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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7章（第1页）

在很多地方，战争带来的经济破坏即便不会造成生命损失，其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雅典失去海外帝国之后，就丧失了前5世纪那种庞大的公共财富，也失去了各种各样的建筑工程。遭受打击的农业也需要很多年时间来恢复。不仅墨伽拉，爱琴海诸岛也遭到了经常性的掳掠。对科林斯、墨伽拉和西锡安等地峡国家来说，商业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与爱琴海的贸易被阻断了差不多三十年，而且在这期间，它们与西方的贸易也遭受了沉重打击。在希腊的很多地方，尤其是伯罗奔尼撒半岛，贫困问题非常严重，以至于很多男子不得不以当雇佣兵为生，往往为外国军队效力。

在城邦内部，战争的危险与苦难使原本就存在的派系斗争愈发激化。修昔底德、色诺芬、狄奥多罗斯和普鲁塔克都写道，内战司空见惯，随着各地民主派和寡头派之间血雨腥风地厮杀，内战的恐怖也逐渐变成家常便饭。战争一天天打下去，愤怒、挫折和复仇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导致战争暴行越来越普遍和严重，而在这场战争之前，类似的战争暴行是极其罕见的，甚至闻所未闻。

在漫长战争的压力下，就连强有力的家庭纽带和最神圣的宗教法规也破碎了。战争使人们去质疑传统的价值观（它们是古典希腊社会的基础），于是进一步分裂了社会。有些人的反应是拒绝一切信仰，主张一种怀疑论的、愤世嫉俗的理性，其他人则努力回到更古老、非理性的虔诚信仰上去。

雅典的战败对其他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前景来说是个打击。一种政治体制对外国人的影响与战争胜负有着紧密联系。强大而成功的雅典民主政体是磁石和榜样，吸引着其他城邦，甚至吸引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些城邦。雅典被斯巴达击败，被认为是雅典政治体制缺陷的证明。雅典的失败被视为民主制的错误；凡人皆有的错误和不幸，被评判为民主制造成的特别后果。前418年，斯巴达在曼丁尼亚战胜民主制联盟，是希腊向寡头制而非民主制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但雅典的最终战败强化了这种趋势。

尽管战争似乎有了决定性结局，但其实并没有建立一种稳定的力量平衡，以来取代希波战争结束后的那种紧张不安的均势。战争没有创建一种新秩序，为一代人或几代人带来普遍和平。斯巴达对雅典的胜利只是让斯巴达的影响力暂时超过了它的一般实力。斯巴达人缺少人力、物质和政治资源去维持帝国，也没有力量长时间地控制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外的事务。他们努力去这么做，却只能给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希腊的其他国家带来纷争和弱势。

说到底，前404年的解救方案既不是永久性摧毁雅典势力的&ldo;布匿式和平&rdo;，也不是旨在平息敌意的经谈判产生的和平。另外，雅典虽然暂时失败了，但它的真实力量和潜能超过它的表象，假以时日注定会重新崛起。雅典人在获得自由之后立刻开始计划恢复帝国基业、权力和荣耀，并反抗斯巴达对希腊各城邦的主宰。前404年的雅典被解除了武装，但并没有平息对斯巴达人的愤恨。如果要让雅典保持无武装状态，战胜国斯巴达就需要投入力量、决心、合作和团结一致，而事实上斯巴达并不具备这些素质。底比斯的野心已经膨胀起来，要求与主要大国平起平坐，后来还要求获得霸权。斯巴达主宰希腊的努力只能削弱它自己，很快就让希腊人丧失了主宰地位，被外来者控制：首先是受到波斯的干预，后来被马其顿征服。

有一位学者将我们所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称为&ldo;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大战&rdo;。这么想很有道理，也很有启发性，因为它就像1914?1918年的欧洲大战一样（比我们更早的那一代人只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将其称为&ldo;大战&rdo;），是一个悲剧性事件，是历史的重大转折，也是进步、繁荣、自信和希望的时代的终结，以及一个更黑暗时代的开始。

吕山德的结局：在战后，吕山德仍然很有影响力。前401年，阿基斯二世驾崩。吕山德帮助阿格西莱当上国王，史称阿格西莱二世。他推动斯巴达支持小居鲁士与其兄阿尔塔薛两斯二世争夺波斯王位（小居鲁士最终失败身死）。前396年，吕山德推动斯巴达攻击波斯。但阿格西莱二世开始怨恨和猜忌自己的前导师和好友。前395年，斯巴达与底比斯和其他一些城邦发生战争，史称科林斯战争。吕山德在攻击玻俄提亚时阵亡。他死后，阿格西莱二世&ldo;发现&rdo;吕山德生前曾觊觎王权。不过，这究竟是真的，还是阿格西莱二世的捏造，有很大争议。

资料来源

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主要史料是奥洛鲁斯之子修昔底德撰写的史书。他是雅典人，生于约前460年，可能一直活到约前397年。虽然他是贵族出身，却非常仰慕雅典民主派的领导人伯里克利。修昔底德于前424年当选为将军，这一年是克里昂和较激进的民主派掌权。修昔底德奉命指挥驻扎在色雷斯的安菲波利斯附近的舰队。安菲波利斯被斯巴达人占领之后，修昔底德被认为是责任人，遭到审判、定罪和流放，在战争的余下二十年里一直过着流亡生活。

修昔底德的著作很快赢得了世人的敬仰。两千多年来，他对细节的一丝不苟和客观公正赢得了人们最深切的尊重。他认为尽可能准确地记载事实，对他实现自己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他的目标是理解和阐明人性的运作方式，尤其是在政治、国际关系和战争领域。但他的阐释和任何史学家（尤其是深深介入他所记载事件的史学家）的阐释一样，需要我们做一番认真的检查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