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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北驰南渡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第2页）

兴建永久性都城，这是一种华夏王朝的治理方式，标志着契丹政权的权力趋向于集中而不是分散。这时，耶律阿保机似乎已经着手建立契丹帝国的双重行政管理体制：北面官负责管理草原游牧地区的部落事务，而南面官主要仿照唐朝制度设立，负责处理定居人口特别是汉族人的事务。早在910年，耶律阿保机就任命他的兄弟管理北面官系统。这一制度于947年契丹政权正式设立北院和南院时达到顶点。

契丹帝国的根基是草原，所以草原传统不能放弃。

虽然兴建了类似华夏的城市甚至都城，但是契丹的可汗皇帝一直坚持草原上的游牧生活方式，他们一年中有规律地在草原上迁徙着，从一个传统的季节性放牧草场（捺钵）转移到下一个草场。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在草原上度过，可汗与草原各部首领聚会、商谈，处理草原事务。一年之中，他们也会途经繁荣的城市，并在里面居住一段时间。比如一般情况下，每年两次在辽上京，可汗会把官员召集起来商讨国是。讨论完毕后，那些负责契丹南部地区的官员南下管理汉族臣民，而可汗则带着契丹高官继续以游牧方式行军。

同时，华夏政权的经营方式也广泛开展起来，因为在契丹的疆域中，可供开垦的土地相当多。首先是长城地带的农牧交错带，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燕云十六州也位于这一带。这里原本就有着相当可观的耕地，契丹将这块地区纳入版图之后，就等于有了一座可靠的粮仓。

其次是东北地区的辽河平原，这里因为地处北方，气候较为寒冷，所以一度人气不旺，耕种规模十分有限。再加上地处周边各方势力角逐的焦点，社会动荡，生产大受影响。其实从气温、降水、土壤条件来说，辽河平原极具农业开发价值。

在耶律阿保机四处扩张，向东击败了盘踞在东北地区东部的渤海国后，他和他的继任者将许多昔日渤海国的人口迁移到辽河平原上，使这里的农耕社会变得兴旺起来，所谓的辽东就此崛起，并一直泽被后世。其中辽阳后来成为契丹帝国五京中的东京，进一步成为各个族群杂居的繁荣之地。这块土地逐渐成为中华文明圈的重要部分，一些东北族群也正是以辽河平原这个大粮仓为创业基石，开始了逐鹿中原的征程。此乃后话。

总之，从耶律阿保机开始的契丹“新农村建设”，开辟了一条中华文明区域融合的新道路——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

自匈奴帝国以来，历代游牧政权都是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以松散联合体的形式管理庞大的疆土。耶律阿保机的契丹一方面要保持游牧民族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保持草原地区固有的游牧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他在契丹境内建立了包括首都辽上京等五京在内的许多城郭，并移居了大量的人口到城郭里外定居，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把华夏王朝的国家治理模式也嫁接到契丹帝国的体系之中，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草原政权的松散特性。

在一个草的世界中导入禾的系统，耶律阿保机的这一创举给契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国力和稳定性。自从单一华夏政权——汉朝与单一草原政权——匈奴的白登山之战后，历经千年洗礼，直至契丹，草原与华夏的融合之路终于登上了新的台阶，可以同时驾驭草原和华夏的、更为有效的政权模式已经初露锋芒。

就在耶律阿保机一面统御契丹诸部、四方征讨，一面大张旗鼓地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时候，长城以南又是怎样的场景？

大唐王朝笨重的身躯已经轰然倒地，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局面很自然地过渡到所谓的五代十国的纷乱局面。广阔的华夏在一片混乱中探索着自己的未来。

虽然名为五代，分成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个朝代，但其实总共也只有短短的半个世纪，与汉唐这样延续数百年的朝代相比，五代加在一起都显得袖珍，分别被称为朝代，实在是过于抬举它们了。至于十国，除了北汉外，其他基本上都地处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并没有同时存在过，一般与五代朝廷同时存在的十国只有7个左右。其实在五代十国之外，至少还有大理国在西南方向裂土而治，更不用说还有凌驾于北方的令华夏各个政权不寒而栗的契丹了。

所以，五代十国只是后世史家的总结，当时的局中人并不这样想。那么，当时的人是怎么看天下大势的呢？

许多人都没感觉到唐朝已经是过去时了。就像汉朝灭亡后，匈奴人刘渊高举起汉朝的大旗那样，当朱温篡夺了唐朝的社稷，建立了自己的梁朝时，他一生的宿敌——彪悍的沙陀将领李克用视其为唐朝的叛逆，根本不承认梁朝，甚至继续使用唐朝最后的年号“天祐”，高举唐朝的大旗，与朱温死磕到底。

