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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春草秋禾织天下（第2页）

这两千年，是中华文明中的各种区域文明彼此靠近，走向整合的两千年，主剧情是草原文明与华夏文明的对角戏。从单一华夏政权与单一草原政权模式演进到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与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再演进到元朝统一政权与清朝统一政权模式，这便是中华文明融合史的主旋律，虽然偶有反复，但趋势不变。

回顾这段漫长的文明融合历史，尤其是用多视角的方式来看待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我们会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曾经有一种观点是，华夏文明是辉煌的灯塔，周边族群仰慕华夏之文明以及华夏之财富（财富可能比文明更有吸引力），它们纷纷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如同落入旋涡般被卷入华夏体系，华夏文明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最终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华文明。或者客气一点说，华夏自周朝建立起的天下体系具有强大的文明融合优势，把周围的“四夷”都纳入了这个体系之中。

另一种相反的观点是，华夏农耕文明是封闭保守、没有创新和前途的。正是草原游牧文明孕育的一代代族群冲破长城，入主华夏，它们给暮气沉沉的华夏文明不断注入激昂的进取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走向古代文明的高峰。或者委婉一点说，内亚（亚洲内陆）是华夏危险的边疆，内亚力量不断侵入，推动了大一统的中华文明的形成。

这两种文明观，都犯了相同的错误——以单一视角解读历史。两种文明观对于文明的理解是绝对的，认为某一种区域文明是高等的，另一种区域文明是低等的，最终高等的文明要消灭或合并低等的文明。

当草原文明遭遇华夏文明时，两者并无高低之分，它们是形成于完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历史环境的区域文明，单一草原政权模式和单一华夏政权模式有着自己独特的治理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传统。正如一碗牛奶与一碗米粥无所谓高低之分，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以不同的方式，滋养了不同的族群民众，其文明无分高下。

草原的进取性和华夏的保守性，是自身文明系统运转的结果，首先是草原和华夏为了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而选取的外交策略。草原帝国需要用财富特别是农耕区的财富来维持松散的游牧体系的稳定，华夏王朝需要用严格的管理制度让农民安居乐业，维持王朝的稳定。

与人们的一般想法不同的是，不论是单一华夏政权模式，还是单一草原政权模式，其实都不热衷于侵占对方的土地。即使是一个四处出击的草原帝国，也更希望华夏这只“会下金蛋的鹅”能够保持安稳，给自己带来源源不断的物产贡品，从而给草原帝国带来长治久安。破碎的华夏王朝不仅是华夏的大麻烦，而且是草原的大麻烦，华夏与草原都得鼓起勇气解决自身的麻烦。反之亦然。

当文明的融合日益深入，某些政权阴差阳错地拥有了跨越区域文明的疆域，变成了混合政权时，这绝不只是带来了帝国王朝的荣光，也带来了严峻的政权转型难题和文明融合难题。不论是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还是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探索的道路上倒下了一代代雄主。

所以，文明的融合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的、动态的历史过程。融合之路步步递进，也反反复复。推动文明融合的幕后力量，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一方，而是十分复杂的。华夏自身在不断演进，草原自身也在不断演进。同时，对于文明融合来说更重要的是，华夏与草原面对彼此时，也在不断调适自己的战略。

曾有观点认为，华夏王朝修筑长城的行为强烈地影响了草原，促使草原上的部落竞争更为激烈，最终形成了诸如匈奴帝国这样的草原强权。这个观点的可取之处在于，它认识到了草原与华夏是互动的，一方的决策会给另一方带来变化。

当然了，这个观点仍然有华夏中心论的基调。其实早在长城修筑之前，草原各方势力就已经踏上了整合之路，正如当时的华夏也处于整合之中，两者在走向单一政权模式的过程中，对方的影响并不大。长城的出现是草原影响力增强的结果而非原因，不是长城的出现强烈影响了草原。长城只是一个防御性工事。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政权模式向前一步，终于抵达统一政权模式。统一天下的重任最终由草原背景的族群而非华夏背景的族群来完成，这是因为统一首先要以疆土的统一为基础，草原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华夏王朝所不具备的、难以抵挡的。当然疆土的统一只是浅层次的统一，甚至在统一之前，经由漫长的混合政权模式的历练，草原背景的族群就已经对不同区域文明的政权组织、生产方式、文化传统有了充分的认知和融合尝试，这是元朝能够实现统一政权的历史背景。

