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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万里一统元朝统一政权模式（第2页）

在领地的划分上，蒙古高原的西边即右翼依次分布着成吉思汗的三个儿子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的领地，而东边则是哈撒尔等成吉思汗的几个兄弟的领地，中部大片领地由成吉思汗带领幼子托雷以及诸将管理。在传统的三翼划分的表面之下，其内核是分封制度，不论左中右哪一翼，都由成吉思汗家族（即“黄金家族”）控制，每一翼之下也并非过去的松散部落，而是严密管理的千户。不论是千户，还是这个层级上下的万户、百户，都是黄金家族的臣民，千户的民众及其财物、土地都归属于某个黄金家族成员。昔日隶属于不同部落的草原民众，如今都统一在蒙古的旗帜之下，集合在以成吉思汗为首的黄金家族的周围。

成吉思汗建立分封制度的时候，除了将部分民众和领土分给亲戚和少数功臣之外，还留下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归自己管理，这一部分与其说是大汗的个人财产，还不如说是黄金家族的“公产”。

据史书记载，成吉思汗在分封的时候，幼子拖雷分到了5000户，比他的大哥术赤要少一些。而在成吉思汗死后，拖雷分到的户数竟然多达10.1万户！这么多的民众当然不是拖雷的私有财产，而是根据蒙古“幼子守灶”的传统，拖雷以监国的身份代管了黄金家族的公产，直至第二代大汗窝阔台即位后，拖雷将公产移交新的大汗管理。

总之，在成吉思汗建立的新的草原帝国中，各个部落的世袭贵族权力被废除了，帝国的官职统一归大汗来管理，而不是分属于某个贵族或部落。即使是千户制中的部众，大汗也可以根据需要重新分配。也就是说，新的草原帝国不再是部落联盟的松散联合体，而是一个紧密的整体。成吉思汗对整个草原势力进行了重新洗牌，以黄金家族的力量为核心，辅之以家臣那可儿，建立起新的国家管理制度和军事制度。

这是草的世界的一次深刻的变革，毫无疑问，刚刚建立的蒙古帝国就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战斗力的源泉应该就来自该变革。甚至于蒙古骑兵远征到万里之外时，仍然能保持坚韧的战斗力和团结协作的精神，而且仍然能够由大汗来远程控制。和匈奴以来的各个时代的草原雄师相比，蒙古骑兵似乎都更胜一筹。如果说蒙古帝国能够超越契丹和金朝，征服更远的疆土，如果说铁木真能够超越耶律阿保机和完颜阿骨打的绝世霸业，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在于他实现了草原的变革。

如果说铁木真与两位前辈相比有什么弱项的话，那就是铁木真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单纯的草原游牧民族领袖，虽然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蒙古草原的周边排列着多个混合政权，但铁木真在成长过程中忙于在草原上拼杀，对于混合政权的运转并不熟悉。他的确接触过金朝的官员，但也仅限于接触而已，根本没有机会和时间去吸收金朝的各种管理方式。因此他管理下的草原帝国虽然发生了变革，但并不是一个混合政权，而仍旧是一个单一草原政权。在统一草原之后的征战中，铁木真的游牧人思维显露无遗，即不以占领和管理农耕区为目的，而是保障对外贸易的畅通，利用军事力量劫掠财富、索要贡品。

成吉思汗发动的对中国历史具有深远影响的战争是针对金朝的。前面谈到，金朝自从经历了契丹人大起义之后，在北境的防御就变得很困难了。虽然金朝相对于单个的蒙古部落还是有压倒性优势，在1195—1199年，金军和塔塔尔部展开大规模战争，在蒙古部和克烈部的帮助下，金军才算取得了胜利。但是显然，草原上的局势已经不是金朝单独可以控制的了。到了1202年，当铁木真大军与扎木合–乃蛮部联军决战于草原西部的时候，金朝只能心惊胆战地旁观，根本无法左右草原局势。