沙陀军团是五代十国时期华夏影响力最大的军事力量。追根溯源，沙陀人应该是突厥人的一支，活跃于西域天山巴里坤湖一带，曾经归附唐朝，在吐蕃攻陷了唐朝的北庭都护府后，沙陀人改投吐蕃帐下。此后由于受吐蕃的猜忌，沙陀人又向东迁移，再度归附唐朝，生活在北方长城地带。

唐末黄巢起义搅动了天下，沙陀人在首领李克用的带领下，为唐朝击败黄巢、收复长安立下大功，从此以沙陀骑兵为核心，吸纳了周边各个民族力量的军事集团闪亮登场。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更是如同战神下凡，不仅力抗不可一世的契丹大军，硬生生地把耶律阿保机的南进一次次打退，更在923年称帝，国号为唐，史称“后唐”，并在同一年消灭了后梁。李存勖这个突厥系沙陀人成了“唐朝”的皇帝。此时，他顺理成章地把天祐的年号改成了自己的年号——同光。

一个沙陀人“复兴”了唐朝。想想当年刘渊建立的“汉朝”，李存勖的“唐朝”如出一辙，都是试图延续此前数百年的王朝社稷。

五代十国时期高举唐朝大旗的可不只有沙陀人。在南方，李昪自称唐朝皇族后裔，也建立了自己的“唐朝”，史称“南唐”，疆域覆盖了今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江西一带，是十国中最为强大的一个政权。由于自称唐朝正宗，南唐甚至有一统天下、光复唐室的野心，可惜受挫于北方的后周，一蹶不振。

这种竞相争夺唐朝正统地位的现象，反映了当时整个华夏的一种文明、文化上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来自延续了数百年的唐朝，基础是大江南北日益联系在一起的经济与文化，其核心是唐朝留下的大一统的文化认同遗产，包括语言、制度、文化、思想等。

唐朝虽灭，文明犹存，文明的认同感才是最为重要的融合，哪怕疆土是分裂的，大江南北的人们依然有着类似的梦想，为了天下的统一而各自奋斗。哪怕是有着浓厚的少数民族色彩的沙陀集团，也把自己视作唐朝的一员，愿意为复兴唐朝而拼杀。

更值得人深思的是，五代之中除了被李克用父子视为叛逆的后梁外，后唐、后晋、后汉都是沙陀集团建立的。当李存勖带着沙陀骑兵与契丹骑兵在沙场鏖兵的时候，真是不太像一位“汉家大将”。换句话说，五代十国时期的华夏，也已经融入了多个族群和他们的文化元素，就像契丹也吸收了华夏的一些农耕经济和制度那样。那个时代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沙陀人李克用与契丹人耶律阿保机见过面，并英雄相惜地结为兄弟，当然这兄弟情义仅限于酒桌上，战场上两人对垒起来都不含糊。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与耶律阿保机也有名义上的子与父的说法，也仅限于使臣往来送书的时候。当时的天下大势是契丹强而后唐弱，契丹一心想吃掉后唐，但直到耶律阿保机在平定东北地区的渤海国后去世，也未能得逞。

后唐的内乱终于给了契丹新可汗耶律德光南下的机会，他是耶律阿保机的二儿子，在母亲述律氏的支持下继位。为了让自己的儿子顺利继位，压制契丹内部的反对势力，述律氏甚至不惜自断右手，震慑群雄，当真是刚烈无比，草原风格的契丹可汗选举制度总算是勉强地过渡到了世袭制度。

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在帮助后晋石敬瑭击败后唐的过程中，耶律德光兵不血刃地得到了长城地带的燕云十六州。耶律德光的志向不止于此，他有着逐鹿中原的野心。在后晋大乱的时候，耶律德光觉得时机成熟了，于是率领契丹军队大举南下，试图一举吞并华夏，完成父亲耶律阿保机的夙愿。

然而耶律德光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一次让他达到光辉顶点的远征，也是一次让他走向末路的远征。

946年秋，契丹军队从本土出发南征，一片混乱的后晋基本上无力阻止抵抗，到年底的时候，都城开封陷落。947年正月初一，耶律德光的马蹄风光无限地踏入了开封。又过了一个月，耶律德光改国号为大辽，改年号为“大同”，似乎在宣告一个囊括了草原和华夏的大同世界来临了。

遗憾的是，耶律德光自己根本就没准备好迎接那一刻。

孤军深入的契丹骑兵出现了粮草短缺。这反映出此次南征根本就准备不足，因为过去契丹军队南下劫掠的时候，抢了财物就撤回草原，不需要后勤补给。但是这次南征是以占领华夏为目的的，没有足够的粮草供给，怎么能持久呢？

