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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改革动荡（第3页）

戈德法因和亚当斯自结交以来就一直关系稳定，来往也十分密切。雷切尔·亚当斯和夏洛特·戈德法因也很要好，他们4人经常周末聚在一起，在亚当斯的回忆录中，他描述戈德法因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当年轻的所罗门·戈德法因在达特茅斯学院跟不上学业的时候，是“舍曼大叔”对他进行严厉的教导并把他拉回正轨。在这种情况下，送些礼物就变得更易理解了。他俩是礼尚往来：雷切尔送给戈德法因一幅油画，戈德法因戴的一块古尔特金手表上则刻有“致伯·戈，自舍·亚，1953.1.20”的字样。亚当斯在听说戈德法因将他旅馆的住宿费从纳税申报单中扣除时颇感惊讶。他以为那些房间是戈德法因旗下一家公司长期租用的，如果他不住，那些房间也就闲置了。他表示，至于他自己曾给戈德法因的帮助则并无不妥之处。他没有给他出过主意，也不知道自己将消息提供给朋友就违反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规定。无论如何，他也只能为朋友做到这里了。对于任何一个被华盛顿官僚机构弄得手足无措的商人，他都同样会施以援手。

白宫记者追问哈格蒂：“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在处理高官受贿事件上的态度有所转变呢？”哈格蒂回避说：“我不知道你到底指的是什么……如果这是你正在谈论的事情，那他就是个私人朋友。”记者们却毫不留情地追问他：“对私人朋友这样做就正确吗？”他再次回避道：“我以州长发来的那封信为准。事实也正如信上所说。”

总统助理之所以不能理解其他人对他和戈德法因关系可能做出的解释，部分原因在于他不能以其他人看待他的方式看待自己。亚当斯知道自己是诚实的，这就是事实；他认为自己的朋友也同样诚实，这也是毋庸置疑的。那些与这位前州长关系密切的人认为，他一定是被那个追随霍雷肖·阿尔杰发家之路的立陶宛移民那巧舌如簧的追捧把脑袋弄糊涂了。亚当斯在新英格兰地区长大，他在那里所受的教育培养了他谨慎用钱的习惯，但他却无法抵挡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对他慷慨。就这样，他在毫无察觉中泥足深陷。

6月7日，也就是亚当斯和戈德法因之间的关系被揭露整整一个星期后，亚当斯在小组委员会面前只承认他曾“不够谨慎”。他表示：“如果……我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任何质疑，那么我只能说错误在于某种判断力，而绝非源于某种意图。”问题在于是否他这种坦白就足够了。他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他已经发现坐在白宫里面并做出声明以回击那些控告他的“毫无根据且完全不公的指控”已派不上什么大用场了。1956年5月4日，报纸编辑以其一贯的对待政府官员道德问题的谨慎态度提醒读者，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说过：

如果有任何人来到政府的任何部门……宣称他是我的家人或我的朋友，或者和白宫有任何联系，那么此人将被立刻轰走……我相信，我的任何工作人员都不会做出不检点的行为。我一旦在本政府任何部门发现此类事情，就会请他立刻离开。

事到如今，已过去两年零55天，艾森豪威尔在印第安人条约厅面对257名新闻记者反复强调“任何了解舍曼的人都不会怀疑他的正直和诚实，也没人相信他会被收买”。亚当斯已因行为不慎遭到起诉，他也用过这个词描述自己。总统接着说：“现在，白宫上下任何人都必须绝对谨慎……一定要避免粗心大意。”然而，不能这样就失去一个如此珍贵的总统助理，总统尤其在这些场合说过：

我个人很喜欢亚当斯州长。我很欣赏他的能力。由于他于公于私都很正直，因此我尊敬他，我需要他。

我承认在这次的事上，他不够谨慎……但我仍然完全相信他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人民公仆，他总是将棘手的问题处理得妥妥帖帖，高效、诚实且毫不懈怠。

总统曾和哈格蒂讨论过这段话，哈格蒂对此表示赞同，并相信这能使亚当斯摆脱当前的压力。岂料事后，总统这位新闻秘书从报纸上看到这几个破坏性字眼：我需要他。这样一来，总统就让那些批评家有机可乘，趁机把他描述成一个离开得力干将就无法处理事务的糟老头。另外，对于他在白宫立下的任何牵涉不正当行为的员工都将被开除的规定，也开了口子。