现在，一个新的草原帝国要与金朝对决了。不论是新兴的蒙古帝国，还是富庶的金朝，都没有选择和平的外交手段，没有像宋朝面对契丹那样，以纳贡的形式换取两国的和平。这是因为：一方面，蒙古部和金朝有着血海深仇，虽然双方曾经为了消灭共同的敌人塔塔尔部勉强联手过，但是在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后，双方的仇恨难以化解；另一方面，金朝毕竟是由北方丛林族群建立的王朝，而且疆土辽阔、人口众多，不会选择向新兴的草原政权纳贡称臣。

于是，蒙古帝国作为单一草原政权，无法从华夏获取贡品，剩下的选项就只有军事掠夺了。因为成吉思汗以黄金家族为核心构建的新型草原帝国，需要用外来的财物满足内部落群的需要，这些财物要么由大汗赏赐给家族成员和那可儿，要么由家族成员和那可儿自己动手掠夺或通过开展贸易获得。唯有如此，新兴的蒙古帝国才能维持长期团结和稳定。

我们甚至可以猜测，在整个草原被统一后，再无草原部落可以劫掠了，如果不能从外界获取大量的财物，这个新兴的草原帝国很快就将解体。成吉思汗应该也意识到了这个危险。

1211年，成吉思汗在克鲁伦河流域誓师，正式向南方的宿敌——金朝发动战争，蒙金战争就此爆发。仅仅在5年之前的1206年，成吉思汗才刚刚征服了整个草原，就马不停蹄地兵锋南指，先拿西夏开刀，逼迫西夏称臣，为攻打金朝做好了前期铺垫。

征讨金朝的蒙古骑兵分成了三路大军，典型的草原三翼出击的风格。成吉思汗与幼子拖雷率领中军，越过长城地带进入河北的平原地区，一直南下攻取了山东的济南城；右军由成吉思汗的另外三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领，侵入山西中部的太原一带；左军由成吉思汗的弟弟哈撒尔和铁木哥率领，直指辽西。

又一批凶猛的草原“狼族”冲破长城地带南下了。不过我们不要忘了，说到底成吉思汗仍然是一位游牧君主，不论是面对金朝还是面对其他周边政权，他的目标都是掠夺或索要财富，而不是占领农耕区。虽然历史上人们诟病成吉思汗杀人无数，但其实更准确地说，成吉思汗应该是一个城市毁灭者，而不是屠杀者。作为一个游牧君主，他需要城市里的财富，而不需要巨大的城市本身，在这一点上他和契丹的耶律阿保机、女真的完颜阿骨打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史书中看到，成吉思汗统领下的蒙古军破坏了很多城市以及周边的农田，这一方面是为了掠夺和敲诈农耕区，另一方面是想通过摧毁某些城市，使远途贸易线路改而通过成吉思汗控制的草原地带，这会让草原帝国的财富增加。比如，当成吉思汗的蒙古军攻占了金朝的中都时，就把中都的财货劫掠后运往草原，空留下被破坏的中都不管。

如果成吉思汗和他之后的蒙古大汗们都是这样的想法，那么蒙古帝国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单一草原政权，无法实现融合长城南北的目标，更不用提统治更为广阔的疆土了。

历史并没有回到匈奴与汉朝对阵时期单一草原政权与单一华夏政权对峙的模式。

虽然金朝在成吉思汗的攻击下完全变成了一个单一华夏政权，但在契丹、金朝乃至西夏、高昌回鹘这些混合政权数百年的辐射影响下，草原已经不是过去的草原了。历史的车轮从匈奴时代起已经向前滚动了1000多年，对于成吉思汗和他的黄金家族的子孙来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单一草原政权的模式已经是明日黄花，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继续前进，迈向混合政权阶段，要么退回单一草原政权模式。而选择后者，可能意味着帝国的不稳定。

