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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践优于理论（第2页）

贾斯蒂斯说：“老师们询问数字化工具，我问，‘你们听说过Scratch吗？’，‘什么？没有，那是什么东西？’。这是适合孩子们使用的编程语言；它强调分享和社区。”老师们眉头紧锁，陷入困惑，而当他解释完Scratch是什么时，“这就好像，何必多此一举……仅仅是说服一个人尝试一下这个软件都很难，更不要说将软件引入到他们的课程里了。”

其他老师点头赞同他的说法。他们代表了最好的学校梯队：计算机老师凯莱迪·肯克尔，来自布鲁克林帕克中学学院——纽约市最精英的私立学校之一。四年级老师、学校“技术顾问”莫林·赖利来自蓝色学校——一所由蓝人乐团（BlueManGroup）成员创立的“独立”学校。这些老师都是来自全美最顶尖的学校、最懂技术的一批教育工作者。然而，他们将这种编程理念引入校园并不是很顺利。

2013年“Scratch日”结束后几周，一位和教育政策制定者联系密切的资深教育工作者注意到，Scratch招致了广泛的批评。“硅谷的一些人认为Scratch不是真正的编程语言，学生必须忘掉之前学的那些不好的编程知识，然后才能教他们真正去编程。”但夏皮罗说，Scratch基金会遇到的更艰难的挑战是，当前的重点被放在共同核心课程上。

卢卡和他两个同学反驳了这样的担忧，称Scratch帮助他们提高了成绩。使得让·皮亚杰重新认识到了玩耍概念的所有基本原因中最重要的一条。其中一个孩子皮特·梅说：“它教会了我很多，我从学习中找到了乐趣。”

所以，如果全美每个学生都学习编程，将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知道得越早越好。爱沙尼亚全国覆盖免费无线网络，从2012年起，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编程。没人研究过编程这一新课程的影响，但它获得了爱沙尼亚总统托马斯·亨德里克·伊尔韦斯（ToomasHendrikIlves）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在爱沙尼亚，外语教学从一二年级开始。如果你从七八岁开始学外语语法，那么，学习编程语言又有什么不同呢？事实上，编程语言比任何一门语言都更有逻辑。”

这种理念正在不断扩散。2014年9月，英国每所公立小学和初中的学生们都开始学习计算机编程。美国政府却拒绝实施类似的全覆盖教育政策。不过，这一点可能会发生改变。一位与教育业和华盛顿当局有联系的实力雄厚的风险投资人说，美国联邦教育部已经开始讨论在全美推行Scratch。2014年，受麻省教育商业联盟委托的一组教育专家向该州提出建议报告。建议者之一的培生集团（Pearson）执行副总裁萨阿德·里兹维（SaadRizvi），他说：“我们建议编程应成为每个年级的必修课程。我们也认为，Scratch是儿童早期学习编程最好的方法。”

雷斯尼克对此一直持乐观态度。在差不多10年前的一次会议上，他正在演讲，一位听众起身问了一个问题：“西蒙·派珀特（SeymourPapert）20年前不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吗？”这句话不是恭维，而是暗示雷斯尼克的想法已经过时了。

“对，我做的正是西蒙·派珀特20年前做的事情。”他回答道，“我认为这是值得继续做的事。我们正在取得一些进展。如果我的余生一直做这些事，我会感到快乐和自豪，因为它们重要到我非做不可。”

〇〇〇

当我们讨论学习时（与之相对的是教育），我们真正讨论的是取代传统、单向、自上而下的知识传递模式，代之以一个主动的互联系统，教人们如何去学习。教育是别人教授你知识的过程，而学习是你自己教授自己知识的过程。

一个学习型而非教育型的体系重视学生的兴趣，为学生提供探索和追求这些兴趣所需的工具。在常规教育机构中，各种教学体系仍然可以用以实证为基础的教育学方法来指导并进行排序，与此同时也给予学生空间，让他们构建自己的课程，寻找导师并和同学们一起分享自己的知识。