现在，总统为亚当斯对其朋友兼施惠者的伯纳德·戈德法因的信任做了担保。现在就全看他交友不慎的那个朋友的态度了。结果，接下来的事毁了亚当斯。之后在国会山举行的听证会简直成了一场滑稽歌舞杂剧。当戈德法因大步走进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听证会时，他手里拿着一份长达25页的发言稿。就在上午7点，也就是他被安排出庭的三个小时前，他已将发言稿全文公布给媒体，这一举动惹恼了整个小组委员会。在听证会上，他穿着一套深蓝色西装，系着一条印有“B·G”（伯·戈）字样的蓝色绸缎领带，泰然自若地坐在椅子上念起发言稿来。接着，他摘掉那块金表递给小组委员会成员（并说，“希望我能要回来”），然后解释道：“我现在戴的这只表背面写有‘致伯·戈.’，意思是伯纳德·戈德法因；‘自舍·亚’，那就是州长舍曼·亚当斯；日期是‘1953.1.20’，我们都知道那一天，那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典礼的日子。”这时坐在观众席上的雷切尔·亚当斯开始哆嗦起来。她那时才明白，他们的这位朋友这些年一直是如何将自己引荐给陌生人的，其中还包括一些联邦政府官员。

接下来，一位名叫米尔德丽德·佩珀曼的崇拜者为这位万众瞩目的百万富翁助阵，以罗杰·罗布为首的律师团队也来了，此人曾在法庭上不停盘问罗伯特·奥本海默。前来帮忙的还有曼哈顿的一位报界联络员特克斯·麦克拉里，他服务于一个位于华盛顿希尔顿-卡尔顿饭店的报界联络机构，其以鱼子酱为特色并免费供应威士忌酒。“新闻接待员”贝亚·迪普雷也在那里，她是一名波士顿美女，最惹人注意的举动就是让记者别搞错她的三围（35-22-35英寸）。此外，还有一位名叫杰克·洛托的宣传员，他称自己是“前国际新闻社首席记者”，却在自己发布的新闻稿中将委托人的名字写成“伯纳德·戈德芬因”。一天夜晚，洛托抓住两个在隔壁房间窃听他办公室的密探。其中一个是叫巴伦·伊格内修斯·萨克雷特的私人侦探，他一直在为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工作，事情败露后便立刻遭到解雇；另一个则是德鲁·皮尔逊的采访助手杰克·安德森，皮尔森拒绝解雇安德森，并表示：“我需要他。”

麦克拉里在戈德法因发言稿的第一页用印刷体写着：“你一定会成功！”事实上，戈德法因把事情弄得一团糟。麦克拉里还在需要强调的字词下面划了线。戈德法因在念到标记处时过于强调，还大声喊了出来。麦克拉里还不时地在稿子上写下“此处可用玻璃杯喝一杯水”。不幸的是，他忘记查看整个会议室的情况。那里根本没有玻璃杯，只有纸杯，结果他的当事人不时四下张望，一片茫然。但无论是麦克拉里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该为戈德法因所造成的糟糕印象负责。他自己看上去就像一个下流、卑鄙、两面三刀的骗子，因为实际上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用粗哑的声音和蛮横的口气谈起，他是如何一步步在新英格兰地区那弱肉强食的纺织业和房地产业世界立足的。那是个艾森豪威尔和亚当斯都知之甚少的世界。当他们想到商人时，只会想到乔治·汉弗莱。戈德法因则是另外一种商人，他挥舞着手表，并将福克斯称为诽谤他人的能手。当委员会的律师质问他违反联邦企业管理机构的规定时，他便极力推翻之前说过的话。不，他说自己没什么记录：“我又不负责文书工作。”他说这要问他的秘书：“毕竟我不是记录员，她才是。”忠诚的佩珀曼小姐就坐在不远处，她刚要开口解释为何没有记录，罗布却向她咆哮道：“安静，安静，安静！”戈德法因向国会议员请求谅解，并解释说亚当斯只是指引他如何去找那些“庞大的联邦机构，因为如果没有朋友的些许指引，一个小人物很容易在那里迷路”。

就在这时，小组委员会发现了他的一句谎言。他在开场陈述中曾清楚地说道：“我的工厂首次在联邦贸易委员会碰到麻烦是在1953年……11月。在那之前，我和公司其他工作人员从未因此类事件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有过交集。”这意思是说，只有当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53年11月控告他虚标商品成分时，他感到十分困惑，才需要舍曼·亚当斯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点对于他的案件和亚当斯的可信度都十分重要。现在委员会调查人员拿出证据表明，戈德法因曾在1942年以及之后的每年都受到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对他虚标成分以夸大自己衣服的质量的指控。在听证会上，戈德法因无力地答道，这是文书方面出了问题，并表示由于这些都是“小问题”，所以他不太可能会知道。小组委员们并未对此进行反驳，因为他们知道下面还藏着别的事。

