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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三十八章 大变革（第5页）

虽然列国国君纷纷僭越周礼，按照天子规格举办礼乐，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成为独立国家的君主，有关本国的重要事务在形式上还要向周天子请示。

到了春秋中期，出现强国争霸的局面，周天子表里俱失，王室不再有实质和名义上的约束力了。

先后形成的霸主，取代周天子为列国的盟主。

这种结盟是在不干涉列国内政的情况下形成的，列国各有主权，但又必须服从盟主的征调。

这样就导致列国国君的名号除了按原来周王分封的秩序称呼之外，还要视本国势力的强弱而定。

例如晋就是以侯国争为霸主，进而改称公国的。

此时列国相互争霸，竞相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掠夺土地为主要目的的战争更加频繁，大国吞灭小国，逐渐地摆脱血缘组织的残余，向领土国家转变。

这时君主的地位提高了，继独立于南方的楚国君主称王以后，列国君主相继称王，“王”字的含义在新的集权制度下又加入了新的内容“夫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谓王”，有了**一方的含义。

与列国国君名号的不断加尊成正比，其实际权力也不断提高。

早期的列国国君在施政过程中受到由宗亲贵族所组成的卿大夫的制约。

诸如鲁的三桓，郑的七穆，齐的国氏、高氏，宋的戴、桓、庄族等，均称为公族;齐的陈氏，鲍氏，晋的范氏、中行氏、智氏、魏氏、赵氏等异姓诸卿，亦称为卿族。

他们左右国政，掌握实际的军政权力，往往借口一些小矛盾就能将国君外逐，在他们内部，又彼此各把持着一部分权力，相互倾轧和兼并，如晋国“知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齐国陈、鲍伐栾、高氏，而将栾、高之室中分等等。

在兼并过程中自然会出现不同的兴衰浮沉。

一些卿大夫逐渐强大，演成割据之局，如赵、魏、韩三家分晋;另一些卿大夫则衰败没落了，如“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

强大的卿大夫制约着君权，春秋300年间，就有36位君主被卿大夫所杀，所以，这时的君主“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就能安于其位。

然而，君主专权是发展趋势，这种政出多门、非常不稳定的政治格局终究只能是一时的现象，因为它只能不断地制造政变和混乱。

以官僚制度代替世卿制度，遂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

官僚制度的出现使君主的地位得到提高，权力扩大，形成“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常其事”的集中权力于上、在君主制约下分权于臣下的局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君主**主义理论。

还有就是“君临之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众所周知，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社会局势动乱，人们都希望能有一个统一的安定局面。

这在当时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只能寄希望于“圣人”的出现，因为“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主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

这个所谓圣人就是能牢固掌握统治权的君主。

而当时列国各有君主，众多君主并存是不能出现安定局面的。

于是，慎到提出“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的理论;接着管仲也提出“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的理论，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帮助齐桓公争得霸主的地位。

孔子提出“正名”，希望能按周礼恢复上下有序、贵贱有等的状态，希望礼乐征伐能自天子出。

老子提出“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的“四大”并列理论，以尊崇唯一的君主。

墨子提出“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

孟子也认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荀况认为“君者，国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长久者”。

吕氏春秋执一则云“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

几乎所有的先秦诸子理论都认为应该有独一无二的君主来统一天下，都从不同的角度呼唤集中使用权力，都要求“定于一”。

这是先秦诸子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发展进程的总结。

他们着眼的角度和论述的根据虽然各有不同，但其结论则高度的一致，即认为必须以统一代替混乱，以集权代替群雄并立，舍此难以谋求安定和繁荣。

先秦诸家的理论观点为秦的集权统一扫平了思想认识上的障碍。

在大体上解决了是否应该集权统一之后，如何发挥君主的作用，也就是以权势法术为中心内容的“君临之术”，便成为理论家的议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