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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天下一家清朝统一政权模式（第3页）

此前谈到，元朝是一个依靠白银和盐引运转经济的王朝。明朝建立后，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并不懂商业，甚至出于小农意识敌视商人和商业，于是禁止以白银作为货币，竟然试图以实物支付官员的俸禄。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讲，朱元璋完全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从元朝生机勃勃的经济体制急速后退，其结果是大大阻碍了明朝经济的发展。形势比人强，朱元璋之后的明朝还是一点点地接受了白银作为货币，比如正统元年（1436年）明英宗宣布“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后来“一条鞭法”等货币政策得到推行，最终明朝建立了以白银为本位的货币体系。

民众上缴的税赋以白银的形式结算，从经济的角度说，这是一种进步，提高了政府的财政效率，减少了实物征税带来的巨大浪费。同时，这也能够减弱人们对于耕地的依附关系，使民众更为自由地选择生产生活方式，人口流通和商品生产都得到了增强，于是从明朝中期开始，商业贸易逐渐繁荣起来，社会比起朱元璋时代富有多了。

但是话说回来，沐浴在白银时代的明朝虽然也尝到了白银货币化和对外贸易的甜头，但是在经济制度和财政收入上，根本无法与近代正在飞速崛起的西方列强相比。当时荷兰、英国的政府保护民间商人的合法生意，最为重要的是，商人乃至其他社会阶层的私有产权得到尊重，政府不能随意剥夺民众的资产、财富。在产权制度的保护下，西方各国的民众创造财富的能力和热情持续高涨，国家的税收也水涨船高。

反观明朝，政府从来就不曾尊重商人的产权，反而警惕和打压富商巨贾，从朱元璋时期对江南巨富沈万三的财产掠夺开始，明朝商人的资产是毫无安全保障的，当然全社会其他阶层的财富也同样没有安全保障。于是，发迹的商人一门心思对科举进行“投资”，让自己人担任官员，希望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产权和商业利益。就这样，明朝庞大的官僚集团成为分割利益的群体，他们所分割的利益的一部分，原本应该成为国家财政的税收收入。也就是说，明朝的官僚集团层层截留了大量的财富，削弱了皇帝所代表的国家最高阶层所能使用的“政府财政经费”。

明朝后期，由于全球化浪潮，海外贸易本应成为明朝赚大钱的项目，毕竟明朝国内有着强大的手工业生产能力，全世界都需要来自中国的陶瓷、丝绸、茶叶以及药品。沿海的武装海商集团的确崛起了，但是这些海商并没有发展成类似西方的国营或私营公司，无法给国家缴纳大量的税收。相反，明朝的海商通过与沿海地方官员勾结，实现权力和财富的结盟，瓜分了海外贸易获得的利益，比如明末赫赫有名的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以及此前的许多集团。明朝政府在海外贸易中获得的税收不要说无法与商业至上的元朝相比，甚至在海外贸易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上还不如更早的宋朝。而且那些海商集团都亦商亦盗，集海商和海盗的角色于一身，给明朝的海疆带来巨大的动荡，明朝为了保障沿海的安全反而要耗费巨资。

最终，明朝庞大的政府财政支出仍然依靠相对容易征收的土地税，税收的大头落在了普通农民身上。从对外的角度来说，明朝与蒙古各部对我乃至抗日援朝的钱，都是从亿万个穷苦的农民的口袋里搜刮出来的。明朝能够与外界抗衡，借助的是自己的人口优势，以人口带来的人力优势和财政总量与蒙古各部等敌手对峙。明朝本身的财政能力最多只能算是“大而不强”，靠数量而不是靠质量取胜。

总之，在全球已经进入军事全球化和白银资本全球化的时代，明朝本质上却是一个虚弱的、封闭的大帝国。在它面对来自内部的叛乱时，还勉强可以靠自己巨大的经济体量维持社稷安全，比如在著名的“万历三大征”的三次大规模战争中，明朝相对容易地平息了宁夏叛乱和播州叛乱。

但是，当明朝面对来自国境之外的挑战时，就明显力不从心了。比如没有列入“万历三大征”但是也基本发生在万历年间的明缅战争，明朝与西南强敌缅甸东吁王朝缠斗了半个世纪，却最终落败。而壬辰倭乱的结束也不是因为明朝与朝鲜在战场上获胜了，而是因为丰臣秀吉死后，各路日军急于回国争夺权力而退兵，明朝只能算是不胜而胜。