学习型体系的社会因素对于参与其中的学生而言尤其重要。约翰·杜威（JohnDewey）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当时他呼吁应该将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无缝融合，主张“教育即生活”。大量的研究表明，当一个人将学习和自己的兴趣、人际关系以及可能追求的机会联系起来时，他会学得最好。然而，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传统教育系统采用的是分离的、指标驱动的方式。这种方式建立在一个已经过时的模式之上，该模式假定儿童接受12年足够严格的教育后，将会具备在快速变化的社会和环境中取得成功的能力。

该模式仍然强调机械学习和与社会脱节的考试——相当于那种坐在山顶用2号铅笔答题、没有互联网的考试——尽管未来几十年中最成功的将是那些能利用网络学习，能及时应对挑战的人。这就是“学习”优于“教育”原则和“拉力”优于“推力”原则的共同点。授学生以鱼，不如授他们以渔。这也有助于他们习得必要的技巧来拓展、培养和驾驭能让他们终身学习的社会网络。

无论学生们的兴趣是什么，拥有广泛多元的联系都会为他们提供更多机会，从而使他们更深入地探索自己的兴趣，促成有意义的项目和讨论。社交媒体和其他通信科技使得年轻人更易于寻找有共同兴趣的人，但许多学生没有机会加入在线社区，因为他们的学校没有相应的资金，或他们所在的学区不允许其接触特定社会圈子以外的人际互动，又或者老师和家长认为互联网会分散他们学习的精力。

尽管美国教育政策近来发生了变化，试图将更多新技术引入课堂使课程现代化，但仅仅引入新技术是不够的。在很多学校，老师没有时间学习新技术或缺乏将技术完全融入课程的技术支持。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之一是，邀请热衷技术的教育专家与学生们分享知识，同时让教导人员监督考核并对课堂进行必要的指导。

当老师和教育专家需要同时出现在同一个课堂时，上述方法是行不通的。但社交媒体、流媒体和其他即时通信技术使得学生和老师能够联系到全世界鼓舞人心的导师。主持“麦克阿瑟基金会学习研究网络”的伊藤瑞子博士（恰巧是伊藤穰一的姐姐）将这一现象称为“解绑”（unbundling），“解绑”是将过去一人身兼的多种角色，比如学科知识、教学技能、评测能力等，变为一个人承担一种角色。“解绑”让老师们专注于自己某一项专长，比如教学技能、评测，而让其他专家负责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并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

并不是每间教室里的所有学生都会对同一件事物感兴趣，所以让学生参与到兴趣驱动式的学习模式中，通常会帮助他们应对课程中比较枯燥但必要的部分（或是理论），引导他们获得更全面的学习体验。幼儿园和大学都有退学经历的伊藤穰一喜欢潜水和热带鱼。全面探索这些兴趣意味着，要教喜欢这些的学生波义耳定律背后的数学、水化学、海洋生态系统以及科学上的命名规则。他最近重温了线性代数，学习了马尔可夫模型，因为他想搞懂媒体实验室一名学生教给他的有关机器学习的内容，它是人工智能的基础。所有这些和伊藤穰一的学术工作都不直接相关，他起步于计算机科学，止于物理学，但这在他不断追求知识的过程中都很重要。

这便引出另一个让我们重视“学习”而非“教育”的理由，即课程改革和学生专业选择通常是源于对当前和未来市场需求的预期。随着技术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如果学生仅接受现成的教育，而不培养兴趣驱动式、自主式和终身式学习的能力，他们将永远处于劣势。有学习热情的学生总能在接受正规教育后，通过自主学习了解自己需要的知识。

通过设定新的选择标准，强调创新精神和技巧，而不是侧重某些学位、大学和专业，有前瞻性的创新企业可以帮助学校将关注点从“教育”转向“学习”。解决这个问题的灵活方法或许是，结合技术和社会资源编织一张尽可能大的网。例如，一家招聘程序员的公司可以邀请应聘者参加一个公开竞赛，然后从算法上分析应聘者的资质。在此基础上，公司可以询问最佳候选人，他们还推荐公司联系谁，这样可以将招聘范围扩大到更多的地方，给那些原本可能错过的非传统的求职者提供应聘机会。

