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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反击（第3页）

菲利浦·怀利克观察到，这一时期的美国以奇特的方式传递爱。例如，一个整编师在游行中组成mom（妈妈）字样，这在“二战”中绝无仅有。不过琐事有助于掩盖重要的最高机密，有些军事机密需要尽可能地掩护。在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西北方18英里处的橡树岭，工人们在清理一片山坡，并为一系列建筑打地基。没人知道他们要修建什么设施。有人问工人他们在做什么，工人回答说：“每小时给1.35美元。”往西2000公里，在一座悠闲的新墨西哥州小城圣菲，许多带外国口音的游客来到东宫街109号，之后乘渡轮前往35英里外的营地，当时他们只知道这里叫y地。这里正是为后人所熟知的美国原子能研究中心——洛斯阿拉莫斯。

太平洋西北海岸正在建立巨大的工厂设施，雇员问老板他们在生产什么，老板告诉他们是“马的前半部分，要运到华盛顿去”，或是“流产的轮子”。其实老板也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真相只有少数科学家、一名少将和罗斯福总统选出来的几个文职人员知道。20亿美元的开销被隐藏在联邦政府的多项预算中。参议员哈里·杜鲁门本想打探纳税人的钱是否被乱花，白宫直接警告他别多管闲事。

科学家们相信他们在和时间赛跑。英国情报机关报告，柏林要求挪威海德鲁公司生产3000磅重水，之后将订单提高到10000磅。捷克斯洛伐克的铀源源不断地运往德国。1942年10月15日晚间，一组突击队员空降挪威，摧毁了部分海德鲁公司的重水。这给盟国以喘息，但纳粹重建该项目只是时间问题。

在这件事上，参议员杜鲁门的时间白费了，但大多数情况下，他办事效率很高。罗斯福总统采用定量配给政策和物资管理制度，这让民众反对呼声高涨，这本在意料之中。而且官僚主义作风比较严重，有些怨言就更无可厚非了。当年春天，出现了史上最长、最拗口的缩写：“PWPGSJSISIACWPB”（战时生产委员会钢铁产业顾问团管线、钢索产品、电镀产品承包商小组委员会）。战时生产委员会下，还有一个所谓战时生产委员会工业产生处烘焙产品组饼干、薄脆饼干、椒盐卷饼小组委员会。12月第一个星期，物价管理局颁布命令：“圣诞老人应身着红色袍子，佩戴白色胡须，及其他符合其身份并容易辨认的饰品。若他们生性善良、快乐，能够凭借自己在孩童心中的崇高地位传播圣诞精神，则免受10月3日冻结工资总统令限制。”

这是理查德·尼克松对华盛顿最初的了解。作为贵格会信徒，他不确定是否要参战。所以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前往东部，加入物价管理局，周薪61美元。尼克松大学毕业时是自由派，但正如他日后回忆，看到别人如何执行配给政策，他变得“比较保守”了。尽管到8月时，尼克松每星期赚90美元，但据说他看到“利用关系进入政府的官员在叠床架屋的行政机构中结党营私”时大为不满，最终选择辞职，违背了贵格会的教条，加入海军。但这点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他当时已成为征兵对象，必须义务服兵役。他曾是名律师，参军后可以成为中尉。他被派往南太平洋。那里还有一名中尉，名叫约翰·肯尼迪，指挥鱼雷快艇。与肯尼迪不同，尼克松在战争期间大都不在前线，而在南太平洋航空运输组织工作，没完没了地打扑克，并精于向靠港船只索要各种美味甚至威士忌酒。不久他的营房就被称为“尼克松小卖部”。一天，他在布干维尔岛，哈罗德·史塔生乘飞机来视察。当时，史塔生是哈尔西将军的参谋，但尼克松知道对方是前途无量的政坛新秀，很可能当选总统，便及时赶到飞机下，热情欢迎。与史塔生坚定的握手让他印象深刻，但战后当他跟史塔生谈起这次会面，史塔生却完全想不起来了。