有观点认为，东北地区是中华文明大融合的滥觞之地，这里有农耕、渔猎和游牧各种生产方式，因此从东北地区走出的政权才具有统一天下的能力，金朝和清朝都是证明，而元朝是一个意外的案例。这个观点认识到了混合政权模式对于文明融合的重要价值，金朝和清朝在起家之初就是混合政权，因此它们在吞并其他区域文明后可以很快实现有效治理。

但金朝仅仅占据了华夏的半壁江山，为了有效统治华夏甚至不得不战略性地放弃东北地区；清朝则是在兼并了蒙古各部，即整合了草的世界后，才终于有了和明朝争雄天下的实力，不论是当时的清朝还是蒙古各部，都继承了成吉思汗对于草的世界的改革成果。反过来看，契丹和蒙古帝国都曾经从草原出发，兼并整合了东北地区。因此，东北地区的确是容易催生混合政权的区域，但也仅限于此，草的世界的任何区域，都有可能孕育出迈向混合政权甚至统一政权模式的势力，东北地区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势。

以上就是关于中华文明数千年融合史的一些总结性浅见，从草是草、禾是禾，到禾中有草、草中有禾，再织就天下一色的锦绣河山。那么，这种趋势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中华文明的大一统是一个必然结果吗？

《三国演义》写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对历史的偶然性的一种描述，这种观点认为大一统只是一种偶然。古希腊名言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又暗示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

如果我们把中国历史切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后的时间节点，那时大航海时代还没有开启，美洲农作物、白银以及欧洲的火器还没有传输到东亚，元朝已经建立起了有效的统一政权模式，所以有学者认为，第一次全球化时代应该是蒙古帝国以及元朝的时代。而在这个统一政权模式之前，中华文明的融合有着强烈的递进关系，从草原、华夏各自群星闪耀的远古文化，到整合为单一政权，再演进到混合政权，最后形成统一政权，即使偶有反复，但大趋势几乎可以认为是必然的结果。

让历史展现出这种大趋势的原因是复杂的，在于人口的增多带来的频繁交往，在于各族群知识的积累和相互的文化交流，在于不同区域文明之间日益强烈的经济联系……历史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种重要物产、一种新的发明、一种新的模式的出现，根本性地改变了历史。因此，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融合为大一统，时机成熟的时候总会发生的，而历史也用元朝的实例告诉我们，大一统的确是一种必然。

但是，当我们把中国历史切到朱棣死后的时间节点，元朝建立的统一政权变成了碎片，似乎又印证了合久必分的论调，大一统并不会江山永固，恰恰相反，囊括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的大一统充满了不稳定性，有时候统一政权模式的不稳定性还要大于单一政权模式和混合政权模式。不稳定性并不代表大一统是糟糕的，只是对政权治理难度的要求提高了。而古代科技的不断积累，比如大运河等水利设施的完善，以及各个族群的相互学习，比如文官制度的充分运用，这些都让广阔疆土的治理难度逐渐降低，这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更为关键的变革来自外部世界的冲击，明清时期近代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东亚地区也无法独善其身，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剧变，在一定程度上其实降低了大一统政权的形成与治理难度，于是清朝的统一政权模式比元朝更胜一筹，更为长治久安。

话说回来，外部冲击固然有偶然性的一面，但即使没有外部的冲击，中华文明的大一统依然有很大的概率再现。

只是，夏日金色阳光中的元上都已变成了壮阔的遗址。曾经于此，华夏文明的城池与草原文明的毡房比邻而居，雕龙角柱和铜金刚铃同在一座屋檐下；面貌迥异的各方商人熙来攘往，络绎不绝；肩负使命的各族群官员领命复命，为了同一个大汗或皇帝服务……那是一幅中华文明融合的生动画面。元上都属于中华文明，它南面的伙伴元大都也一样，那个城市不论是叫汗八里还是叫北京城，都继承和创造着中华文明的表里山河。

草原上金莲花怒放，被红巾军付之一炬的元上都遗址里，尘封了数千年的文明融合往事，那些往事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前世今生。荒烟蔓草千百年，当今世界和我们自己，都是文明融合的产物。

我刚刚踏上的这块旧石砖，说不定也曾被马可·波罗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