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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最后的美好希望（第3页）

威尔逊再次引发了大家的期待，但这次陷入实现无门的境地。或许跟伯里克利之后的雅典人一般，他混淆了力量和希望。或许他过于拖延自己无力解决的事情。或许他没能领会让民主反对其民选代表的讽刺意味。或许他日益虚弱的身体让他的政治敏感度越发迟钝：1919年秋，他在为国际联盟寻求支持的全国巡回演讲中染病，之后再也没有好转。或许多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和教授民主课程的他从一开始就不懂民主为何物。或许他在位高权重后脱离了常识的引力束缚。

无论如何，参议院对《凡尔赛和约》及美国成为国际联盟成员的拒绝不仅击溃了威尔逊，而且浇灭了希望的扩张——从坎宁到林肯、索尔兹伯里侯爵、麦金德、克罗、格雷、豪斯及威尔逊自己，他们无不渴望“新世界”会在将来的某一天纠正“旧世界”的失衡。和雅典人对米洛斯人说的不同，这一次，“强者”未能做他们该做的，结果，他们让“弱者”获得了任意妄为的能力，更有甚者，他们让俄国和德国照着理论改造了现实，并以此建立起专制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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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3月俄国革命开始之时，列宁已经流亡到苏黎世，因此未能参与其中，但这是革命的错，不是他的错。因为列宁的专长是把出乎意料之事变为预先确定之情。他对事物的确定性来自马克思。马克思称资本主义生来就带着自我毁灭的种子：资本家发起、参与并且一定会获胜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对这一结论的证明。意外来自俄国，因为马克思和后来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革命不会在这里发生。只有列宁在这种反常中看到了机遇。他后来解释说：

只要我们还未赢得整个世界，只要我们在经济和军事上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国家，我们就必须知道如何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谨守这个规则，我们早就被吊死在灯柱上了。注释标题Lenin’sspeechofNovember27，1920，inJaneDegras，ed.，SovietDocumentsonForeignPolicy（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51），I，p.221.

列宁没被吊死在灯柱上，他在德国人的护送下乘坐自己的火车回到了刚改名为彼得格勒的圣彼得堡。他从那里出发，如愿推翻了临时政府，并让俄国退出了战争。他在路上也早已预测，“对德国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来说，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革命，比克伦斯基和米留科夫领导下的临时政府更加危险”。

列宁比马克思更为清楚的是，资本家对眼前利益的痴迷会让他们无法关注更为遥远的目标。正如林肯可能说过的那样（至少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中），资本家把注意力都放在了罗盘上，结果陷入沼泽、掉落悬崖。同样，英国、美国、法国对俄国不得退出战争的强迫，不仅让俄国的新领导人声名扫地，也为列宁开辟了他的革命之路。资本家也不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不然的话，为什么美国会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阻挠德国消灭新的苏维埃国家，拯救布尔什维克党人呢？

1921—1922年苏联陷入饥荒之时，同样的事情再次上演：美国的大资本家赫伯特·胡佛承认他主导的国际赈灾工作强化了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本意是稳固苏联的革命，但当美国企业家看到吊人胃口的优惠时，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蜂拥而入。“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更适合帮助苏联，”1924年斯大林在列宁过世后总结道，“假如美国人愿意合作，美国无与伦比的技术和苏联的需求及巨量人口，将为美国人带来丰厚的利润。”

双方在很大规模上延续着合作。在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从美国引进了整座整座的厂房以及相应的批量生产技术——福特本人就是这方面的带头者。截至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对苏联的出口量远超其他国家，苏联人即将成为美国农业和工业装备最大的海外买家。让斯大林不解的是，哈定和柯立芝政府坚持威尔逊的政策，不予苏联外交承认，除此之外，他们还一本正经地警示国际共产主义的颠覆危险。物质利益并不总是决定资本家的行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时的美国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它的工业产出超过了英国、德国、法国、苏联、意大利、日本的总和，但是美国宪法所明文规定的对权力的不信任，让领导人根本无法运用这些权力——至少在和平时期是如此。列宁可能会把此看作另一种民主的失败，因为没有独裁就没有无产阶级或其他人的先锋队。如同在肯定这一点一样，大部分美国人在当时觉得并不需要任何种类的外交政策。

然而，世界不会无限期地允许他们享受这种奢侈。美国潜在的力量已经在以不可预期的方式塑造各种事件。其中之一便是德国人古老野心与新生怨恨于某一陌生之地的杂交。不同于列宁，阿道夫·希特勒在战壕中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确信英国海军和美国陆军的结合是犹太人的阴谋，并更加确信这个结合给德国带来了失败。希特勒确信美国会再次从北美出发，排挤所有的对手，他将美国在后威尔逊时代的欧洲退出看作德国获取未来竞争、生存和胜利所需空间与资源的最后机会。历史学家亚当·图泽说希特勒相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不是会否发生战争，而是何时发生”。