白宫二层总统办公室旁边，就是哈里·霍普金斯的房间。在那里，他正在给未来的总统讲解欧洲战场下一步战略方针。这一战场被“摇摆世代”称为“欧洲战区”。艾森豪威尔当时还籍籍无名，他在1941年路易斯安那州的一次演习中才建立了一点名声。罗斯福看了有关报告，并咨询了马歇尔将军，决定将联合作战这一艰巨任务交给艾森豪威尔。

高层人人都知道艾森豪威尔前途无量，但没人因此心生反感。他符合美国人心目中典型的男人形象，就像诺曼·洛克威尔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的人物。他精明、豪爽、敏锐、正直，而且谦逊。他喜欢拿口音开玩笑，将“阿卜杜勒·阿卜·阿米尔”唱个不停。他出生在得克萨斯州，长在美国腹地堪萨斯州的一座小城。大多数人喜欢他，他也喜欢其中的大多数人。在共和党的重量级人物中，为霍普金斯说好话的不多，他就是其中之一。艾森豪威尔说：“霍普金斯能抓住军事情况的要领，这非同寻常。并且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加快战争胜利的事业中，不遗余力，即使身体抱恙，也不肯遵医嘱卧床休息。”

那已是1942年6月，总统正准备任命欧洲战场总司令。罗斯福曾轻率地许诺莫洛托夫，说斯大林年内有望看到第二战场。珍珠港事件后，美军曾派遣一支象征性部队到爱尔兰，激发叮砰巷创作出一支比较不幸的战时民谣《美国兵约翰在爱尔兰找到一朵玫瑰》。此时，美国大兵已经来到英国本土，但他们被派往偏僻的角落。而且英国人开始抱怨美国大兵到处惹麻烦，说他们“薪水过高，性欲过旺，离我们太近”。显然，他们需要有人指明未来的方向。这时，艾森豪威尔来到英国，在梅菲尔的格罗夫纳广场安顿下来——这个广场后来被更名为艾森豪威尔广场。现在，美军和英军都蓄势待发。

但他们该去向何方？美国人希望从英格兰出发，穿过海峡，而英国人想率先打击丘吉尔所谓的“欧洲薄弱环节”。但此时盟军实力还不足以展开任何一场攻势，双方一致认为首个目标应选法属北非。配合蒙哥马利从埃及发动的攻势，可以一举将纳粹赶出非洲。本次行动的代号是“火炬”。

行动的开始很蹊跷。美国首先攻击的不是死敌德国，而是自己最长久的盟国——法国。1942年11月7日星期六晚，珍珠港事件发生整整7个月后，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海岸，800艘船满载进攻部队。藏匿如此众多的士兵是不可能的，柏林和罗马已经发现盟军，他们试图猜测盟军的目的地，认为盟军会在马耳他或埃及登陆。凌晨3点，当部队被投送到法属非洲时，整个欧洲都目瞪口呆，最震惊的莫过于贝当元帅。9万人的美国军队大举进犯，这让他大为恼怒。罗斯福对法属非洲人民发表短波广播（“我的朋友们……我们来到这里帮助你们击退侵略者……永恒的法兰西万岁！”），让贝当深感愤怒，他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得知今晚我国被阁下部队入侵，我深感震惊和悲哀。你采取的行动竟如此残酷无情。”

美军总司令心境自然大不相同。在位于华盛顿以北60英里凯托克廷山隐蔽地带的香格里拉，总统和霍普金斯及几个好友共度周末。进攻开始时，美国当地时间还是星期六晚上。总统的电话响起，格雷斯·塔利（总统秘书）接听了，打电话的是史汀生。罗斯福用颤抖的手接过电话，听了一阵后说：“谢天谢地。恭喜你。伤亡相对较低——比你的预期低很多。感谢上帝。”他放下电话，转身跟朋友们说：“我军已登陆北非。开始反攻了。”

美军指挥所位于直布罗陀一条潮湿的隧道中，艾森豪威尔在那里指挥登陆行动。11月23日，他把总部转移到阿尔及尔这座洁白山城。即使只为提振士气，他的出现也至关重要。美国人开始明白德军并非浪得虚名，虽然德国人被“火炬”行动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他们仍旧行动迅速且高效。趁美军立足未稳，轴心国部队就占领了突尼斯，并从西西里岛调来军队和武器驻防。美军冒着寒冷的冬雨，在泥地里艰难跋涉时，德军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和克虏伯88毫米高射炮趁机猛烈攻击盟军及其坦克和飞机。之后，德军大举反攻，1943年2月把美军赶回凯萨林隘道。

