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8章（第1页）

1859年，英国第一个女权组织“朗汉姆女士”（ladiesoflanghaplace）成立了“促进女性就业协会”。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中最著名的领导人是沃斯通克拉夫特（arywollstonecraft）。她是第一代女性运动的活动家。她提出两性充分平等的要求，包括两性平等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反对贵族特权，强调男女两性在智力和能力上是没有区别的。她主张，女人应当不再受制于她们的身体以及由身体所带来的情感。她的名著《为女权辩护》成为女性运动的经典。

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为女权辩护》一书中为女性要求工作权、教育权、政治权和投票权。她激情澎湃地说：“我久已认为，独立乃是人生的最大幸福，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即使我生活在一片不毛之地，我也要减低我的需求以取得独立。”（沃斯通克拉夫特，第9页）

她还激愤地指出：既然女性不是一群寿命短促、微不足道的人，为什么要使她们保持无知的状态而美其名曰天真呢？这样劝告我们，要我们仅仅成为文雅的家畜的人，把我们侮辱得多么厉害啊！例如，他们十分热心而又经常地劝告我们：要有迷人的温柔，要用服从来取得支配权。这是多么幼稚的说法。一个堕落到用这种阴险方式取得支配权的人是多么不足取啊。她认为，自从远古时候起，男人就觉得使用他的实力来征服他的终身伴侣对他有利，并且用捏造的事实来说明她应该甘受压迫，因为整个宇宙都是为了他的便利和享乐而创造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第23-32页）她的思想就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漆黑的夜空，在当时沉闷的性别秩序中造成了振聋发聩的影响。

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中还有两位值得提起的代表人物。一位是泰勒（harriettaylor），其代表作是《女性的选举权》；另一位是穆勒（johnstuartill）。穆勒是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波时最著名的女性主义男性学者，他于1869年出版了一部以《女性的屈从地位》为题的著作，提出女性没有理由被排除在领导职位之外，并提出只有在女性有了选择自由之后，才能知道她们的“自然”能力是什么样的。这两部著作也被视作女性运动的经典之作。

穆勒以一种英国式的高度理性态度来看待两性平等问题。他冷静地分析道：如果男人对女性的权威在最初确立时曾是有意识地比较了组成社会的政府的不同方式的结果；如果在试行了社会组织的其他各种方式——女人驾驭男人、双方平等以及可能设计出的诸如混合的和分离的方式——的经验证明了的基础上作出决定，这种方式，即女性完全受男人管理，公共事情不许她们过问，私下里，每个女性对她的命运所宗的男人只有法律上的服从义务，是对于双方幸福和安宁最有利的安排；那么，它的普遍推行就相当可能被认为是种证据，证明当它被采用时，它是最佳方案，虽然在当时选择它的种种考虑可能像很多原始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一样，随着时代的推移不再存在。但是，这个问题的情况在各方面均与之相反。（穆勒，第258页）他的意思是，那些“如果”并未发生，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并没有经过比较和实验，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男尊女卑的秩序和等级的实行是人类两性关系能够选择的最佳方案。

一、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2）

穆勒论述道：在早期，男性的大多数以及女性的全体都是奴隶。许多时代逝去了，其中也有高度文明的时代，没有一个思想家有勇气对这一种或那一种奴役状态的合理性和绝对的社会需要提出过质疑。后来，人类终于废除了对男性的奴役制，对女性的奴役也逐渐变成了一种较温和的依附形式，但是它并未失去其残酷无情的渊源的污点。（穆勒，第259页）穆勒还独具慧眼地深刻指出，在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这件事上，拥有权力者比在其他事例中的拥有权力者有更多的防止反抗的手段。每个从属者生活在主人的眼皮底下，也可说几乎是在他的手掌之中，同他比同自己的伙伴亲近得多，没有联合起来反抗他的手段，没有哪怕是局部征服他的力量；另一方面，却有寻求他的欢心，避免得罪他的最强烈的动机。”（穆勒，第264页）穆勒认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已经被当作一种“自然”的秩序被人们普遍接受下来。“不自然，通常的意思是不习惯，一切惯常的事都是自然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女性从属于男人是个普遍的习惯，任何背离这种习惯的事就自然地显得不自然。”“男人对女性的统治与其他形式不同的在于它不是暴力的统治，它是自愿地接受的，女性不抱怨并同意参与。”（穆勒，第266页）穆勒痛恨那种“男人从小就可以不凭任何本事凌驾于女性之上”（穆勒，第342页）的状况，认为这是一种不公平、不正义的状况。他所期待的现代社会的理想的两性关系是什么样的呢？“什么是现代世界的特点，即区别于早已过去的时代的现代制度、现代社会观念、现代生活呢？那就是：人不再是生而即有其生活地位，并不可改变地被钉在那个位置上，而是可以自由地运用其才能和有利的机会去获取他们最期望的命运。”（穆勒，第269页）穆勒的女性主义思想是当时自由主义思想家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他身为男性，本已享有了这个特权阶层的一切便利，却能够为当时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弱势群体仗义执言，十分难能可贵。他写于100多年前的著作至今被人们提及并被各种文字翻译介绍到世界各地，有力地证明了他的思想所蕴涵的巨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