1923年，慕尼黑啤酒馆里的希特勒还是个业余暴徒，如果他能持续如此，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在简短的关押后，希特勒在魏玛共和国日益紧张的民主统治下稳固崛起。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崩盘，美国和其他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陷入灾难性的萧条，德国的问题也变得更为尖锐。此时胡佛执政还不到一年，和其他众多民主国家的领导者一样，他也毫无头绪，不知所措。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破产，极不稳定。”1933年1月7日，在报告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就时，斯大林向苏联共产党发出如上判断。资本主义“已成明日黄花，且注定要让位于另一个更高级别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后者“不仅无惧危机，而且能够克服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难题”。三周后，希特勒以合乎德国宪法的手段成为德国总理，随后便开始着手解除这部宪法。五周后，罗斯福在1932年竞选中击溃胡佛，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林肯高大身影投下的影子笼罩着他们，因为他们现在将前所未有地检验他最为伟大的自由和强权可以共存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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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民主国家的年轻人，”以赛亚·伯林在后来回忆，“只要他还心怀一丝人类情感，心怀社会理想主义最微弱的火花，心怀对生活或者其他事物的热爱，他肯定会觉得……一切黑暗而寂静、大规模的复辟之下，一切死气沉沉、毫无波澜，而除了罗斯福新政这唯一的光，人们眼前的选择只有幽暗的极端，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红或黑。”虽然罗斯福新政带有“漠然对待外界的孤立主义”色彩，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这是美国的传统，可能也是其优势所在。关键在于他“有着独裁者所有的品性、精力和手段，而且他站在我们这一边”。

但罗斯福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孤立者。作为西奥多·罗斯福的远房表弟和侄女婿、威尔逊的海军部副部长、支持国际联盟的1920年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他不可能是一个孤立者。尽管如此，在1933年成为总统的罗斯福坚持将美国放在第一位。在银行倒闭、14的人口失业、国家自信严重动摇的情势之下，复苏重于一切。尽管希特勒让德国陷入独裁，日本两年前占领了中国东北，意大利两年后占领了埃塞俄比亚，罗斯福第一个任期内的美国却比胡佛时期更不愿意承担国际责任。

除了一件事：1933年11月，罗斯福对已经成立10余年的苏联予以外交承认。罗斯福指出，不承认政策并没有成功推翻或孤立布尔什维克。美国对苏联的投资和出口发展迅速，斯大林也保证限制美国共产党原本就毫无成效的行动。在公开的言论之外，这位新总统还有另一个更为隐秘的目标：与苏联关系的正常化可能会让美苏在未来结盟，共同抵抗纳粹德国和日本的入侵。

对罗斯福来说，意识形态的纯净性没有地理、权力平衡和海军发展来得重要。他曾为威尔逊效力，但他的楷模一向是西奥多·罗斯福。两位罗斯福都读过马汉的著作，年轻一些的那个罗斯福还经常去巴拿马运河视察。通过战时与英国的接触，他或许已经对麦金德和克罗关于亚欧大陆合体的预言了然于胸（尽管未必是直接的）。罗斯福当选后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扩建美国海军，但是，他更精明地将其称为一项创造就业机会的公共工程。罗斯福也怀疑美国是否愿意再次介入海外事务。他知道这是威尔逊无意之中留下的遗产，既然美国暂时没有能力，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欧洲的民主国家只能靠他们自己了。

如果德国和日本重新崛起（这看起来很有可能，因为两国在1933年退出了国际联盟），那么它们将很快控制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和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甚至挑战美国在西半球的海上霸权。相反，由于苏联与旧俄罗斯帝国一样缺少便捷的海洋通道，因此罗斯福并不太担心苏联对欧亚形成控制：他甚至批准了斯大林在1936年的一项请求，用美国的船坞建造了一艘苏维埃战舰——后来该舰艇被美国海军的鱼雷击沉。在资源饥渴的德国和日本间嵌入一个极权主义盟友未必是件坏事。假如它们向外扩张，苏联红军可以从后方击溃它们。如果它们向内扩张，那红军就会像库图佐夫一样直接击溃它们。不论哪种情况，大西洋两侧的民主国家均可受益。