当时，凯萨林隘道口像是盟军的灾难。后来，这里演变成轴心国部队的灾难。巴顿将军接替了那里的军事指挥官，重新夺回隘道，并同蒙哥马利汇合。当时蒙哥马利把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从阿拉曼一路驱赶到这里。非洲的德军难逃厄运。隆美尔乘飞机逃走，他告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他的部队必须从非洲撤离。非洲军团每月至少需要14万吨的补给才能维持生存，而当时地中海已被盟军控制，德军补给量从29000吨降到23000吨，最后仅有2000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认为隆美尔危言耸听，他们趾高气扬地说，看看凯萨林隘道吧，美国混血杂种碰上雅利安民族就是这个下场。他们还继续运送部队到滩头阵地，这让隆美尔大惊失色。到了5月初，盟军合上包围圈，一网打尽了接近25万德军。再加上阵亡人数，德国在法属非洲损失349206人。而美军在这次攻势中，仅伤亡18500人。

战役结束时，巴顿已离开战场，艾森豪威尔派他前去谋划进攻西西里岛。蒙哥马利和巴顿再次在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并肩作战。这次行动的代号是“哈斯基”，参战部队包括法国一个军。尽管美法两国有过节，夏尔·戴高乐还是坚持在后方工作，他运用政治手段，靠坚定的意志力，控制解放了的法国人，激励他们参军入伍。后来马克·克拉克将军谈到戴高乐的部队时说：“如此英勇的战斗组织绝无仅有。”现在，整个盟军部队都令敌人闻风丧胆。欧洲在心理上已经起了变化。德国不仅没有攻克斯大林格勒，还损失了33万人。现在，他们又被赶出非洲，德军不再战无不胜。1943年夏，盟军让敌人不寒而栗，尤其是立场不坚定的轴心国伙伴更为害怕，比如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上的人们。

攻打西西里是一场政治战，目的是让意大利退出战争。就这个意义而言，这场战役是成功的。同时，这也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因为西西里岛山地起伏、荒凉贫瘠，却有25.5万部队驻守，而盟军只用一个多月就征服了这里。在罗马，维克托·以马利国王直截了当地告诉晕头转向的墨索里尼，他不再是政府首脑：“军人再也不想打仗了。目前，你可能是意大利人民最憎恨的人。”墨索里尼随即被逮捕。佩特罗·巴多格里奥元帅领导下的政府和艾森豪威尔的代表展开秘密和谈。结果，巴多格里奥同意在9月8日广播宣布意大利投降。当晚，盟军可以在小腿形状的意大利版图胫部的萨勒诺登陆。行动代号是“雪崩”，目标是俘虏惊慌失措的德军，将意大利半岛的轴心国部队全部肃清。

为何盟军认为这样的作战计划可行，不得而知。保守这么大的秘密是不可能的，多嘴的意大利人将整个计划都告诉了盖世太保和纳粹情报机构。9月8日，巴多格里奥如期无条件投降。但那时，德国精锐部队涌进意大利，将曾经的盟友解除武装。马克·克拉克的第五集团军被压制在萨勒诺地区。而美军得知意大利投降，本以为这次行动轻而易举，现在的情况让他们既迷惑又愤怒。敌军的炮火和坦克将他们限制在纵深不及5英里的滩头。每天晚上，一个会讲英语的德国人都会通过喇叭喊话。他好像是好莱坞西部片爱好者，用电影里的口吻向美军叫道：“好了，伙计们，出来投降吧。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4个月。在柏林，为戈培尔进行宣传广播的英国叛徒“哈哈勋爵”预言：“敦刻尔克一幕将重演。”

这是意大利悲剧的开始——无谓的战斗、没必要的折磨，以及无休止的围攻战。在意大利东海岸，英国第一航空师已经夺取塔兰托海军基地，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迅速转头到意大利东海岸前去与其汇合，接着赶赴亚得里亚海的巴里港。英军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以缓解美军的压力。美国空军轰炸了能俯瞰萨勒诺的山丘。滩头阵地挤满了大炮，直到9月5日，德军终于向那不勒斯缓慢撤退。

