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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 丧钟为谁而鸣18（第3页）

“我不知道，”卡科夫高兴地说，“我没闻过。要不咱们折断一小支闻闻如何？”

“还是别动它了。”

“是呀，”卡科夫说着把香烟盒揣起来，“我不是个失败主义者，你懂的，但是形势总是有可能再度严峻起来，这东西不是哪儿都能弄到的。你看过科尔多瓦[258]前线的公报了吗？它可真美。所有公报里面我最喜欢它。”

“公报上说了些什么？”罗伯特·乔顿就是从科尔多瓦前线来到马德里的，所以他突然一僵，因为某人取笑了一件只有你自己可以开玩笑而别人不能开玩笑的事情，“跟我说说？”

“我们光荣的部队继续挺进，没有丧失一寸土地。”卡科夫用他那古怪的西班牙语说道。

“公报没真的那么说吧？”罗伯特·乔顿怀疑。

“我们光荣的部队继续挺进，没有丧失一寸土地。”卡科夫用英语重复了一遍，“就在公报上，我给你找出来。”

你还一直记得那些在波佐布兰科[259]外围战斗中牺牲的人，但在盖洛德这只是一个笑话。

所以现在的盖洛德就是这么一个风气。盖洛德风气不是从来就有的，如果现在就是这样一种局势，会从运动初期的幸存者们中产生这样一种风气的话，他倒是很高兴去见识去了解。你在山区，在卡拉万切尔和乌塞拉战斗时的所思所想，与如今已经相去甚远，他想。你堕落得倒是很轻松，他想，但这是堕落，抑或仅仅是你失去了最开始时的纯真，是不是在任何事情中都无法始终如一？还有谁对他们的工作保持着一颗初心，像是那些青年医生、青年牧师和青年士兵开始时所秉持的那样？牧师们肯定还保持着，不然他们就退出了。我觉得纳粹也还保持着，他想，还有极为自律的共产党员们。但是你瞧瞧卡科夫。

他还从没好好地考虑过卡科夫其人呢。上次他在盖洛德，卡科夫对一位长期旅居西班牙的英国经济学家推崇备至。多年来罗伯特·乔顿经常看这个人写的东西，他虽然对这个人毫无了解，但一直很敬重他。对于他写的关于西班牙的东西，罗伯特·乔顿不是很感兴趣。这些内容太过简单和肤浅，过于一目了然，许多数据更是一厢情愿地捏造的。但是他觉得，你很少会关注记者们笔下那个你已经深为了解的国家，但他有这些意愿，便足够赢得他的尊重。

后来他终于见到了这个人，在他们对卡拉万切尔发动袭击后的那个下午。他们正坐在斗牛场后面子弹打不到的地方，两条街外有枪声传来，所有人都紧张地等待着袭击的到来。上面承诺会派一辆坦克过来，但是一直没有出现，蒙特罗单手抱头坐在那儿念叨：“坦克没有来。坦克没有来。”

那天很冷，黄色的尘土从街面上吹下来，蒙特罗的左臂先前被击中，这会儿动不了。“我们必须有坦克才行，”他说，“我们必须等坦克来，但是我们等不了了。”枪伤让他的语气很是暴躁。

蒙特罗说，他觉得坦克有可能停在了公寓楼后面电车轨道的拐角那里。于是罗伯特·乔顿返回去查看。它果然在那里。然而不是坦克。在那些日子里，西班牙人管什么都叫坦克。那是一辆旧装甲车。司机不想离开公寓楼的拐角把它开到斗牛场这边来。他那时站在车后面，交叠的双臂顶在金属车皮上，戴着皮衬垫头盔的头靠在胳膊上。罗伯特·乔顿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摇头，脑袋始终贴在胳膊上。然后他转过头，看也不看罗伯特·乔顿。

“我没有接到到那边去的命令。”他阴沉地说。

罗伯特·乔顿从枪套中拔出手枪，枪口抵在装甲车司机的皮外套上。

“这就是命令。”他对他说。他摇头，头上的皮衬里大头盔好像从橄榄球手那儿借的一样，说道：“机枪没有子弹了。”

“我们在斗牛场有子弹，”罗伯特·乔顿告诉他，“来吧，我们走。到了那儿我们给你装满弹药袋。来吧。”

