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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雅典的凋败（第4页）

修昔底德不知何故写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便中断了写作，《希腊史》正好从这一战争的末期开始，一直写到希腊城邦国家时代终结的公元前362年。同修昔底德的作品相比，色诺芬的《希腊史》无论在观察力、洞察力还是文章表现力等各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尽管该书有很大的史料价值，但我认为，作为运用史料讲述历史的史学家，色诺芬不及修昔底德。

然而，色诺芬描写亲身经历的《长征记》，成就确实与世界第一部非虚构作品的地位相称。

顺便一说，《长征记》的原书名在希腊语中是“上”的意思。我想，恐怕古希腊人与日本人相似，认为从地方去首都是“上”京，从首都去地方是“下”吧。

虽然书名为“上”，但色诺芬《长征记》叙述的主要部分并不是希腊佣兵从小亚细亚去美索不达米亚的“上”。尽管佣兵在那里打了胜仗，但因波斯国王的弟弟战死，他们被迫滞留在敌营中。毋宁说《长征记》主要叙述的是这些希腊佣兵历经艰险，跨越6000公里的路程回到故国的逃离过程，也就是所谓的“下”。

率领一万人摆脱波斯国王发起的一波波追击，这可是难中之难的事。而28岁的色诺芬正是完成这一难事的指挥官之一。

色诺芬撤回希腊的路线

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在此14年前发生的事情。那年，远征西西里的雅典军队进攻西西里第一强国叙拉古失败，而且未能从那里逃出，竟至全军覆没。

当时雅典军队试图从叙拉古向北逃往60公里外的卡塔尼亚，其距离只有色诺芬指挥军队成功逃离敌营的百分之一。

前往叙拉古的雅典军全军覆没，而14年后同样由雅典人率领的希腊佣兵，虽然在与敌人一波波的交锋中耗时两年，但有一半以上的士兵最终踏上了故国的土地。

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却未能成为哲学家。作为史学家他远不及修昔底德，但作为军队领袖，他率领一万士兵撤回希腊，完成了难中之难的事，我认为他具有卓越的能力。

色诺芬5年后被祖国雅典判处流放国外。他曾追随斯巴达引弓射向雅典，所以流放并非事出无因。当初雅典并未把他视为一个多么危险的人物，可是32年后才解除了对他的流放。对色诺芬来说，这可是他从33岁到65岁的几乎全部的人生。

无论政体如何，作为居民共同体的国家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其能在多大程度上高效利用自己具有的力量。对于自然资源匮乏的雅典而言，“人”就是资源。

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此后雅典的实力便以断崖般的趋势下降，那情形令人感慨万千。

城邦国家雅典在所有方面都丧失了主导权，从此再也未能恢复。

让整个雅典为之颤抖的“三十僭主”政权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由于民主派的回归而成为过去。

拜斯巴达国王帕萨尼亚斯所赐，雅典民主政体得以复活。帕萨尼亚斯应“三十僭主”的要求出兵雅典，却又在关键时刻撤军。

这证明了雅典人已经无力自行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

色拉西布洛斯虽然有勇气靠70个人起事，但没有那种狡诈的智慧，那种能让民主政体发挥作用的不可或缺的智慧。

最重要的是，雅典人一直下意识地拒绝在认识上有所醒悟，他们不承认让民主政体发挥作用的领袖人物的不可或缺性。

伯里克利的聪明之处在于，虽然实际上他实施的是一人统治，但他能让大家觉得最终做决定的是民众自己。雅典民众没有领悟这种“一人统治”的必要性。伯里克利之后的所有领袖都没有发挥出作用便垮台就是明证。因为民众不想培养“一人统治”的领袖，所以这种人刚崭露头角便会被拿下。

“民主”并非集合更多人的头脑便能搞好政治那么简单。

雅典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能够领导众人的人了，人们也没有理由认可这种领导人的存在。对雅典人来说，让民主政体发挥作用本身也许已经成为重负。

然而，这里还是希腊人的国度，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休战还是必要的。

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后平静了10年，或者说是不得不平静了10年。但它并没有同战争这个魔物绝缘。

它没有一以贯之的政策，一会儿参加反斯巴达的城邦联盟与斯巴达为敌，一会儿又与斯巴达联手对其他城邦发起战争。

尚未明白为什么要把人送上战场，人已经实实在在地死亡。每到这时雅典都国库空虚，为填补空虚便乱征新税，结果当然是经济进一步恶化。

这个时期上演了讽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打破10年沉默创作的《吕西斯特拉忒》。

故事情节是雅典女人绝望于把一切交给男人来摆脱自身的惨状，便采取了占领议会的过激行动。

她们断言没有资格执掌政权的男人中，包括恢复民主政体的有功之臣色拉西布洛斯。

在雅典社会，女人不被看作完整的人，自然也没有公民的权利。

被这样的女人嫌弃，这已经不是“讽刺喜剧”，而是“悲剧”了。

无力决定自己命运的冷酷现实，对于曾认定自己能够主宰命运的雅典人来说，也许更加难以忍受。这是一种令人愤懑的心情。

在这样的气氛中，苏格拉底事件爆发了。

审判苏格拉底

公元前399年春，学生色诺芬在遥远的波斯率军步入撤回希腊6000公里行程的最后一程。此时在希腊的雅典，70岁的苏格拉底被押上了被告席。

告发他的人叫美勒托。仅告发苏格拉底这一件事就足以让这无赖历史留名了。阿尼托斯和另一位民主政府的大人物在背后操纵着这个想在文学界出名但并不顺利的年轻人。

逼死苏格拉底的不是“寡头政体”这个少数人领导的政体，而是以全体市民的决定为决策基础的“民主政体”。

诉因有两个，即苏格拉底缺少对希腊传统神祇的信仰，以及给雅典青年讲授哲学从而对他们施加恶劣影响。

我这个对法律一窍不通的人也会对此产生朴素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