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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1页）

就拿常春藤诸大盟校来说，当中就只有哥伦比亚大学一家，心不甘情不愿的设了一门“导演学与编剧学”的专业硕士学位，算是过滤掉拍电影过程中那些太缺乏人文色彩的技术部分，当然，也同时节省了惊人的硬件器材费用。我还记得那时坐镇该研究所的，正是以《飞越杜鹃窝》和《阿玛迪斯》威镇影坛的大导演米洛斯福曼。

其实不要说是雄霸美国东北角的这些老名校，就算是其它上品上级的大校如普林斯敦、柏克莱、西北、威斯康辛麦迪逊分校等等，也都最多只肯设立电影理论的相关研究所，没兴趣把拍电影的学问，开成专门的研究所。

除了器材经费是一大顾虑之外，摆在第一位的，当然还是各校自我要求的学术标准。

我是深爱电影之人，也确知电影已累积不少值得保存的文明精粹，对于这些名校的老大心态、沙文态度，当然不能完全同意。可是，这种拥学术传统以自重的精神，依然是我所尊崇的大学之风，只要治校理念明晰，照样为我所支持。

不过这些名校近年颇受财务重压，为了多赚学费，也常常广开善门，大大放宽招生标准。只希望他们晚节能保，找到能兼顾募款与理念的治校高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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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申请研究所的方向当然也就转向一批较年轻的大学，这些大学中，也颇有几所名气大、而且电影研究所也够顶尖的学校。

一般公认美国在电影摄制研究所方面排名最前的几名，无非就是下列这几家比来比去——

位于好莱坞旁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纽约大学、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我在向这几所学校索取申请书与学校简介的时候，就开始发现各校不同的理念，而且各有根据，相映成趣。

拿我后来进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来说，我就发现他们虽然每年申请进入电影摄制研究所的人超过六百，而名额只得三十人，但他们在筛选时，却不重视拍电影方面的经验，而是以你的创作潜力，做最优先的考量。

这种标准，使得我入学后，发现同班的研究生，分别具备了各式各样的有趣背景，有念经济系的、有念法律的，也有念历史、念人类学的。

加州大学这样做的企图很明显——拍电影这件事，应该登得上学术殿堂，但你从创设期开始，就必须构思：如何扩大电影人的视野、如何使电影的人文基础更深厚、如何使一家电影摄制的研究所，不至沦落为“职业训练班”？

加州大学的第一步，就是免除了技术导向的包袱，仔细吸取各领域能为电影再加分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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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州大学的求学过程，当然还让我见识了各式各样的大校风范。像该校对我这样一个外国学生所知不多，就给了我学费全免的优惠；或者天方夜谭般请到影史上第一大师奥森威尔斯驻系指导；或者是全力协助学生实现自己不知多古怪想法的教学态度；或者是以制度逼迫学生必须担任电影业中各类职位，并与所里各色人等共事的强硬原则。

所有这些经历，都使我相信了大学理念，并非日趋缥缈的空谈，而是可以一步一步靠课程设计、靠号召人力、靠资金运用来逐步架设完成的。

我的性格，受困于体制的可能，远超过受惠于体制的可能。可是在加州大学的体制下，我很扎实的受了惠，原因很简单——那个体制，是一个敦促人良性竞争、成全人自我实现的体制。

大学之所以能“大”，大学之所以能“学”，都源于此。

上学呛呛呛别问“这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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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时，爸说：“你一定要念一个硕士学位。不用念博士，可是硕士是一定要的。”

为什么“硕士是一定要的”？我没问。爸爸对我的要求非常少，所以一旦他开口了，我都很“上道”的照单全收，当然，也因为硕士大都很容易念，选个容易的科目，常常可以在九个月内就拿到硕士。

博士就麻烦得多，要是不幸遇上贪图廉价人工的指导教授，想把研究生一直留在身边帮忙，那一个博士学位耗掉你十年以上，也是常有的事。

所以我就很安然的接受了爸的指示。

“没问题，一个硕士。”我很有精神的覆诵一次，好像柜台后的日本料理师傅。

“而且要念一流的学校。”爸进行第二阶段的指示。

“没问题，一流学校。”师傅覆诵客人点的第二道菜。

我当然很同意“念一流学校”的想法。我在大学四年，整天听我有学问的好友阿笔，不断告诉我西方最厉害的几间大学，到底都厉害在什么地方：柏克莱待了多少个得过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又完成了什么手术、德国的法学博士和美国的有何不同、牛津的研究生吃晚饭时要穿什么、康乃尔的研究生为什么自杀比例最高……聊的都是这一类的事情。

对于在台湾各种烂学校混了十几年的我们来说，没事就把这些知识神殿的名字，在牙齿之间盘弄一番，实在是个方便又悲伤的娱乐。

就像两个台湾的初中男生，翻看着《花花公子》杂志拉页上的金发兔女郎。夹杂着向往和民族的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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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对学位的指示，已经清楚收到。“一流学校、硕士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