连长们知道意大利战场出了什么问题，而将军们则不清楚。第五集团军在和地形做斗争。他们花了三个星期，1.2万人伤亡，才抵达那不勒斯。亚平宁山脉横亘于意大利中部。这条山脉是意大利河流的源头，因此步兵必须穿过连绵不绝的山谷，其中每一个山头都埋伏着德军。最著名的是卡西诺山，拥有1400年历史的卡西诺寺院就坐落在这里，这也是凯塞林元帅古斯塔夫防线的西部要塞。敌军在寺院周围挖掘战壕，使用迫击炮和“尖叫者”火箭炮（美国大兵给它起的外号）杀伤美军步兵，美军坦克则遭到克虏伯88毫米高射炮重创。盟军认为寺庙是敌军观察哨，将其炸成废墟。但这无济于事，敌军炮火依然精准无情。

艾森豪威尔此时被召回英格兰，谋划跨海峡进攻法国，与他一同前往的还有盟军最好的几个将军——巴顿、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这让意大利盟军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在意大利，寒风和大雪在山间肆虐。白天污泥齐腰深，晚上则冻得结结实实。漫画家比尔·莫尔丁认为，那里的泥地好像中了邪，他说：“我肯定和平时期的欧洲从未如此泥泞。我同样肯定，世界其他地方的泥没有欧洲的这么深，也没有这么黏、这么湿。欧洲泥的颜色甚至都跟其他地方不同。”消耗战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持续着。死尸用浸满血的麻布袋或是斗篷裹着，用美国陆军通信兵的线捆在一起，柴火似的堆在一旁。饿狗啃食着死人的喉咙，冻疮和战壕足病随处可见，哨兵在岗哨上冻得瑟瑟发抖。那是人们记忆中意大利最难熬的冬天。

“二战”胜利后，军方通知美国新闻媒体，他们应该停止称呼步兵为“美国大兵”，因为“美国大兵”原意是“一切配给由政府发放”，这“有损人格，有辱身份，有失尊重”。在胜利的鼓舞下，编辑和出版商们很快听从了军方建议。当时看来很荒谬，但时过境迁，这成了好事。正如1918年的美国步兵被称为“炸面团”，越南战争中的步兵被称为“老咕哝”，而“美国大兵”一词，则成为“二战”中士兵的专属词汇。美国大兵就是“摇摆世代”青春的象征。满脸稚气的年轻人穿着宽大的卡其布衣服离开家，23岁回来时，已变得沉默寡言、眼神黯淡。当第三大道的高架电车或者什么别的东西从头顶经过，他们听到呼呼、呜嘘、飕飕一类的声音，或类似帆布撕裂声，就会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

悲哀的是，几乎没人记得“二战”中美国大兵的真实处境。电视情景喜剧频繁出现“二战”场景，使得小孩子们觉得战争充满刺激，幽默至极。欧洲战场的任何一个士兵都想有一天能回国生儿育女，孩子们问他：“爸爸，大战时你在干什么？”他却没想到孩子们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如果爸爸当年是霍根麾下的英雄，或者麦克黑尔的海军战士，那简直棒极了。最让人难以接受的要数后面这句话：“跟巴顿将军一起打仗，肯定特好玩！”人们心目中还有几种对美国大兵的刻板印象，但大多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在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海外退伍军人协会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等组织看来，美国军人都是外表光鲜、无私奉献的英雄。但20世纪70年代的大学生怀疑是否真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自豪地穿着制服，扛着步枪，为了正义而杀戮。

确实有这样的时代，那时的人也确实如此。1943年冬，欧洲战场的士兵已久经沙场。亚历山大大帝或拿破仑都会称赞这样的士兵。这些步兵比他们谦逊（或者说，比传说中的他们谦逊。打过仗的人对这些名将的传说都持怀疑态度），军官上前线一般不佩戴军衔，因为前线的德国佬最喜欢狙击军官。美国大兵打仗时从不刮胡子，也不理发，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年轻的嬉皮士，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剃须刀、剃须膏、镜子、热水，更因为他们没有时间。