在许多问题上，戈德法因和佩珀曼都以没有存档为由而闭口不议。其中就有一笔776879.16美元的款项，是1941年银行开出的支票和本票，可直到1958年5月8日都无人领取。一般进行黑市交易的人都喜欢这种支票，除其他好处外，主要是因为它没有时限。此外，支票上只有银行职员的名字，没有付款人的名字。最后还有一点，由于害怕被发现而不敢将支票兑现的政府官员，可以将其作为借款的抵押物。

戈德法因拒绝回答有关银行本票和支票的问题，他表示，这与本案毫无关联。委员会律师反驳道，由于其中30张兑现票据给了国会山的立法工作人员，因此不能说毫无关联。那些与约翰·麦科马克和斯泰勒斯·布里奇斯关系甚密的人员的名字便出现在了会议记录上。戈德法因回答：“这些支票都是在圣诞节期间我们分多次发给那些节假日仍在上班的可怜员工的。如果这也算坏事，那么我希望有人指出来。”

小组委员会便明确告诉他，通过挂名组织或冒用公司名义随意进入或退出公司是不当之举，除此之外，贷款转款、违反保护公众利益的联邦及州政府条款、送钱给政要人员以便使他们欠他人情以及招致无数诉讼案（仅在波士顿就有89件）都是不当之举。对于窃取自己公司的财产而欺骗其他股东的行为不仅十分不当，而且还触犯法律，但这样的事却屡有发生。

在听证会进行的过程中，戈德法因在旁听席观众面前大演特演，并且愈演愈烈，还咆哮着回答问题。他试图争辩，自己的违法行为都是微不足道的，还表示他是拘泥于法律条条框框的受害者。比如他有一次忘记给佛蒙特州州长秘书发送一份年报，还有一次未履行作为一个公司负责人应尽的法律责任。尽管在大多数金融诈骗中，犯罪途径很难跟进，但戈德法因的大量诈骗案却很容易理解。他借助担任公司财务主管和董事会要职的秘书之手，多次骗取股东们的大量钱财，而借口可谓花样百出。有时说是一笔借款，有时说是销售佣金，有时还说是为了一笔根本不存在的花销还款（例如当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25475美元），有时甚至连借口都没有，钱就这样没了。无论是他，还是佩珀曼，都无法解释20世纪40年代末支出的那笔8.9万美元的款项。对此，佩珀曼沉稳地说“银行过去常常把账弄错，这可能是他们的过失”，而由于她和老板每天都要处理几十万美元的流动资产，因此很难把所有账目都记清楚。然而，有一点对戈德法因很不利：这些细节无关紧要。无论发生过什么，他对政府欠下的税款，都比他报税时说的要多得多。

后来，亚当斯在交代他与戈德法因的关系时写道：“我对他生意上的事根本不了解。直到立法监督委员会在听证会上揭穿他时，我才知道他逃税。我也不知道他的东波士顿公司在资金运营上的问题。”当然，没人说他应该知道这些事，问题在于他的判断力，因此无法避免的结论是：艾森豪威尔的得力干将受了骗，有损于总统职位的荣誉，因此，他必须辞职。这既是公众，也是个人的悲剧。亚当斯是白宫难得一见的人才，但令人费解的是，他怎么会与一个骗子维持了这么长时间的社会关系。戈德法因却对于自己的行为被揭露漠不关心，这不免让人大吃一惊。甚至后来亚当斯为他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安排见面时，他仍然满不在乎。到后来，他的三家公司因虚标成分受到“勒令停业”处分。他理解的友谊似乎一直都是一种单方面有利的交易。他送的地毯、大衣和3000多美元的酒店账单最终使亚当斯名誉扫地。戈德法因的一个朋友这样评价他：“他就是个打着别人名号做事而且嗜酒如命的人，他的一大缺点就是说话太多、到处招惹各种人，还送了太多礼。”如今，他挑起的一系列事件只能以亚当斯被从白宫花名册中除名而落下帷幕。