往深处说，由于周边国家迫切需要华夏庞大的生产能力制造的产品，明朝不主动地实现贸易和经济上的对外融合，就不得不面对周边强烈的政治融合的挑战，表现为不论海疆还是陆疆都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闭关锁国当然有自己的合理成分，“我不会玩，我不和你们玩不行吗？”

可问题是，明朝财政税收的重担几乎全都压在了底层的农民身上，他们又无法从对外贸易中获得收入，于是生活水平只能徘徊在生死线附近。这样的国家政策对于广大农民来说，难道不是罪恶的吗？

明朝选择了闭关锁国的鸵鸟政策，自然就要面对频频出现的外部挑战。白银全球化浪潮本来是明朝走向富强的机遇，却被明朝白白浪费了。数次征战耗尽了明朝本就薄弱的财政家底，捉襟见肘、寅吃卯粮成为明朝末年的常态。最终要了明朝性命的挑战，来自东北方向的白山黑水之间。

皇太极：“我是谁？”

1634年，后金大汗皇太极征服了蒙古察哈尔部，有“蒙古末代大汗”之称的察哈尔部林丹汗病死于青海，其子额哲投降后金，将元朝历代据有的传国玉玺献给了皇太极，该玉玺据称是当年元顺帝妥欢帖木儿逃往塞外时带走并流传于北元朝廷的。

得到传国玉玺的皇太极下令，本国禁止再使用“女真”“诸申”这种族称，改称“满族”。1636年，后金在盛京（今沈阳）召开忽里勒台大会，漠南蒙古16部49个部落推选皇太极为蒙古大汗，奉上“博格达彻辰汗”（天聪汗）的尊号。同时，皇太极命人修筑天坛，举行祭天大典，满族人、漠南蒙古人和辽东汉族人的代表根据古代中国天命原理，共同推举皇太极为大家的皇帝，定新国号为“大清”。

这样，皇太极既是满族人的大汗，又继承了元朝衣钵，成为蒙古人的大汗，而且还拥有汉族人的皇帝名号，三大至尊头衔集于一身。

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年仅25岁的女真人努尔哈赤用上两代遗留的13副铠甲起兵算起，到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不过短短50年的时间，整个亚洲东部迅速崛起了一股新的势力，从北方草原的蒙古势力与南方华夏的明朝势力之侧杀将出来，一举改变了亚洲东部的政治格局。

后金–清的勃兴是怎样发生的？它的出现对于中华文明的融合进程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后金–清的故事要从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说起。建州女真是广泛分布在东北地区的女真人的重要一支，而努尔哈赤的家族则是建州女真人中的一支。努尔哈赤的奋斗史，正好可以与比他早500年的蒙古帝国的创立者铁木真做对比，我们可以从中发现非常多的相似之处。

比如我们前文提到，铁木真从没落贵族的低微起点出发，并没有一股强大的草原部落做依托，只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兄弟、朋友到亲密的安答、那可儿。所以当铁木真冲破一切人生的局限，终于一统草原时，他可以对草原部落松散联盟的古老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尤其是在军事上以千户制打破了各部落拥兵自重的传统，对草原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

如此逆天改命的人生轨迹，我们在努尔哈赤身上也可以看到。

努尔哈赤起兵之初，身边的可用之兵估计仅有几十人，说他是一个部落首领都很勉强。幸好他曾在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手下做过事，既得到了军事能力的历练，也得到了明朝辽东机构的一些人脉资源，还得到了贸易资格——敕书。但这些零碎的事业基础，在当时的东北地区，很多女真人头领和其他族群比如蒙古人头领都具备，甚至很多人的基础比努尔哈赤更好。

时势造英雄，努尔哈赤崛起前期，也就是16世纪中叶到后叶，东北地区已不再是零星分布着一些渔猎者的蛮荒之地，而是已经深刻地被周边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并被卷入了复杂的东亚局势，甚至间接地受全球化浪潮的影响。

如我们前面所言，明朝后期，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已经遭受了严峻的挑战，并演化为丰臣秀吉挥师入侵朝鲜半岛，强撼东亚朝贡体系，明朝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体系而抗日援朝的大规模战争。

东北地区处于朝鲜半岛、明朝和东部蒙古各部之侧，与各方势力都有接触，必然受到了复杂国际局势的影响。当时东北地区的农业已经得到一定的发展，有相当多的农业人口，同时这一地区传统的狩猎、畜牧、渔业也一并开展着。

