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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第1页）

当签定《慕尼黑协定》的消息传到美国时，大多数人都在宽慰中松了一口气。《纽约先驱论坛报》宣称，应当用"衷心的掌声"来欢迎张伯伦"谨慎周到的正直"和"自我牺牲的热诚"。孤立主义分子则将《慕尼黑协定》看成是支持他们论点的又一活生生的事例，因为它似乎看来证明，欧洲各民主国所关切的仅仅是它们自身的利益。纽约《邮报》当时评论道：「如果这场超级大出卖还不能迫使华盛顿当局回到我们的孤立政策上来，那就唯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大家了！"副国务卿韦尔斯宣称：２０年内，世界有达到"基于正义和法律的新世界秩序"的最良好的机会。

纵观整个捷克事件，不难发现其主角是希特勒和张伯伦。罗斯福在后期介入时，所有关于这一争端的原则和解决方式已被主角们确定了下来，进一步的谈判只是关于移交的方法和时间。正是基于这一既成事实，罗斯福才决定拒绝直接参加任何由于他的干预而举行的会议。罗斯福既不愿公开表示支持英法的建议，因为他曾对林赛大使说他理解英法两国政府面临的困难；又不愿公开发表反对德国侵略，"以免它可能鼓励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无谓的抵抗"，从而挑动欧洲战争。但同时，罗斯福又似乎怀疑希特勒真正如他在９月１２日的叫嚣中所表白的，欧洲和平系于苏台德一地。被"德国的蛮横外交唤醒了"的罗斯福担心，即便是希特勒获得了他现在想得到的东西，他也还会向波兰丶丹麦和罗马尼亚等国强行提出类似要求，一直到爆发战争。而如果英丶法和俄国按部就班地进行斗争，他们将无法取胜。这样一来，剩下的只有两个办法似乎能防止这个最坏的结果：第一，他建议西方国家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可以"根据合理的界线重新划定那些令人不满意的边界"，如果会议在欧洲以外的某个地方如亚速尔群岛等地的话，他可以考虑参加。第二，如果西方国家认为会议不能解决问题而选择战斗，那他们就应该封锁德国，封锁北海丶地中海和苏伊士运河。而美国因中立法的限制，对于这一努力的贡献将十分有限。所以，他希望争端各方最好还是回到谈判桌边。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他才在９月２４日后战争危险骤然增大的形势下，向争端各方发出呼吁。这时他和张伯伦一样了，即寄希望靠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持久和平提供基础，并将此视为最后的手段。如果希特勒被证明是得寸进尺和贪得无厌的话，则仍然可把战争的责任理所当然地归于希特勒，从而使舆论一致赞成美国大力援助英法被迫从事的上述第二个方法——与德国的战斗。

可见，在慕尼黑谈判中不起多大作用的罗斯福，只是在外围以自己惯用的行事风格对谈判这种形式（而非其内容）实施了最后阶段的有限度的干预。这种干预在实际效果上配合了张伯伦。它基于一种假设，即希特勒的目标是有限的，并且通过明智的让步政策能把德国重新引入到国际体系中来。当罗斯福在不久就认识到他的这种假设确如他曾所担心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基于良好愿望或宁可信其有的假设时，他就开始放弃这种美国牌绥靖。当希特勒并不把慕尼黑当成问题的最终解决并吞并了整个捷克时，绥靖的失败使罗斯福又回到了欧洲最初危机时他所形成的观点上，即用美国的经济资源支持英法以遏制德国的进一步扩张，而这就需要修改中立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慕尼黑危机及罗斯福的干预标志着"美国的一种政策的最后阶段和另一种政策的开始"。

远东的难局

美国与中国的正式接触始于１７８４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的访华。在此后直到《中美望厦条约》签订的整整６０年间，中美两国仅仅存在着一种微弱的丶基本上是平等友好的贸易往来关系。１８４４年以后，美国加入了以英国为首的对华殖民扩张的行列。如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所言，美国这时对中国采取了"锐意扩张丶冒险进取和孜孜谋利的态度。"它借用或利用了英国这个老牌殖民者业已在华建立并维系起来的一套不平等条约体系，因此分享了英帝国的收益而不必亲身体验动用武力的费力工作。在此后的整整半个世纪里，美国在华利益增长有限，且其活动大致扮演着一种非正式的英国小伙伴的角色。其对华扩张带有投机性和间歇性，并且不像重商主义时代欧洲人那样带有完整的政府行为意义。它主要由民间私营机构或个体商人带头，罗斯福的外公在中国的活动就反映了这种情形。这个时期，美国"通常是默许英国的政策，只是偶而发发牢骚罢了。"并且，美国政府认为，当时中国的现状——不平等条约体系是英法用武力争取和维持的，对此美国政府不应负什么主要责任，反而抱着"我也要占据一席"的态度要求最惠国待遇，并毫不犹豫地享受了治外法权所带来的一切半殖民地成果。

１９世纪末，步入垄断帝国主义时代的美国才开始登上霸权政治的国际舞台。美国自身的具体历史条件滞迟了其海外扩张的步伐，故当它参与海外角逐时，只有太平洋和远东一带可供其施展手段了。这次扩张正赶上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而它的实力使它完全不足以与在中国占有巨大优势的欧洲列强进行正面的较量，因此在麦金利政府中担任国务卿的约翰·Ｍ·海于１８９９年提出了"门户开放"照会。照会首先提出每个国家不应干涉其他列强在其势力范围内的既得利益，然后提出每个占有势力的国家都不得在港口税或铁路运费方面平视他国国民，并且强调中国政府在各国的势力范围内享有自主关税权。这个旨在实现各列强在华机会均等丶利益均沾的照会，似乎要比那种赤裸裸的排他性的殖民垄断或独占政策要开明丶"民主"一些，但它在起初连"保持中国领土及主权的完整"的官样文章都没有作出来，只是到了沙俄乘义和团运动的混乱之机开始侵占满洲时，海约翰才在次年７月的补充照会中提出了类似的声明，但这并不要求他国响应，只是表态而已。它不是一项美国政府有能力或者有把握强制推行的法律性政策，它本身也有个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到１９２２年华盛顿会议上才被以一种对各列强都有相对约束力的条文形式而加以阐释。它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