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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天下一家清朝统一政权模式（第6页）

当然不是，最终消灭草原帝国的决定性力量，来自整个世界的大趋势。

与元朝类似，清朝的建立者也是北方族群，在建立了横跨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的大一统政权后，两个王朝的政治中心与军事重心都放在了北方，首都叫元大都也好，叫北京城也罢，都远离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因此，清朝也面临着元朝曾经面临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那个最终要了元朝性命的粮食漕运难题。

那么，清朝是如何解决自身的粮食需求的呢？

清朝与元朝在粮食方面最大的不同在于农作物品种。清朝运气很好，由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促使美洲作物向全世界传播，玉米、红薯、马铃薯等抗旱的品种在明末清初传入中国，并被善于农业经营的中国人民迅速地引种到全国各地，即使在北方干旱地区，也能够收获更多的粮食。

外来作物对于中国人口的影响有多大？

有学者曾经研究了明清时期的人口死亡率情况，发现在16世纪以前，农作物青黄不接的时候，人口死亡率就会上升，到了17世纪后叶及以后，即清朝建立之后，这种季节性的死亡率上升现象就消失了，整体人口的年死亡率基本均衡了。换句话说，从17世纪后叶开始，中国社会逐渐从季节性的饥荒中摆脱了出来，在传统农作物青黄不接的季节，中国农民找到了新的食物来源。

这新的食物来源，就是广泛种植在中华大地上的美洲农作物。

对于当时的中国农民来说，玉米等新作物的口感虽然不如自己吃惯了的大米和面，但毕竟可以在每年粮食短缺的时候提供口粮。过去由于耕地有限，人口增长超出了粮食能够养活的限度时，饥荒会频频发生。现在有了新的食物，很多人就不会被饿死。于是清朝时期，人口数量出现了明显的增加，从过去各王朝极限的1亿多人口，增加到康乾盛世的3亿人口，进而增加到清朝末年的4亿人口。

到底是美洲农作物激发了清朝人口大增长，还是清朝人口大增长导致了对粮食的需求增加，从而推动了美洲农作物在中华大地上的广泛种植？这是个让人烦恼的问题，有点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了溢出粮仓的粮食，还是先有了嗷嗷待哺的人口呢？

有学者找来了明清时期全国1330个县的县志，研究从1550年，即从明朝晚期开始的县志中首次提到玉米的记载，以此来勾勒出玉米在古代中国的扩散路径和时间。结果发现，玉米是经三条线路进入中国的：第一条是沿着陆上丝绸之路从中亚传入甘肃，时间在1560年左右；第二条是从印度进入云南，时间在1563年左右；第三条是经海路从菲律宾进入福建，时间在1572年左右。

接下来，学者比较了种植玉米的县和还没种植玉米的县的人口密度差别。在剔除掉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后，数据表明，在1776年、1820年、1851年、1890年、1910年等几个时间点上，已经种植玉米的县的人口密度明显高于还没种植玉米的县，而且一个县种植玉米的时间越长，这个县的人口密度相对来说就越高。

根据这些研究，学者得出结论：是玉米等美洲农作物的种植，带动了明清时期人口的增长，而不是人口增长后对粮食需求的增加迫使中国开始种植和传播玉米等农作物。

1776—1910年，玉米大约促进了中国人口增长14%；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400年，中国粮食增加量的一半以上是美洲农作物的功劳。所以，古代中国的人口数量在明朝到达耕地所限的天花板后，美洲农作物的到来捅破了这层天花板，使清朝人口在前朝的基础上大幅增加。

美洲农作物的种植，除了使中国人口爆炸式增加外，对于文明的融合有什么影响？

影响之一在于，美洲农作物在北方地区的广泛种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朝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导致的北方粮食短缺局面。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清朝自然比元朝的底气更足。

与元朝类似，清朝还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全国的粮食供给平衡。除了利用大运河进行常规的漕运外，清朝时期的海运也开展得比较好，由于航海技术与船舶技术比元朝时期更为进步，清朝的海运比元朝更为发达，这也带来了全国经济带的又一次转移。继京杭大运河的兴起导致古代王朝的政权重心从长安、洛阳转移到大运河沿线后，海运的兴起使政权重心再次向东、向海边转移。海运促进了沿海经济带的兴起，天津、上海等城市迅速崛起。

影响之二在于，抗旱农作物的推广促使农耕区向北推进，挤压了过去的草原带。今天如果我们去内蒙古旅行，会发现内蒙古的南部甚至东北部已经广泛种植了玉米、小麦等农作物。清朝时期内蒙古的农耕区并没有现在这么广，但玉米等抗旱农作物突破了几千年来形成的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界线，让农耕区的北界大大向北挺进，纯粹的草原游牧区也就相对缩小了，此消彼长之间，草原族群的实力相对于农耕族群来说是削弱了。

甚至连清朝的龙兴之地东北地区，在美洲农作物的普及过程中也逐渐成为清朝的粮仓之一。从雍正时期开始，清朝就经常通过海运的方式从东北地区向直隶、山东等地调运余粮，赈济灾民，平抑粮价。比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东北地区粮食大丰收，天津的海商用800多艘船只载满了东北的数十万石粮食，前往直隶、河南、山东等地售卖。

