营，同时编写兵书，传播自己的练兵之法，当然戚少保认为自己只是总结光大了前人的操练技术，并非创造，明军训练体系得以再次发展进步，并在之后的万历朝鲜战争中大放异彩。

时间推至明末，此时的大明帝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熟悉明军作战方式的后金兴起，攻城略地，屡战屡胜，但也不是说此时的明军就是一触即溃的花架子，即便全面溃败的萨尔浒之战里也不乏有潘宗颜这样的亮点存在，明军失利后依然能“即退至前夜驻军之壕内，列四方阵，营周围掘壕三层，壕外密布骑兵一层，前列枪炮一排，其马兵后之壕沟外，列三排重枪炮，枪炮手皆下马坐待。其三道壕内，众军皆下马整队以待”（《满文老档》，天命四年三月），算得上有板有眼，颇有可取之处。

再之后无论是皮岛之战还是崇祯十三年的松锦大战，明军从将领到士兵战场表现和战斗意志也都可圈可点，与清军打得有来有往，互有胜败，清军赢得绝非一帆风顺，尽管清初史料讳败言胜，隐瞒伤亡，但从一些资料和满洲丁口变化中仍可窥一斑。

（《崇祯十三年辽东战守明档选》、《满文老档》）

一场战役的胜败军队训练是重要因素，但一个王朝的灭亡却不能全部归咎于兵事，大明传国二百余年，体制僵化，积重难返，再赶上天灾人祸，朝中忙于党争扯皮，练出再多的精兵良将和新式火器也只是给对手送菜，反观后金政权，既有在小冰河的气候条件下极力拓展生存空间的必要，奠定辽东胜局后已然攻守倒转，统治者尽管在内部争权斗争中手段血腥酷烈，但能快速有效整合一致对外，针对明军战术武器变化及时调整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明亡清兴，有其偶然，但清军能入主中原，马踏江南，也绝非全靠运气。

其实不光是明军，秦汉唐宋，两千年来中国自有一套军事操练体系，不断积累发展，从没断绝，相比同时期的欧洲，那才叫几乎没有军事操练。“很稀奇，在15世纪末之前，很少有人提到有过这种形式的操练”（MichaelPrestwich《剑桥中世纪战争百科全书》），中世纪以来的军事规程中从来没有提到过集体操练这回事，直到15世纪晚期才有，是由勃艮第人开始的，要不是西西里十字弓手的出现，集体操练可能要推迟到11世纪。（Rogers，Soldiers“Lives，68–69）直到文艺复兴，欧洲才重新捡起了古希腊的操练制度，纳入常规，于16世纪中期开始推行，并对此”操练的革命“津津乐道。

说到明末，这是穿越者的重灾区，单穿群穿混合穿，卫星轮船带仓库，单说群穿吧，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有那么一些人，认为一群废柴白领，军事素养来源网上吹水，训练水平仅限在校军训，戴头盔穿着防刺服，拎着棒球棍，踢着正步就能去平推明军，甚至任何一支古代军队，不得不佩服这种想法，也不知这些能人和梁静茹到底有多熟，古人和今人比较，缺的是见识，不是智力，少的是营养，不是体能。

古代军队中的旗帜金鼓号令，相当繁复，不是简单的归结于击鼓而进，鸣金而退，不同音色的号角声表示不同的命令，士兵还要根据命令及时作出反应，能达到这些的人，智力能差到哪儿去？

何况古代还有军法来帮他们加深理解。

笔者参加军训时曾看到一位同学，被单拎出列，十几遍下来一个归队的动作都没做明白，最后是逼得教官认命，这位同学如果放在古代军队中，挨一顿棒子炖肉都是轻的，如戚家军那般军法严厉的，直接就是一刀过来，那些只踢了几天正步走个分列式，喊了几声口号的大能们，哪来的自信能跟这种古代军队放对。

你也可以说我们打的明军都是卫所兵，一帮吃不上饭的农民，面黄肌瘦，体力不行，那可以试试到农田里插几天秧子，或者到工地搬几天砖，看先累趴下的是哪位，而且明军将领也不是傻子，有谁放着战兵不带，非领一群屯田兵出征的，连大明那些监军公公们都知道“役占健卒置于标下”，那些需要临战搏命的指挥千户们，不知道带些真正能打的士兵参加战斗，是嫌自己活得长，急着给对方送人头么！

再则明军也不是没肉吃，宋代《武经总要》里有驻防时平日额外口粮配付“牛一头食之，五十人可一日”的记载，明代《武备志》可以看出明军是继承了宋朝的军粮配给制，再则吕坤《实政录》里也提到明军每十日得到酒肉各一斤，所以不用替人操心营养不良的事了。

一句话，封建军队的训练强度和组织能力肯定不能和现代军队媲美，但也不是异想天开的宅男废柴们可以任意蹂躏刷经验的对象。

想想连只鸡都没杀过的现代人，开着正步迎面撞上排着整齐队列，整日练习武艺就琢磨怎么用人头立功的古代军人，你说你知道历史进程，你懂函数，你会解微积分，哪怕你能证明哥德巴赫猜想都没屁用，九成九是被对方打出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