“没有人开机枪。”司机说道。

“他在哪儿？和你搭档的人呢？”

“死了，”司机说，“在车里。”

“把他弄出来，”罗伯特·乔顿说，“把他从车里弄出来。”

“我不想碰他，”司机说，“而且他的身子弯在机枪和轮子中间，我跨不过去。”

“来吧，”罗伯特·乔顿说，“咱们一起把他弄出来。”

他爬进装甲车的时候磕到了头，眉毛上方割出了一道小口子，鲜血流到脸上。那个死掉的人很沉，脸朝下地楔进他的座位和轮子之间，他的身体完全僵住了，你没法扳弯，于是只能敲击他的头好把他从卡着的地方弄出来。最后他用膝盖从下面顶尸体的头，接着再抱着那人的腰向后拉，现在头终于松动了，他拖着死人向门口移动。

“来搭把手拖他一下。”他对司机说。

“我不想碰他。”司机说。罗伯特·乔顿看见他在哭。眼泪从他鼻子两边沾满火药的两颊上流下来，鼻子也在流鼻涕。

他站在门边，将死人摔出车外，尸体倒在电车轨道旁的人行道上，仍是那个弯腰曲背的姿势。他歪在那儿，蜡灰的脸贴着水泥人行道，双手依然保持着车中的姿势蜷在身下。

“进来，该死的，”罗伯特·乔顿说着，用手枪对着司机比画着，“马上进来。”

就在那时他看见了他，那人从公寓大楼的避风处走出来。他身上穿着一件长风衣，没戴帽子，头发灰白，颧骨很宽，眼窝深陷且紧凑。他手里拿着一包切斯特菲尔德香烟，抽出一支递给正用手枪把司机逼进装甲车的罗伯特·乔顿。

“占用你一分钟，同志，”他用西班牙语对罗伯特·乔顿说，“你能跟我谈谈这场战斗吗？”

罗伯特·乔顿拿了烟，放进他那件蓝色技工服胸前的口袋里。他从过去的照片中认出了这位同志，正是那位英国经济学家。

“吃屎去吧，你！”他先用英语说，然后用西班牙语对装甲车司机又说了一遍，“顺着路往下开，斗牛场，看到了？”然后他砰的一声拉上沉重的车门，上了锁，两人就开着车，向那个长长的斜坡开过去。有子弹打在车上，像是石子敲在铁锅上。接着，当机枪开始冲他们开火的时候，那声音就像是尖头锤子敲打车身。他们在斗牛场构成的掩体后停下来，售票窗口边依然张贴着去年十月的海报，弹药箱已被敲开，同志们端着步枪，腰带上、口袋里揣着手榴弹，正在掩蔽处等候，然后蒙特罗说道：“好了。坦克来了。现在我们可以进攻了。”

那天晚上他们拿下了山上的最后几栋房屋。他舒服地躺在一堵砖墙后面，墙上凿开了一个洞当射击孔，他就从这个小洞中注视着他们和法西斯分子退守的山脊间那一片美丽、平坦的交火地带，带着一种身体发肤都近乎惬意的舒适感，想到升高的小山以及上面被击毁的别墅可以很好地掩护左侧。他躺在稻草堆上，身上是被汗水浸透的衣服，就这样裹着一条毛毯等衣服干。他躺在那里，想想那个经济学家就觉得好笑，还为自己的粗鲁而感到抱歉。但在当时，当那人递来香烟，像是换取信息的小费似的不由分说地塞过来，战斗人员对非战斗人员的厌恶让他难以自持。

现在他回忆起在盖洛德和卡科夫说起这个人。“所以你在那儿碰见他了，”卡科夫说，“那天我自己到了托莱多大桥[260]就没再往前走。他走得倒是离前线很近了。我相信，那是他最后一天这么英勇无畏了。他转天就离开马德里了。我相信托莱多[261]是他英勇行为的顶峰。他在托莱多的表现真是风头无两。为我们拿下城堡[262]出谋划策的就有他。你该看看他在托莱多的表现。我相信我们的围攻能够取得成功，主要应该归功于他的努力和建议。这是战争中最愚蠢的地方，已经到达了愚蠢的极点。不过你告诉我，在美国，人们怎么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