媒体实验室通过实践聚焦兴趣驱动式、热情驱动式的学习。实验室也试图理解这种创新学习模式，并将之推广到社会中。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创新型学习者，而不需要那些能被机器人和计算机取代的人。

杰罗姆·威斯纳（JeromeWiesner）在1971——1980年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他才华横溢，有远见卓识，兼具人文和科学的知识背景。当时的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是建筑学院一位年轻的教授，威斯纳每天都会经过他的办公室，因为司机在不远处等他，两人因此而熟识。

威斯纳准备退休时，并没有打算真的退居二线。有一天，他问尼葛洛庞帝：如果让你负责一个大胆的实验室或院系，你会怎么做？尼葛洛庞帝抓住机会回答道：“我恰有此意。”

有麻省理工学院校友的背景，以及媒体实验室咨询委员会成员亚历克斯·德雷福斯的有力支持，尼葛洛庞帝想出一个点子——筹划建立一个文理兼顾的新学院，一个可以挑选麻省理工最优秀教授的学院，如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艺术总监穆里尔·库珀（MurielCooper），人工智能先驱马文·明斯基（MarvinMinsky），计算机科学家和精通logo语言的教育理论家西摩·佩珀特。

他们能否创立一个既是学院又是实验室的机构，研究核心就是“学习”？它能否被称为“文科与理科”？

尼葛洛庞帝经常回忆这段时期就像开车时旁边坐了一只大猩猩。每次因为违反校规被学校叫停时，威斯纳都支持他，让管理者不要阻拦。有远见的学校前院长和激进天才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这个神奇的组合，为媒体实验室的建立铺好了道路。

媒体实验室创立之初，尼葛洛庞帝和威斯纳为实验室争取到的专业，包括一个可以授予硕士学位的专业，一个建筑与规划学院的媒体艺术与科学专业下的博士项目。这是一项关键的创新。麻省理工学院非常重视动手实践，学院的院训是“既学会动脑，又学会动手”，而媒体实验室在实践中学习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实验室成立后，媒体艺术与科学专业几乎取消了所有课程，却建立了一个新体系，其中研究项目成为学生和教师学习的方式，即通过建构而不是教导来学习。

教育方法领域十多年的研究表明，脱离情境的学习十分困难，但实际中我们就是通过课本和设置抽象问题来教学生的。我们要求考试时不能“作弊”，面对抽象问题，学生要给出“正确”答案，尽管有证据表明让学生们在考试中合作可以提高学习的效果。我们教儿童（也包括成年人）要守时、顺从、不出格和守秩序。我们不鼓励玩耍，或将玩耍归入休息时才能做的事。我们将数学和科学视为“严肃的工作”，而当学生们不想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工作时，我们只能集体紧握双拳、无能为力。而当雇主被问到招聘时最看重什么时，他们总是会列出这几项，比如创新能力、社交能力、创造力、热情和兴趣。

实际上，现如今，我们几乎一直能联网，我们的相互合作成了默认设置。随着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越来越强大，重复性工作外包到海外，之后又移入数据中心，创新能力已成为我们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事实证明，物质奖励以及压力可以提高人们解决渐进式和线性问题的速度，但当需要找到创新解决方法、设想非线性的未来情景时，这些压力却使人们解决问题的速度放缓。对于这些问题，玩耍能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当问题不再是提供一个“答案”，而是设想一个全新的东西时，对于这些答案，玩耍能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未来，我们会和增强我们智能和体能的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一起发展并持续互联。为什么要让这样的教育系统继续运转？这样的系统努力把人类编程成为工厂取得成功的人肉机器人，而非在后工业前、人工智能时代取得成功。为什么不让人类充分释放懒散、感性和有创造力的本性，并结合未来的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一起创造未来的劳动力？