回顾历史，当元朝末年红巾军在大运河沿线举兵发难时，元朝的大汗只能龟缩于元大都内，一筹莫展，而当清朝后期太平军攻占江南，切断了大运河的漕运时，清朝却仍然可以有效地维持全国的局面，组织军队反击太平军，这得益于北方地区粮食产量的大增。如果我们要探讨清朝比元朝寿命更长的原因，那么清朝在粮食来源方面的多样化，特别是北方地区粮食产量的增长，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在清朝迈向“天下一家”的文明高度之时，草的世界相对地被挤压了。除了农耕区的北移之外，还有一种输入的物品让草原帝国无可奈何地从马背上跌落，这就是火枪。

正如前面所言，乌兰布统之战已经使用了大量的热兵器。草原帝国强大的根基是骑兵，而火枪、火炮的普及使农耕族群一改过去2000年中被动挨打的局面，军事力量上得到了革命性的提升，再借助本来就拥有的庞大人口和充沛的物资，装备有热兵器的步兵面对草原骑兵时已经呈压倒性优势。清朝能够击败准噶尔部，既有本身为混合政权的人口、资源优势，又有装备火器的清军相对草原骑兵占据上风等因素起作用。准噶尔部无法逃脱宿命，其他中亚草原汗国也无法逃脱宿命，整个欧亚草原带上的游牧王国纷纷灭亡。

草原帝国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军事优势，草的世界就只能接受被改造和被融合的命运。天下大势如此，这就是踏遍万里的蒙古时代过后，草的世界再也无法重现辉煌的技术原因。

天下的清朝

清朝的天下，超越了族群之间的隔阂，跨越了文化之间的差异，这个政权比起此前的那些混合政权，甚至比起曾经出现的元朝大一统政权来说，文明融合的程度更深。

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虽然自然环境并没有太多改变，但是从治理方式上，清朝实现了全国的“大统一、小差异”，巩固了对藩部的直接统治权，蒙古、回疆、西藏以及自己的龙兴之地（东北地区），都与华夏紧密地整合在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清朝还在军事上实现了对藩部的有效指挥和管理，草的世界不再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同时，通过粮食与其他物资生产和调运能力的提升，清朝实现了全国粮食、物资的均衡配置，解决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难题。

那么，这算是禾的世界最终胜利了吗？

其实，禾的世界也变了。清朝遭遇了世界范围的天下大势，不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地应对世界的潮流，兼具草与禾的“清朝的天下”融入了整个世界，成为“天下的清朝”。

清朝面对的天下大势，从经济上讲是西方列强“挥舞着刀剑做生意”，从政治上讲是“民族国家”的兴起。

清朝是白银世界的一部分。前面已经谈过，清朝之前，不论是作为华夏王朝的明朝，还是土默特部这样的草原政权，都受到了白银资本席卷世界的冲击。清朝承接了此前的历史，也承接了白银资本的冲击。

清朝与元朝在经济上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清朝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里，必须和别人一起玩；而元朝则是依靠斡脱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经济体系，与自己人（蒙古各汗国之间）玩。

甚至在后金还没建立的时候，东北地区就已经成为广阔的贸易体系中的一部分。在明朝后期，中国国际贸易最活跃的地区一个是东南沿海，大量的海商、海盗借助海上丝绸之路纵横四海，在东亚、东南亚跨海经商，另一个就是不为人注意的东北地区。

16世纪，明朝皇帝每年都会赏赐大臣数以万计的貂皮和更多的狐狸皮，这些毛皮既有御寒的功能，也是明朝达官贵人们财富和身份的象征。那么这些珍贵的毛皮是从哪里来的呢？东北地区的女真人是把貂皮卖给明朝和朝鲜的主要人群，一方面他们自己会通过打猎获取毛皮，另一方面他们会从生活在更北的黑龙江流域、松花江流域的林中部落中换购毛皮，做转手贸易。直到17世纪后金崛起，与明朝连年征战，毛皮交易断绝，明朝皇帝的赏赐才取消了。

有人把明末东南沿海的海商描述成多种身份的集合体，他们既是自己做生意的商人，也是恃强凌弱的海盗，还是与官府、洋人交往密切的中介人。其实对于东北地区的努尔哈赤及其族人来说，这些身份也都具备：他们不仅自己做生意，而且依靠武力来保证毛皮货物的来源，还与明朝官府积极打交道。

清朝建立后，早期为了对付郑成功的海上军事力量，清朝政府一度实行坚壁清野的海禁政策。在拿下台湾，稳定海洋政局后，清朝其实并不排斥海外贸易，虽然国家层面并不主动行动，但公平地说，也称不上严格的闭关锁国。

当时英国派出马嘎尔尼使团出访清朝，希望进一步扩大贸易范围，但被清朝拒绝了。其实清朝并没有真的关上海洋贸易的大门，中国的茶叶、瓷器仍然可以源源不断地涌入世界市场，美洲白银经由各国商人带到中国境内就是确切的证据。清朝只是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管控贸易。

但有时清朝面对世界局势也只能随波逐流，因为它已经通过白银和整个世界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