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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六十九章 皇室介入（第5页）

因此，元代戏曲的发展势必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统治者文化政策的整合因素。

二戏曲禁毁造成了“内府本”与“民间本”两大版本系统。许多元杂剧结尾有“使命”上场封赠，宣读敕语，或者“谢万万岁当今圣明主”，“永保皇图万万龄”等颂圣的曲文。严敦易先生认为“元代便已有了这种散场的通例”。

这些体制程式表明它们是承应宫廷的作品，在明初皇室所保存与流传下来的“内府本”元杂剧中多能见到，“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当属这批。

严先生还考证出除了元刊本三十种以外的现存元杂剧全都源于宫廷应制，也就是“内府本”的渊源。

这些本子必定是经过挑选和修改过的，以符合统治者的审美情趣，绝对不能触犯禁毁法令，如上述尸谏灵公和伊尹扶汤之类。

但流行于市井勾栏、集场农村，为统治者所忌讳，甚至禁毁的戏曲肯定又是另外一种面貌。

从“元刊本三十种杂剧”来看，其宾白不全，只印曲文，多有俗字讹字，没有“颂圣”的结尾套路，应该属于形式相对粗陋的“民间本”系统。

这些“民间本”与“内府本”不仅在艺术形式上差异较大，而且思想内容上也相迥异。

如“元刊本三十种杂剧”中的小张屠焚儿救母为录鬼簿、太和正音谱不载，其内容被元典章卷五十七刑部十九“诸禁”之“禁投醮舍身烧死赛愿”条所严禁，此类题材要采入“内府本”必须经过删改。

可见流行于宫廷与上层社会的“内府本”与市井集场的“民间本”属于两个有区别的传播系统，而戏曲禁毁就是其中的分水岭。

三戏曲禁毁是元代杂剧中心南移的重要因素。

关于元代中期以后杂剧中心由大都南移杭州的原因，学界多从经济与地域文化着眼，其实戏曲禁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蒙元的统治力量主要集中在北方，其政策的影响力在南方地区大打折扣。

由于地方政府的禁毁法令未见史载，现存元代戏曲禁毁法令都是朝廷颁布，基本上都经过中书省，所涉案例多发生在中书省直属的顺天、燕南等所以，大都作为政治中心，在戏曲禁毁中首当其冲。

录鬼簿所著录的“方今已“腹里”地区，亡名公才人”和“方今才人”比起“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来，名家杰作都显著减少，前后反差甚巨。

录鬼簿初稿成于至顺元年1330左右，考虑到兴衰变迁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杂剧中心的南移应该从几年或十年前的仁宗、英宗朝就已经开始，这与元代戏曲禁毁立法的高峰时期在时间上大体吻合。

因此，马致远、郑n、乔吉等大批名家南迁，与禁毁政策恶化了大都的戏曲生存环境不无关系。

综上不难看出，元代的戏曲禁令，大多是对表演形式的禁绝，如不许聚众等等，而到了明代，则更加的细化严格。

公元136年皇明nn建立之后，朝廷对戏曲编演作出严格规定，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严禁业外人员参与演出。戏曲在元代传播极盛，以至在当时掀起了演员与观众充塞街市的狂热局面，此种习气一直延续至明初。

朱元璋认为，世人如此沉迷娱乐而废弃生业，对社会发展极为不利。

为了尽快恢复生产，朱元璋下令大力整治游乐之风，严令禁止一切业外人员参与戏曲编演。

为推行此令，朝廷甚至不惜用酷刑。如府军卫千户虞让之子虞端，因违禁吹箫唱曲，被割去上唇和鼻尖。

并且朱元璋除了严惩违禁人员外，还通过歧视优伶的方式来阻止业外人员参与演出。

如明廷冠服之制规定，伶人须戴绿头巾。绿头巾借指妻有外淫的男子，时人以“乌龟”辱视之。可见，当时优伶毫无尊严可言。

不过，这种示辱的服饰只用于供娱乐演出的优伶为了显示皇权的威严，供朝祭和庆典的乐工冠服不受此限，其服饰往往更庄严华丽。

明廷歧视优伶之政策远不止此，其他的诸如禁止乐人女子与官吏及其子孙通婚，不许娼优隶卒之子弟进入社学，娼优子弟不许参加科举考试等。

第二，严禁传播n之乐。朱元璋为了维护明王朝的稳固统治，十分强调戏曲的教化功能，他在榜文中规定“娼优演剧，除神仙、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不禁外”，其他剧目一律禁演。

从此禁令可知，不仅有损朝廷威严的剧目不能演，对朝廷无关褒贬的剧目也不能演。

这样，剧目是否利于治化是判定其演出合法与否的唯一标准。如高则诚琵琶记，因其宣扬忠孝节义的思想倾向而备受青睐，获得朱元璋的高度赞誉。

“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

事实上，当时朱元璋禁演的主要是淫词艳曲之类剧目，故尝谕曰“礼以道敬，乐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为治元时古乐俱废，惟淫词艳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虏之声与正音相杂，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饰为舞队，谐戏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体也。今所制乐章颇协音律，有和平广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喧譊n之乐悉屏去之。”

在朱元璋看来，那些叙写淫媟情态的剧目会荡惑人心、乱人心术，有碍儒家思想治化功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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