亚当斯并未立刻被除名。因为总统的这位行政官员太重要了，总统不想不做任何努力就这样放弃他。白宫的另一位工作人员解释道：“亚当斯自1952年以来就一直为总统效力，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总统的想法。总统和他谈论政策问题比其他任何人都多，总统做过的所有决定、被搁置一旁等待恰当时机再被处理的政策问题以及遭到拒绝的所有问题都全数记在这位前州长的脑海中。任何新人要达到亚当斯那样的程度是不可能的。而且，任何新人也不可能积累到亚当斯所拥有的知识。”

此次危机发生后的两个星期后（这其实已经构成一次危机了），总统和亚当斯都相信事情终于过去了。于是，总统让哈格蒂郑重地宣布：“州长已回到办公桌前处理白宫事务。”换言之，亚当斯保住了职位。

接下来就发生了戈德法因那出闹剧。当众议院于8月13日表决确认，亚当斯的朋友犯有藐视国会的罪名时，亚当斯便完蛋了。一大群社论作者和漫画家，在两次总统选举中都支持艾森豪威尔的人的带领下，全面攻击亚当斯。夏天一过，情况愈演愈烈。这对亚当斯而言虽然非常吵闹，却是次要的，问题的核心是政治性的。

民主党的愤怒几乎成了一种形式，艾德莱·史蒂文森说：“我已经厌倦了舍曼·亚当斯那伪善的说教。”但共和党的责难则让艾森豪威尔和亚当斯感到十分诧异，他们其实对此早该料到。那年是选举年。为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拼死一搏的诺兰建议总统“应该仔细斟酌，亚当斯的作用是否已受损害而变得有害无利”。犹他州的阿瑟·沃特金斯说话更直接。他说：“根据以往的经验，以总统和亚当斯先生设立的高道德标准衡量此事，似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使亚当斯先生的作用并未完全消失，也已严重削弱。”

1958年的第一次民意测验于9月8日举行，当时缅因州正在投票。民主党的标语是“缅因佩恩，终将失败”。如果这是事实，将十分重要，因为竞选结果将被当作投票者对戈德法因道德观的反应。这位缅因州议员6年前曾从戈德法因那里得到3500美元，对于这笔钱的来龙去脉，他从未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的竞选对手，44岁的艾德蒙·S·马斯基州长却咬着这事不放。最后结果让整个白宫大吃一惊。共和党登记的2万名选民居然没有参与投票，马斯基不仅成为缅因州第一位因深受欢迎而被选出来的民主党议员，而且得到的领先票比他自己预料的还要多出一倍。就这样，共和党候选人随着佩恩一同跌下竞选舞台。民主党赢得了州长职位、缅因州三个国会议员中的两个席位和12个州议会的席位。参议员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表示：“我们被彻底击败了。”哈格蒂说：“我和总统的看法一致，我们惨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米德·奥尔康表示，这个结果应该“使每个共和党人都警觉起来，全身心为11月4日做准备”。

这主要是激起了他们更加坚决的斗志，要求艾森豪威尔撤销亚当斯的职务。华盛顿记者团预言：“缅因州一且失手，亚当斯也该走了。”奥尔康的电话响个不停。戈德华特表示他担心“危害已经造成了”。诺兰直到这时才对民意测验发表意见，声称总统助手应该“立即”辞职。正参选参议员的纽约州国会议员肯尼思·基廷补充道，“国家的利益”要求他这么做。

亚当斯已成为众人的眼中钉，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由于不堪重负，他请了几天假，和雷切尔、杰丽和艾丽丝·珀森斯去了加拿大东南部钓鱼散心。当坏消息传到亚当斯的耳朵里时，他们正在美丽的米拉米奇山谷里。

尼克松去拜访了艾克，并从所有参加国会竞选的共和党人那里带来一个令人难过的消息：他们都认为，亚当斯就是把大家都拖下大海的铁锚。总统因此承诺会重新考虑这一要求。接着奥尔康报道称，该党的捐助者表示在“亚当斯这个污渍”被彻底清理掉以前，拒绝捐钱。这时，芝加哥正在召开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艾森豪威尔要求奥尔康再对党内意见做个评估。宾夕法尼亚州的理查德·辛普森威胁说，如果亚当斯再待上一星期，他就会带头闹事。当这位主席垂头丧气回来时，总统屈服了。他把这称为他任职以来“最痛苦、最艰难、最心碎的决定”，但他拒绝亲自下令将他开除。他告诉奥尔康：“你去搞定这件事。这是你的工作，是我给你的最不讨好的工作。”