附言：当理论失灵

相当多的理论存在致命性错误。1347年的早秋时节，一艘不起眼的船溜进西西里岛上的墨西拿港。地中海沿岸每个港口都有热那亚商人，但这艘船上的水手携带了一种不受欢迎的货物——导致黑死病的病毒——鼠疫杆菌。一年内，这场瘟疫横扫欧洲，城市和乡村一半人口因此丧生。和现在一样，恐慌的人们向专家求助答案。在14世纪，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功能最相似的是巴黎大学医学院的老师们。1348年整个糟糕的夏天，这些医学界杰出人物进行了研究和辩论，在随后的10月出版了《瘟疫的科学解释》（ScientificAccountofthePlague）。

这份报告的前半部分调查了当时被称为“这场巨大死亡”的致病源。“1345年3月20日午后一个小时，宝瓶座发生三星连线”。火星和木星连线“引发空气中弥漫的致命腐败”，从西西里岛传播开来肆虐欧洲其他地区。作者指出，高危人群包括那些“身体……是湿热的”，以及“锻炼、性生活和洗澡过于频繁的人生活方式不佳。”

时隔7个世纪，再看这些严肃的声明，我们会诧异。但更令人吃惊的是，巴黎大学的报告是一部缜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学术作品，是人类知识受限于某种理论教条的绝佳表现。1348——1350年共出版了24本有关瘟疫的科学小册子，很多都是当时的主流知识分子所著。没有一本小册子的结论接近病菌感染是根本原因；第一台显微镜在300年后才出现。也没有小册子指出老鼠或跳蚤是疾病快速传播的原因。

然而，这些小册子认真地引用了之前的相关作品，作者包括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希波克拉底（Hipporates）以及中世纪伟大的哲学家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AlbertusMagnus）。那时的病理学理论很大程度上以一千多年前的理论为基础，结合星相学和“四种体液”观点，形成一套连贯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这些小册子的作者们是正确的。他们正确地使用了错误的方法。当时的学院并不鼓励直接观察，且仍然无法摆脱天主教严苛的教规影响。取代了任何经验主义的基础，很难分辨这些“空中楼阁”是否连着可证实的真理。

我们很容易得知，启蒙后的时代不会得出这样的愚蠢的结论，事实上很多证据指向相反方向。1996年，一位名叫艾伦·索卡尔（AlanSokal）的物理学家向《社会文本》（SocialText）提交了一篇论文，《社会文本》是新兴文化研究领域倍受尊敬的学术期刊。这篇名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的论文提出，量子力学实际是社会学和语言学的概念。很显然，索卡尔的论证给期刊编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在春夏季期刊上刊载了这篇论文。

问题是，据索克尔所言，这篇论文根本就没有得到论证。这只是一个实验，“一本文化研究领域的北美主流期刊是否会发表这样一篇充满胡言乱语但看上去内容不错、吹捧编辑意识形态认知的文章？”答案确实是肯定的。用他自己的话说，索克尔的论文不过是将后现代理论的“摇滚巨星”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和雅克·拉康（JacquesLacan）的内容拼接在一起，“通过含糊地引用‘非线性’‘流动’和‘互联性’，将它们组合在一起”。索克尔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上述这些没有一处“符合思维逻辑；只有对权威理论的援引，文字游戏，牵强的类比以及站不住脚的论断”。讽刺的是，如同从星相学的角度解释黑死病，索克尔的论文并非彻底错了；论文在连贯的、故作深奥的思维体系中是正确的，就像使用了偏远小岛上通用的语言而赢了辩论。

所有这些并不是要质疑“理论”在一个半世纪的知识传播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但理论本身是有诱惑力的，也是危险的。“实践”必须贯穿“理论”，就像“理论”必须贯穿“实践”一样。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这一点前所未有的重要。未来的科学发现一定会检验我们最看重的主张。当证据表明我们只不过是围绕恒星运转的一个星球时，我们要确保自己不是下一个梵蒂冈罗马教廷。

——杰夫·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