另一个需要强调的现象是，当时的东北地区已经较深地卷入了广泛的贸易体系之中。明朝的辽东军队曾经在征战中误杀了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为了安抚他，明朝给了他“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封龙虎将军，复给都督敕书”。三十道敕书，实际上是给予了努尔哈赤与明朝做朝贡贸易的资格和额度。敕书可以证明来明朝朝贡的人的官职、等级，进而决定了他们接受明朝赏赐的级别和数量，对于朝贡者来说，敕书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

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敕书这样的朝贡制度，给女真人的社会带来了变革。敕书成为女真各部落权势与财富的标志，敕书越多，权势越大，财富越多。于是，各个部落围绕敕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权势与财富越来越集中在一部分女真人头领手中，这些部落豪强再加强对其他女真部落的控制，使得女真部落越来越走向统一。

日本学者有句名言：“丰臣秀吉播下的种子，却为努尔哈赤所收获。”大明王朝抗日援朝，惨烈的战争削弱了明朝的国力，尤其是对于东北地区的羁縻有所放松，给了努尔哈赤天大的机会。他自起兵之后不断兼并周边，在明朝辽东机构的漠视甚至纵容下，日益壮大。

就在明朝和朝鲜联军与日本军队激战之时，当时已经完成了建州女真内部统一的努尔哈赤曾经向明朝请缨，希望入朝参战，结果朝鲜方面表示反对，生怕努尔哈赤假借援朝之名吞并朝鲜的国土。这说明当时的努尔哈赤已经成长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等到明朝终于结束了朝鲜半岛的战事，回头一看，努尔哈赤的女真势力已经十分强大，明朝辽东机构已经无力用过去“谁做大就打压谁”的策略来压制努尔哈赤了。1608年，明朝的辽东官员与努尔哈赤集会，宰白马祭天，设盟誓，定边界，约定双方各守边境，不得越境。如此盟誓，清楚地表明努尔哈赤的势力已经不再是顺服于明朝朝贡制度之下的藩属，而是与明朝划疆而治的一方政权。

初步统一女真各部的努尔哈赤如同自己的前辈铁木真那样，对自己麾下的军事力量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与当年蒙古帝国的千户制对应的是努尔哈赤推行的八旗制度，这同样是一种打破了部落联盟结构的军事建制，当然也包含了政治与经济建制在其中。

在起兵的初期，努尔哈赤的权力受到集团内部很多人的制衡，比如自己的弟弟舒尔哈齐以及自己的大儿子褚英。随着建州女真越来越强盛，努尔哈赤变得更加不能容忍和其他人共享权力。1611年，努尔哈赤干掉了舒尔哈齐。此情此景，如同当年铁木真试图杀死自己的弟弟哈撒尔的翻版，所不同的是，哈撒尔有老母亲诃额仑力争而保住了性命，舒尔哈齐却惨死。

历史上同样的剧情再次上演，正是由于统一蒙古的铁木真与基本统一女真的努尔哈赤对于部落联盟体制的相似改造而引发，两位雄主必须把那些试图维持自己部落独立性的各部首领甚至家族成员排除在最高权力之外，如果自己的亲弟弟反而是阻碍这种改造的首要麻烦，那么不除不行。

那么，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是什么模样呢？

1601年，努尔哈赤把他的部众每300人编成一个单位，称作牛录，最初只有四个牛录，分别以红、黄、蓝、白颜色的旗作为标识。来归的人越来越多，牛录的数目也增加，分别被纳入四个旗下。到了1615年，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增设了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四旗，红旗镶以白边，黄、白、蓝三旗均镶以红边，共为八旗。每旗下统五个扎拦（后改称参领），每个扎拦下统五个牛录。此后牛录、扎拦数目继续增加，但八旗的数目保持不变。

每旗各设置旗主，旗主与汗有亲密的血缘关系。比如天命年间，除了努尔哈赤以汗的身份兼领两黄旗外，其次子代善领两红旗，侄子阿敏领镶蓝旗，五子莽古尔泰领正蓝旗，八子皇太极领正白旗，孙子杜度领镶白旗。需要多说一句的是，由于在内部权力斗争中陷入孤立，努尔哈赤的大儿子褚英不仅失去了储君的地位，而且在1615年被努尔哈赤处死。比起铁木真的长子术赤，褚英算是倒霉透顶。而连自己亲弟弟和大儿子都干掉的努尔哈赤，也就完全摆平了其他人对自己的权力制衡，可以一言九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