与此同时，亚当斯发现，即使是远得渺无人烟的米拉米奇乡村，也不是安身之所，因为加拿大的记者一直追问他何时辞职。这似乎是人们关心的唯一问题。据亚当斯回忆，格里·摩根从白宫打来电话说：“他认为我应该返回白宫，因为尼克松和奥尔康……想和我谈谈。”他知道他们要他回去的原因，便答道：“我这就回去。”第二天早晨8点，他坐在办公桌前，准备好迎接（死囚的）蒙眼罩和最后一支雪茄烟。

尼克松告诉他，大多数共和党候选人和政界领导为求自保，一定会否定和他的关系，如此他的职位也将不保。奥尔康讲了一个小时，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共和党捐款枯竭，以及全国委员会内部潜在的造反之势。亚当斯面无表情地坐在他的皮沙发上，仰着头，眼睛盯着天花板，轻咬着眼镜的一支腿架。接着，他疲倦地点了点头，同意离开白宫。

尼克松在他的《六次危机》中回忆1958年的选举是如何“在民众的心中清除我在加拉加斯取得的成就，却建立起和我名字相联系的失败形象的”。朋友们曾劝他不要参加那次竞选，因为共和党铁定失败。杜威说：“你为共和党候选人做的事情已经足够多了。”但艾森豪威尔告诉他：“如果我们能在参议院或众议院获胜，我愿拿出自己一年的薪水。”尼克松写道，“无论是从个人立场还是政治倾向上考虑”，总统都不想陷入足以摧毁他与国会积极合作的政治斗争中。因此，“如果要有一个人为这次全国性的政治活动扛下主要重担，那么我就是那个人”。

我不能站在一旁，看着共和党同僚完全失败。如果可能，我必须赌上我的政治名望。我们都深知这也许会像1954年那样遭遇失败，我也可能会因为这次失败而成为主要的攻击对象……我最后在全程超过25000英里的25个州进行了演讲。

在书中，对于共和党竞选活动的性质和在最后两星期总统激情高涨地加入其中的环节都省略了。尼克松的进攻策略有些狭隘，而且颇具党派色彩。他警告道，对“社会主义”和“‘左’翼极端分子”而言，民主党就是避难所。他还指控民主党“采取撤退和姑息”的方式，嘲笑“艾奇逊外交政策导致了战争”，而为共和党政府的“军事实力和稳定外交”感到高兴。总统一开始感到十分惊骇，对白宫记者表示他对“此类事件”深表遗憾。这激起保守派的抗议，他就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公开称赞起他那好斗的副总统：“没人能比你在这件事情上做得更好。”10月底，艾克和尼克松的心情已完全一样了。他发誓“只要我还是总统，就绝不会姑息共产党的侵略行为”。他还声称“所谓的导弹差距正在快速缩小”，并把民主党人称为“无法控制乱花钱（你们的钱）的冲动”的“政治激进分子”和“自以为是的自由主义者”。

11月4日，共和党人的天塌了。他们失去了12个参议院席位，失去了48个众议院席位，竞选州长的21人中有13人败下阵来。诺兰落选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俄亥俄州的约翰·布里克也惨遭失败，甚至连坚定支持共和党人的佛蒙特州也没守住。这是106年以来，第一次将由民主党人代表佛蒙特州参加国会。尼克松对全国参选结果总结道：“对于操控着白宫的共和党而言，这是本党在历史上所遭受的最大失败。”

有三个人的竞选引起了全美国的注意。在马萨诸塞州，约翰·F·肯尼迪比竞争对手的票数领先874608票，这一差额比该州任何职位竞选时的票数差额都大，而且比1958年任何一个参议员获得的领先票差都大。巴里·戈德华特在亚利桑那州与民主党人士竞选，却以决定性优势再度当选。更使人印象深刻的是，洛克菲勒在选举中以压倒性的50万票领先票胜出。一家电视的评论员评论道：“这次竞选的最大赢家就是纳尔逊·洛克菲勒，而最大的输家则是理查德·尼克松。”11月9日，纽约州新任州长洛克菲勒飞往南方，到其位于委内瑞拉的庄园休假。在迈克蒂亚机场，也就是6个月前尼克松夫妇受到加拉加斯唾沫飞溅的地方，记者向洛克菲勒问起了尼克松。他答道“NotengonadaqueverconNixon”，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和尼克松没有任何关系”。

剪影：20世纪50年代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