在意大利淋了两星期的瓢泼大雨，俯卧在满是泥浆的散兵坑内，不断经受着敌人的炸弹、坦克、手榴弹、枪弹、火焰喷射器、诡雷、烈性炸药和磷光弹等的洗礼，人人看上去都像流浪汉。士兵的行为常常很不文明，在众目睽睽之下解手，不时被人指指点点；满嘴脏话，尤其喜欢侮辱没有上前线（后方指挥部）的人。在雨中浸泡时间太长，连作战服都开始残破，身上的味道让人作呕。最要命的是士兵们都累得筋疲力尽。有人用了几年才从疲惫中恢复，有人则再也没有恢复。

当一切战事结束后，将军们已经授衔完毕，互相庆贺——这听起来有点儿冷嘲热讽，不过美国大兵的确是这么说的。要是你不知道美国大兵多么愤世嫉俗，就不能了解他们。当时，有一个军需总队的文职雇员研究了一下历史数据，发现在“二战”中，一个普通美国大兵每天要负重84.3磅。这是战争史上负担最重的士兵。这一数据让一些人大吃一惊，其中当然包括不可原谅的将军们。当过大兵的人却并不感到意外，他们知道自己像牲口一样被使唤。上前线时，他带着军服、钢盔和盔垫、m1步枪、匕首、水壶、掘壕工具（铲镐两用的工具）、刺刀、急救包、网兜腰带，每个兜里都有弹夹，两条载着备用弹药的跨肩直带，系在腰带上的手榴弹，背包用背带束紧以背起，里面有雨披、导爆索、饭盒、香烟、芝宝牌打火机、信纸、家信、各种口粮——C级口粮、K级口粮或火腿鸡蛋罐头，都是由获得陆军–海军优秀锦旗的亨氏生产的。另外，士兵还要携带部队配备的重武器：勃朗宁轻机枪或重机枪，或是机枪支架，还有60毫米或80毫米迫击炮和底座。

这些都必不可少。士兵还要携带防毒面具，但他们离开北非时已经将其丢弃，因为他们多一点儿也扛不动了。而军方则希望他们带更多东西，不是因为军方是虐待狂，而是因为战士们需要这些装备。战士晚上需要一条毯子，还得有顶帐篷，这样士兵晚上睡觉时才不会淋雨。士兵最需要的是多带几双袜子，没有可换的袜子，士兵脚上就会沾满污泥，最后就会患上战壕足病。得了这种病的士兵会脚痛难忍，无法走路，只能爬着去部队急救站，医护兵必须剪开他们的鞋，因为他们的脚往往肿成足球大小，有时不得不截肢。有时冻伤也会发展到截肢的地步。战争后期，一些部队能享用“长筒靴”，这能让脚保持干燥，但也无法替代袜子带来的温暖。

但对于浑身沾满泥土的士兵来说，最让他们紧张的还是德国大炮。美国军事周刊《扬克》引用一个下士的话说：“大炮让你心惊肉跳，我们被告知听到炮弹呼啸声时不要躲避，因为已经来不及。但我们还是会躲避。即使只是迫击炮发射的声音，已经很吓人，我们根本不知道炮弹到底会落在哪里。”纳粹的大炮中，最令人生畏的就是克虏伯88毫米高射炮，有时候炮弹好像会拐弯。当时，美国大兵认为没有什么比这种“送达信件”（德军炮弹）更恐怖。但在山的另一头，佩戴铁十字的男人们（德军）可能不这样认为。1944年，美国的“寄出信件”包括雷达制导火箭弹，无线电引信炮弹和一种火焰喷射器，这种火焰喷射器由哈佛大学化学家联合标准石油公司技术人员研发，是肥皂粉和汽油的混合物，被称为凝固汽油弹。