耶律德光只好纵容自己的军队扫荡开封周边，并大肆搜刮钱财。这是一种典型的草原劫掠风格的行为，问题是这些契丹骑兵现在并不在草原，而是在农耕区。原本处于观望之中的华夏军民在生死存亡之际，全都奋起反抗契丹侵略军，后晋的地方残部也开始一致对外，攻击契丹军队。没有了粮草，耶律德光的大军战斗力锐减，他在开封待不下去了。从他进入开封仅仅三个月后，这位达到人生顶峰的契丹可汗灰溜溜地撤离开封，向北方的故土而去。

心力俱疲的耶律德光在半路上就突然病死了，他的“大同”世界就像是一场噩梦。耶律德光的失败警示世人，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的融合是艰巨的任务，并不是单靠武力就能够实现的。

契丹军队撤退后，沙陀势力中的一方豪强刘知远轻松进入开封，建立起了后汉政权。几年之后，后汉又被后周推翻，而后周也挺立了不过10年光景，就又被赵匡胤发动的政变推翻，宋朝建立。

华夏政局风云变幻，本来都是契丹入主华夏的好机会，但耶律德光的南征失利，给了契丹人非常惨痛的记忆，以至此后的历代契丹可汗基本上都打消了入主华夏的念头，他们更倾向于回到草原帝国的经典套路上，通过军事敲诈，谋取一些经济利益，而不是占领华夏。

可能正是因为契丹上层出现了这种心理，再加上宋朝的赵匡胤、赵匡义兄弟也很争气，统一了华夏，结果1004年契丹大军再次饮马黄河，进逼北宋都城东京时，双方都有些“麻秆打狼，两头害怕”的心理：心有余悸的契丹对统治华夏没有底气，北宋也没有了当年纵横沙场的决死气概。最终双方坐下来谈判，北宋答应每年给契丹绢20万匹、银10万两，以此换取和平，这就是契丹与北宋签订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让草原与华夏回到了经典的纳贡–和亲模式。但是与匈奴–两汉和突厥–隋唐时代不同的是，在契丹–北宋时代，契丹已经不是一个单一草原政权了，而是融合了大量华夏文明的混合政权。而北宋到澶渊之盟的时候，已然蜕变成了单一华夏政权。

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对垒单一华夏政权，这是契丹–北宋那个时代的新格局。澶渊之盟给契丹带来了长期稳定的军事敲诈收入，对于这个以草原为主体的政权的长治久安非常有帮助。

当然了，作为一个混合政权，即使契丹不再军事敲诈华夏政权和其他周边政权，自身也具有一定的生产能力，能够制造一定量的手工业品，以及生产大量人口所需的粮食。所以，一方面契丹对于华夏物产的迫切需求降低了，军事敲诈到华夏物产当然更好，但是敲诈不到，契丹管理好自己的头下军州，管理好自己境内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日子也照样过得不错。作为一个以草原为主体的政权，契丹的政权显然比过去的草原帝国更安稳。

同时，契丹还收获了管理农耕区的人才和经验，这使过去草原帝国侵占华夏后出现的管理难题在契丹的时代难度大大下降了。占领一片地方后，混合政权有足够的管理人才，能够很好地管理占领的农耕区，恢复生产，产出大量的粮食和其他手工制品，供整个混合政权调用。

新的局面对于华夏政权绝对不是好消息。幸好澶渊之盟后，在大约长达百年的时间里，契丹与北宋基本上相安无事。也许耶律德光的那次惨痛教训过于深刻了，即使契丹已经具备了治理农耕区的人才和经验，它也没有大举南下占领华夏的野心了。契丹逐渐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契丹贵族过起了奢华的定居生活，而契丹底层民众该放牧的放牧，该种地的种地，该做手工的做手工，惬意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抛开澶渊之盟是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不谈，这个条约给北宋还是带来了巨大的和平红利。避免了战争带来的破坏和消耗，这本身就可以算作“收入”。而且从岁币支出额来看，每年输送给契丹的绢的份额仅仅相当于北宋南方一个州（比如越州）的生产量，这是北宋完全可以承受的代价。

而且在和平降临后，两个政权之间的“跨国贸易”顺利展开。华夏由于物产更为丰富，因此在与草原的贸易中往往会获得大量的盈余，即使契丹已经不是一个单一草原政权，贸易收支的趋势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根据估算，北宋支付的岁币中的银两，大约有60%又回到了宋朝的境内，因为契丹在获得了上贡的绢之外，仍然用大量银两来购买华夏的物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