罗斯福从未解释过这些，他掩盖意图的能力比林肯还要老练。林肯总统仅有1832年黑鹰战争的有限军事经验，但在制定内战战略方面，他远胜西点军校的将军。既然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管美国海军的罗斯福，也未必不可以有旗鼓相当的手段。我确定列宁也会这么做。因为罗斯福一经察觉便开始利用起专制主义者之间的“对立与矛盾”。毫无疑问，专制者仍将扮演“先锋”的角色，但是罗斯福也看到他们之间的协定将会既不寻常也注定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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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一个独裁者，因此他不会像过去的斯大林和当时的希特勒那样把自己的国家套进自己的意识形态。鉴于他的经济学家对大萧条的原因知之甚少，就算他跟他们要一份五年计划，他们也无法给出一个明确一致的答案。相反，他随机应变，既尽力向前又在必要时后退，既不停止准备行动也绝不屈从于绝望，而且无论做什么，他都会谨记威尔逊的教训——没有公众广泛而持续的支持，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成功。“你打算带领大家前进，回头却发现身后空无一人，”罗斯福曾经承认，“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他的谨慎也体现在对外政策中。尽管担心德国和日本两国，但他没有阻挠国会将威尔逊所奉行的中立政策升级为法律：他知道自己赢不了。他可以在前一天信誓旦旦地称必须“隔离”侵略者，但第二天就收回自己的话。灵活变通让他在伦敦和巴黎的信誉扫地，也让他无力反对英国和法国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1937年，他派自己的竞选捐款人、一位早餐食品公司女继承人的花瓶夫婿约瑟夫·戴维斯去莫斯科做他的第二任驻苏联大使，差点儿造成第一任大使威廉·布利特手下外交官的叛变。这些外交官之前就已开始细心记录斯大林对他所谓内部敌人进行的清洗运动。

罗斯福是不是绥靖主义者？他当然觉得自己很弱小，他不可能比自己的国家更强大，而这个国家的权力似乎也没有超出他的聪明才智。或许在某些时刻，能力会给利益带来损失，但除非美国再次意识到危险，恢复了经济，重获自信，否则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同时，他也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定位地缘政治。这正是他任命戴维斯的原因。

与其说罗斯福不信任专家，不如说他是慨叹专家视野的局限。令他恼火的是，他的自己人，包括在莫斯科使馆的外交官和军官、读着他们报告的华盛顿官员，甚至是他最爱的海军，都认为斯大林比希特勒更糟糕：他们无法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到更大的可能性。假如苏维埃能通过帮助美国降低双方的危险，那他需要的是像戴维斯这种重视视野广度甚于知识深度的交易推手，而不是那些眼高手低的专家。

然而，就算是戴维斯也无法使斯大林偏离他的地缘政治路线。在发现民主国家无可用之处后，他在1939年8月23日单方面和希特勒做了交易，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自此迅速开始。纳粹和苏联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没有惊到罗斯福：戴维斯在离开莫斯科之前就已对此有所预见，而在他离开后，大使馆则通过精心安插的间谍追踪到相关的情报。罗斯福在1940年年初承认，现在已经很难不把苏联当作“一个和世界其他专制国家一样的完全专制国家”。

在那一年春天，希特勒用闪电战于三个月内实现了德国皇帝花费4年都无法完成的任务——占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麦金德和克罗的终极噩梦，一个控制着超级大陆的“梦魇”似乎已经到来。一名心神烦躁的助手警告罗斯福，希特勒和斯大林现在统治着“从中国东北到莱茵河”的地域，“如当年的成吉思汗一样，可能除了喜马拉雅山外，没有谁能在任何情况下阻止苏联和德国的联合军事力量”。

但罗斯福仍旧保持冷静。他知道斯大林长久以来都将希特勒视作资本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而希特勒一直视斯大林为全球犹太人阴谋的代理人。罗斯福推测，德国在西线的军事胜利已经震惊了苏联的专制者，后者很容易想到德国下一步的动向。显然，独裁者对彼此的尊重不够深刻，又过于短暂：他们迟早会将对方吞噬。所以，罗斯福给斯大林留了一扇门，只待他准备好时便可开启进入。40年前，索尔兹伯里侯爵对美国也大概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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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罗斯福对一个专制盟友的预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欧洲民主国家于1940年春相继陷落之时，他却越发自信。在战争爆发时，他承诺会让美国远离战争，但他实际上并未寻求威尔逊的行动中立、认知的公允和情感的克制。他已经与英国和陷落后的法国建立了秘密军事联系。他也早就开始了一项创造工作岗位的军备改良计划。他让民主党在那个夏天“征召”他参与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的竞选——当然这只是走个无关紧要的过场。他欢迎共和党提名的黑马、国际主义者温德尔·威尔基，并与之在秋天展开激烈竞选。1941年1月，就在他第三次宣誓就职的前一天，罗斯福在白宫接见了这位昔日对手，并派他到伦敦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凭借记忆，罗斯福亲手写下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于1849年出版的诗歌《航船的建造》中的一个段落。

前进吧，国家之船！

前进吧，联邦，坚固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