罗斯福总统有一次抱怨说，怎么没人给这场战争起一个恰当的名字（他本人倾向于叫作“暴君之战”），而且也没有像《蒂珀雷里之歌》和《那时那地》那样激动人心的歌曲。这揭示了战争时期总司令和五星上将都在想些什么，他们根本无法体会到战场上士兵的心情。如果战士们知道他们谈论的就是这些内容，一定会破口大骂。对他们来说，给战争一个编号就可以了。称呼他们为“美国大兵”是“有辱身份”，只给战争一个编号让他们蒙羞，但这些他们都可以接受，因为那是公平的。沃尔特·约翰逊指出，尽管艾森豪威尔所写的书名为“欧洲十字军”，欧洲战场却缺乏远征精神。“一战”让人们不再相信任何口号或游行，“‘大萧条’给人们留下的印记仍然深刻，处境艰难的人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战争让他们更加迷惘。渴望荣誉的青年变成了一心想打败敌人的冷血动物，战争的正义性从未受到质疑，但整个国家都在麻木中战斗”。

当时最著名的欧洲战场上美国大兵卡通形象恐怕要数威利和乔了，他们并不滑稽。战争有时荒谬可笑，当欧洲战场变得匪夷所思，威利和乔用讽刺和挖苦应对。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很忧郁。这两个角色的创造者当时写道：“我们不需要别人灌输思想，或告诉我们开战了，因为我们知道正在打仗，我们可以亲眼看到。我们很厌恶战争，但没有几个士兵会退缩，所以华丽的宣传有点儿多余。”

讽刺的是，他们这一代人大部分自愿参战，比其他任何一代人都更加心甘情愿，只因他们知道这个工作必须有人做。他们就是这样看待战争的，那是一项工作，一个肮脏、烦人的工作。但除了打仗，一个年轻力壮、营养充足又反应敏捷的年轻人又能做什么呢？的确，有人拒绝参战。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就是一个格守良心的反战者。他能够在脑海中看到四肢残缺的空袭受害者，他不想参与其中。但没多少人有他那样丰富的想象力，即便是有，他们也不想把世界拱手让给希特勒。

纽约协和神学院院长亨利·斯隆·科芬博士（一位未来耶鲁牧师的叔叔）警告神学院不能成为“躲避服兵役者的天堂”，“摇摆世代”的大多数人，包括厌恶暴力的人，都同意科芬博士的看法。当然，科芬博士在越南战争时一定会持完全不同的观点，因为这两次战争完全不同。越南战争的美军伤亡人员中大部分是穷人家的孩子，比例之高，令人震惊。1972年前，大学生免服兵役，他们毕业后还能找到征兵条例中的漏洞。“二战”时，身体健康的适龄人群都踊跃参战，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中校在非洲沙漠指挥坦克，威廉·诺兰是在法国的少校，底特律顶级拳击手汉克·葛林伯格是新任陆军少尉，著名电影演员詹姆斯·史都华和克拉克·盖博都是空军军官，电影导演沃尔特·温切尔和约翰·福特任职于海军，约翰·休斯敦成了少校，达里尔·扎努克和弗兰克·卡普拉是中校，杰基·库根是滑翔机飞行员。保罗·道格拉斯年逾40，加入了海军陆战队服役，任二等兵。其他自愿参军的有乔·迪马吉奥、雷德·斯克尔顿、罗伯特·蒙哥马利、小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亨利·方达、路易斯·海沃德、泰隆·鲍华和戴维·尼文。

1942年1月，黑人拳击手乔·路易斯击倒巴迪·贝尔，用时2分56秒。赛后，他立刻把钱交给海军救济协会纽约分会，然后他参加了陆军，尽管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是：“二战”期间，红十字会将“白人血液”和“黑人血液”分开存放。如果在战场上同样存在肤色差异待遇，有钱有势的人始终待在安全区，那乔说不定不会参军，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的海战中，总统的儿子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上尉因表现英勇获得嘉奖，当时他是一艘驱逐舰的炮兵军官。著名音乐人格伦·米勒少校在空战中随机共亡。战斗阵亡人员还包括著名作家辛克莱·刘易斯之子韦尔斯·刘易斯少尉、纽约的参议员赫伯特·雷曼之子彼得·G·雷曼少尉、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之子海军陆战队中士彼得·B·索尔顿斯托尔、那位外交大使之子小约瑟夫·P·肯尼迪，还有哈里·霍普金斯将军18岁的小儿子斯蒂芬·P·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