这里面的关键，还是蒙古帝国能否源源不断地从外界获取财物。

我们已经多次强调，草原游牧民比华夏农耕民更需要贸易，他们更加期盼商人的到来，因为商人能给他们带来草原上匮乏的各种生活用品。成吉思汗的草原帝国除了通过战争掠夺财物外，还可以通过贸易得到财物。

当时有大量中亚商人活跃在连接草原和其他区域的商路之上。1218年，成吉思汗命令自己的儿子、将领从下属中各抽取两三个西域商人，组成商团去中亚的花剌子模采购所需商品，竟然一下子集中起来450个西域商人，足以看出当时蒙古草原上商业是很兴盛的，游牧人的需求是很旺盛的。

没想到，这个蒙古商团到达花剌子模的边境城市讹答剌时，不仅遭到守将的抢劫，而且商人被屠杀。这是一次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只是当事人懵懂不知。

杀死商人、抢夺货物的行为对于草原族群来说，是超越自己的容忍底线的。即便如此，成吉思汗还是先提出了外交抗议，要求花剌子模交出凶手，赔偿损失，但遭到了花剌子模君主摩柯末的拒绝，所以一些史家猜测，边城守将杀人越货的行为至少是得到了摩柯末默许的。

从成吉思汗对花剌子模的谨慎克制态度，我们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游牧民君主对于商路的重视，他不想轻易失去重要的商路和贸易收益。

实际上，当时摩柯末低估了蒙古帝国，而成吉思汗高估了花剌子模。为了保护草原商路的畅通，成吉思汗不得不鼓起勇气向摩柯末宣战。说他“鼓起勇气”是有根据的。史书曾记载，出征之前，成吉思汗的后妃也遂甚至询问他，万一发生不幸（也就是成吉思汗回不来了），什么人可以继承他的大汗事业。成吉思汗不仅没有发火，反而认为这个问题有道理，责问大家怎么没早提出来。这足以说明他认为此次西征颇为凶险。

史书还接着描写道，成吉思汗询问长子术赤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术赤沉默不语。二子察合台以为父亲此举是意欲让术赤继承汗位，大为不满，与术赤大打出手。二子相争让成吉思汗更加青睐人缘很好的三子窝阔台，这为日后窝阔台继承汗位埋下了伏笔。此乃题外话。

蒙古西征花剌子模曾经被视作蒙古汗国热衷向全世界进行军事扩张的事例，但从这件事的起因看，保证几乎等同于游牧民生命线的商路的安全与畅通，才是成吉思汗的出发点，这是一个草原帝国统治者的职责所在。这是一种典型的游牧民思维。

财物对于蒙古帝国有着无比的重要性，它是维系黄金家族及其群臣那可儿的团结和忠诚的关键。成吉思汗之后的蒙古帝国君主们自然也十分清楚这一点。如果说支撑蒙古帝国这座大厦的第一根柱子是天下无敌的蒙古铁骑的军事力量，那么支撑这座大厦的第二根柱子就是商业贸易力量。

早在1209年，也就是成吉思汗还没有开始伐金战争时，高昌回鹘就杀死了宗主国也就是西辽的官员，投靠了蒙古帝国。高昌回鹘的首领被成吉思汗封为第五子，还娶了成吉思汗的女儿为妻。回鹘人在混合政权管理和远途贸易方面积累了长期的丰富经验，他们的投靠给了勃兴的蒙古帝国以急需的行政、商业管理人员，蒙古帝国在官职设置、财政制度乃至重要政策方面受到了回鹘人的深刻影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蒙古帝国获得了生意经。

蒙古帝国的黄金家族擅长征战，却疏于理财和经营，在回鹘官员的协助下，他们和自古以来就擅长经商的西域各路商人简直一拍即合。随着蒙古汗国扩张到花剌子模所占据的中亚地区，西域商人纷纷聚集在蒙古帝国的军旗之下，他们组成了大大小小的斡脱，给蒙古帝国提供商业服务。斡脱在突厥语中是“伙伴、商业合作”的意思，类似于华夏的商帮。

