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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纷纷建国（第4页）

前期投资往往伴随着风险。例如天气不好收成不佳，货船遭遇暴风雨沉入海底，商品进口国和雅典爆发战争，使商品只能闲置于仓库等，各种风险都有可能出现。

无力偿还为前期投资所借的钱款时，不仅借款人要成为债主的奴隶，就连其家人也不能幸免。如果家人被分别卖到不同的主人家，以后可能再也无缘相见。有这样的风险，谁还愿意通过前期投资来增加财富呢？

结果必定只有财力雄厚的人才会借款进行前期投资，因为只有他们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依然有偿还能力。于是，富人越来越富，他们与其他公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也将因此产生动荡。

接着，梭伦又提出了关于如何解决已经发生的借款的方法。

他没有提出有人欢喜有人恨的方案，即借款一笔勾销的方案。他的方案自始至终没有提“借款”两字，他提出的是降低货币的价值。

雅典的流通货币是银币，重量单位为“米娜”。改革前，1米娜的价值为73德拉克马，改革后，变成100德拉克马。不用说，这是使货币贬值的做法。一旦这个方案通过，债务人的债务负担可以减轻四分之一。

公民大会对这项提议进行了投票。人口占多数的平民自然投了赞成票，就连富人也有不少投了赞成票。因为对于无力偿还借款的人，不能逼其为奴的法律已经实施，所以，富人担心债务人因此不愿还钱。他们宁愿选择牺牲四分之一的债权，从而保证债务人还款的可能性。

这一改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其他国家的商人，也就是那些其他城邦国家的说希腊语的人，得知德拉克马银币贬值后，对移居雅典经商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对此，梭伦很快做出反应。他对这些人表示出高度的热情，欢迎他们来到雅典。但是，他们不享有雅典本国公民的权利。

首先，无论他们在雅典居住多久，都不会被授予公民权，因此他们不能参与国家政治。

其次，国家不允许他们拥有私人住宅和办公楼。外国人只能向雅典公民租赁。

最后，虽然是外国人，但是，因为在雅典得到了利益，所以他们有保护雅典安全的义务。雅典公民不会允许他们只在雅典获取利益而没有付出。

话虽如此，组建正规军是雅典公民的义务。住在城邦国家雅典的外国人只是危急时刻被临时征集的后备军事力量，其主要职责是提供后方支援。

移居雅典的外国人，可以期待得到相应的利益。

当然，“利益”不只是物质的，还有很多是无形的，例如得到他人的认可、容易找到工作等。对于这种无形利益，人的嗅觉也是相当灵敏的。

梭伦的好友泰勒斯是希腊哲学第一人，他出生于爱奥尼亚地区（后来的小亚细亚西岸），一生从未离开过此地。尽管希腊哲学第一人在爱奥尼亚地区，但是后来，包括哲学在内的希腊文明中心从爱奥尼亚转移到了雅典。梭伦的治国理念也充分显示出雅典是文明文化的中心。

3年后的公元前591年，梭伦再次当选执政官。也许就在这一年，梭伦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一项改革，即政体改革。

如果这一推测正确，那么这3年他一定没有虚度，因为梭伦的政体改革需要以人口普查为前提。这项改革是“财权政治”改革，在日语中曾经翻译为“金权政治”，意思是根据所持资产的多少，按比例确定人们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

梭伦首先将所有雅典公民，也就是全体成年男性，分成四个等级。划分方法与出身家族、社会地位和名声无关，唯一的依据是收入的多少。

当时，雅典还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所以，收入按照农作物的收成来计算。基准单位是“斗”，1斗小麦相当于52升。

第一等级——可收获500斗（约200吨）以上小麦或相当于这一数量的橄榄油、葡萄酒的土地所有者。在当时的雅典，这一等级属于超级富豪，人数自然不多。

第二等级——可收获300到500斗小麦的土地所有者。

第三等级——可以获200到300斗小麦的人。

第四等级——农作物收成在200斗以下的公民。在罗马，这个等级属于无资产者，叫“proletarian”。他们是需要每天通过劳动来赚取口粮的公民。

划分等级的目的不是为了征税，因为古代采用的是间接税，没有直接税。兵役相当于直接税，叫“血税”。可以认为，对于公民来说，如果他们的权利是参与国政，那么他们的义务就是保卫国家。

因此，四个等级的所有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雅典也是一个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国家。

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公民在军队中担任骑兵。作为骑兵，其装备不只是一匹马，还要带仆从、马夫等，负担很重。因此，也只有资产较多的富裕阶层才能担任。正因如此，骑兵人数极少。希腊城邦国家中，雅典的人口最多，但是其现役骑兵也只有1000人左右。

第三等级的公民人数最多。他们的兵役义务是担任重装步兵。装备中，矛和盾由国家统一分配，而头盔、胸甲、护腿、剑以及其他装备由个人配备。因此，需要具备中产阶层的实力。

第四等级的公民在陆战时担任轻装步兵。海战时，他们担任船只的操舵手或桨手。这是他们的义务。100年后，战争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等级的价值因此急剧提高。但是，在梭伦时代，他们还属于最底层的公民。

可以想象，着手此次改革之前，梭伦一定提出过进行人口普查。这次人口普查开历史之先河，其目的是调查可能从军的人数，因此，“数”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点。在雅典，骑兵数在1000人左右，重装步兵超过1万人。这意味着，相对于属于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公民的总数，相当于中产阶级的第三等级公民人数在其10倍以上。

但是，第三等级公民的身份是平民，在梭伦改革前，他们无权参与国家政治。梭伦进行政体改革时考虑到了这些因素。我将梭伦的改革结果列成了图表，如下所示，箭头表示参选的权利。

有人问梭伦，你有信心完成最好的改革吗？对此，梭伦的回答是：“在当今雅典公民所能接受的范围内，我有信心完成最好的改革。”

随后，他又开始游历各国。当然，他选择自我放逐并非担心遭到反对派的暗杀，而是担心自己一旦被杀，实施的所有改革都将付诸东流。

出国时，他没有要求雅典全体公民发誓，在自己回国之前绝不修改业已完成的改革内容。因为他知道雅典人的批判精神极其旺盛，从不甘落后于人。如果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只会受到大家的嘲笑。

出发前，他明确宣布了自我放逐的期限。他说：“10年后，我一定会回来。”10年后，他真的回去了。因此，他的人生是在雅典结束的，坟墓也在雅典。

在斯巴达，吕库古将自己的改革变成了“宗教”；而在雅典，梭伦改革始终只是基于法律的“政治”。

接下来，我将介绍雅典的教育和兵役。这不是梭伦制定的规定，而是梭伦改革完成以后，在雅典自然形成并固定下来的。

雅典和斯巴达一样，也是全体公民皆为士兵的国家。只是在雅典，无论教育还是训练士兵，其方法和指导思想都与斯巴达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