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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9章 不要用利益考验资本（第1页）

拜杜法案出来之后，所有关联方都成了利益享有方，无论是大学还是企业积极性大大增加了。

对大学来说，政府出钱搞研究，研究成果是自己的，自己能卖给企业赚钱，赚来的钱还能自己用，不用分给政府，简直太爽了。

而对企业来说，自己出钱搞研究，只要搞出研究成果，无论是自己开发商品还是卖钱，都是稳赚不赔的生意，简直太划算了。

说白了，拜杜法案的核心理念是以产、学、研的协作，让大学可以保留发明的所有权，企业也可以将发明商业化来获得利益，以此来激励基础科技创新研发，用科技创新来带动经济复苏，于是鹰国的科研成果商业化应用很快就掀起了一股热潮。

至此，鹰国科研路线的资本驱动型模式正式形成，目前鹰国的科研资金主要来自两个方向。

第一是政府，包括能源部，国家航天航空局，国力卫生（NIH），国家科学（NSF）等机构，根据各自的职能宗旨和任务目标，就不同学科领域或不同类型的研究，技术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予以支持。

第二是企业，一般是大公司或者私人基金会投资一些专业实验室开展研究。

比如阿斯利康在波士顿研究中心成立的阿斯利康孵化器，为入选的生物医学研究初创公司提供实验室和指导，每年的研究资金高达百亿美元。

还有杜邦公司拥有一个秘密实验室，专门研究业界的前沿科技，每年的科研资金同样高达几十亿美元。

两个资金源叠加，每年高达近万亿美元的科研投入，最终还打造了鹰国这种科研帝国。

但是，这种模式就一定完美吗？未必！资本投入型科研好处在于可以激发主动性，但缺点也存在，那就是资本的逐利性。

如果你是大学科研机构，在向政府申请科研项目资金的时候，是优先申报那种快速成果，而且能马上卖给企业的科研项目的，还是申报一些投入高，见效慢的基础科研项目呢。

咱们再假设，如果你是投资的私营企业，你是愿意投入一投就是十几年不见效的科研项目，还是愿意投入那些出成果后，马上能推出产品的科研项目呢？

不言而喻，永远不要用利益去考验人性，也永远不要用利益来考验资本。

当科研的目的是为了赚钱，那么几乎没有人愿意搞基础科学，然而基础科学又恰恰是一切应用科学的基础。

就像没有核裂变现象和链式反应研究，就无法诞生原子弹和核能发电。

没有高纯度玻璃的研究，就没有光纤和高速互联网。

没有电子的半导体材料在P型和N型材料的界面中结合的研究，就没有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等等。

现在无论是研究机构还是资本都想用科研来赚快钱，那么那些从事基础性研究的科学家，还能拿到资金吗？

甚至那些本身就从事应用研究的科学家，也不得不屈从于资本的意志，去搞一些诸如AI，区块链，超导等等，听起来很唬人，容易从股市上圈钱，但距离应用落地，还有很长时间的科研项目。

这对很多科学家来说，毫无疑问是非常痛苦的事情，那咋办？只能投奔愿意在基础科学上投资的龙国。

我国是行政驱动型投资，行政驱动固然有缺点，比如外行指导内行，官僚化以及效率等等问题。

但是在科研方向上，不会像资本驱动型那样唯利是图，而是舍得在基础科研上投资。

这样一来，一些在鹰国拿不到研发资金的科学家自然要往龙国跑，比如着名的物理学家戴维布拉迪，他研究的方向是CCD电子工程，通俗一点就是研制摄像头的传感器基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