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继承了大汗之位，也继承了如何给黄金家族和官员们带来财富的问题。与成吉思汗有所不同的是，窝阔台已经不是一位单纯的游牧民君主了，他继承和征服了大片的农耕区，蒙古帝国此时也已经不是单一草原政权，而是演化成一个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了。

这样的演化过程，一方面是因为窝阔台需要更多的财富来安抚蒙古帝国的王公们，劫掠农耕区这种涸泽而渔的财富获取方式并不明智，长期经营农耕区并从农耕区收税，将会获得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的蒙古帝国有回鹘人、契丹人帮忙管理政权事务，对于治理一个混合政权有了经验。

回鹘人、契丹人的混合政权思维也反过来影响了大汗的决策。比如，曾经有官员建议窝阔台减少华北地区的人口，把农耕区变成可以放牧牲畜的牧场。契丹人耶律楚材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建议保留农耕区的经济模式，用固定税收的方式来从农耕区获得财富，这样帝国的财政收入会大大增加，从长期来看也会给国库带来更多财富。窝阔台被耶律楚材说服了，当然准确地说是被耶律楚材描绘的大量财富给说服了。大约在1230年，窝阔台在占领的原金朝土地上任命了许多“征收课税使”，他们大部分都是投靠来的金朝前官员。他们根据耶律楚材设计的税收制度，向百姓征收丝绸产品和粮食。

结果税收收入非常可观，窝阔台十分满意，任命耶律楚材为中书令，负责这些土地的行政管理，说白了就是负责收税。

在窝阔台的主持下，从金朝夺取的土地、人口的大部分被分配给黄金家族成员以及战功卓著的功臣，窝阔台自己则分得了比诸王更多的一份。沿袭自成吉思汗建立的分封制度鼓励了黄金家族的成员积极参与对外战争，以分得更多的胜利果实。相对合理的分配制度也刺激了蒙古帝国的诸王向外扩张，这是蒙古铁骑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横扫欧亚大陆的原因之一。

蒙古王公们靠征战和收税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后，除了自己花天酒地，还会把金银和其他财物交给斡脱，委托他们去经商或者放贷，从中赚取高额的利息。斡脱则借助于蒙古王公的财富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实现财富的增值。

斡脱的生意甚至可以上达汗庭。窝阔台就曾经说过：“来到我们这里的每一个斡脱，我知道他们各打算盘，各有所谋。但我希望我们能使他们个个称心如意，分享我们的财富。”一个统治者说要让商人们高兴，并和自己分享财富，这一幕真是太和谐了。华夏王朝的皇帝是绝对不会有这样拜金主义的思想观念的，就算有类似的财迷想法，面对朝廷之上口吐圣贤之言的儒家官员们，也难以启齿啊。

对商业的态度是蒙古帝国与华夏王朝的一个重要区别。这种区别的背后是一个政权的财政收入模式的区别。当蒙古帝国过渡为一个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时，它的财政收入来源是很多元的，与单一华夏政权有着很大的区别。蒙古帝国既有来自农耕区的钱粮赋税，也有来自商业贸易的盈利和税收。靠对外战争劫掠的财物当然也算其收入之一，只是它既不稳定，也不持久。

但是，蒙古帝国前期的历任大汗都很看重对外战争，因为作为一个以草原为主体的政权，对外征战是一个大汗能力和权威的象征，没有战功的大汗是不能服众的。这种思维对于被入侵者和被征服者而言当然是罪恶的，这种思维主导下的战争造成死伤无数，大量百姓流离失所，对经济造成了短期剧烈破坏。不过抛开战争引发的悲剧不谈，蒙古帝国的扩张影响了全世界，打通了欧亚大陆的各个角落。蒙古帝国的扩张对于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也是史无前例的，其标志就是忽必烈建立的疆域广阔的元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