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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二十八章 制约（第2页）

但土目凌虐、拆卖奴户以及改土归流对土目势力的打击等分析却是有相当的根据几乎所有当事官员都持此看法。

官员们当然不能对主、奴之争放任自流，破坏地方秩序。

张广泗接到呈控后，立即指示贵东道王玠、大定府知府牛天申、护威宁镇印务大定协副将马似龙赴威宁州调解，最后主奴双方达成协议，土目从此不准非礼、凌虐家奴，而家奴等不得复行背主，甘结在案。

用书面形式保证家奴的权益，反映了地方官员们削弱土目力量的目的以及人道方面的考虑。

经过调解，啸聚山箐的数百名家奴很快解散，由主人领回服役，但大化里土目安巡如的家奴者厦、白革等却阳奉阴违，“占据伊主庄田，抗不遵断。”由此引出了一场不算太大的风波。

而安巡如名疆，字巡如，其先祖原系乌撒君长所属的扯处乌土目，其后裔包括有1949年前威宁北部山区的大官寨土目、补块土目等。

自康熙十年1671正月俄凹、阿蜡等归顺以来，扯处乌土目积极顺应新的形势，效忠清朝，为朝廷东征西伐。

自雍正四年1726起，鄂尔泰开始在滇东北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安巡如“自备鞍马，纠集属夷，为王师前驱”，被改土归流战争的重要将领哈元生赐给“叛产”五百四十亩，昭通镇总兵徐成贞亦授予其“为善最乐”的匾额，而黔抚陈惪荣更是对其赞赏有加。

象安巡如一样不但没有受到改流运动的重创，其势力在某些方面反而有所扩张的情形并不多见，正如其墓碑碑文所称

然以余所睹，记改土以来，他氏子孙半多衰歇，独公，今方兴未艾，岂非凭籍者厚欤

有意思的是，对这样一位恭顺土目与家奴的斗争，官员们的态度却颇为暧昧

然而夷目、家奴自相携二，只宜从缓化导，不便遽加咸惩。

看来，只要家奴的“抗不遵断”维持在适当的限度内，官员们是可以稍加纵容的。

在控诉“叛奴”时，由于安巡如“词涉不检”，震怒不已的贵州总督张广泗甚至打算将其法办，幸得黔抚陈惪荣的解劝才使其躲过一厄。

但事态的发展要求官员采取进一步的干预，者厦、白革等纠集了几十户家奴，占据了安巡如的白素寨，情形开始变得严重，并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因为威宁毗邻原来的芒部即清代的镇雄州、乌蒙即清代的昭通府君长国，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威宁土目的许多家奴就是来自这两个地方。

官员们相信，者厦等区区二十余户家奴，“敢于负固不服”，除了高山密箐，险阻可恃外，自以为昭通、镇雄的“夷猓巢穴可为退步”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判断并无差错，者厦等人确实有联络昭通、镇雄的企图。

尤令官员们忧虑的是，者厦、白革的叛主行动可能会引起滇黔二省家奴的连锁反应，导致地方“缉事无已”。

于是贵州总督张广泗一面奏报朝廷，一面命令该管地方文武官员实行更深程度的干预，酌量派兵解散啸聚家奴。

他特别指示，改流前地方辑捕事务原系土目自理，但现在绝不容许他们插手

现今法纪严明，断不便复令各夷目逞其故智。

由于事关滇、黔两省，所以云南方面亦积极协助办理此事，冲突很快平息，啸聚家奴纷纷投首，态度强硬的者厦则在昭通落网。

威宁州叛奴事件并不是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但它却蕴涵着相当丰富的信息。

主、奴之争是在彝制崩溃、流官政权建立的背景下发生的，它折射出改土归流后土目权势的衰减。

官员们无疑想借此机会进一步规定、限制、削弱土目的权力，例如书面保障家奴的权益、纵容他们适当程度的背主、禁止土目参预辑捕事务等，但官员们亦非常清楚，在一块新近纳入“版图”的地方，完全抛弃土目将难以维持社会秩序，上文对此已有所阐释，在此再引证一段曾参预处理叛奴事件的威宁镇总兵曾长治的奏折

窃臣驻扎之威宁州，自改土归流，即编立八里，纳粮隶于地方官管辖。

缘夷倮数目难稽，向有土目约束，一切钱粮讼狱，俱责成土目提唤。

这样，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当事态扩大时，张广泗等人立即应土目之请求，出兵收捕、解散结党之家奴。

既要打击土目，但又不能使其完全丧失权威，官员力图在其中寻求最佳的平衡点，这种苦心在他们关于善后事宜的奏折中表露无遗。像是贵州按察使宋厚奏称

臣查黔省威宁与滇省昭通、镇雄接壤，该处猓夷最称繁盛，半为夷目家奴。

但其中实系夷目之世仆者固多，或因佃其田土、附其管辖，久而遂成家奴者亦有因其结党背主，即断令为良，不特凡有家奴之头目、夷民心不甘服，抑且凶狡夷奴得遂其意，势必闻风效尤，滋事无已。

如仍概令为奴，其中不无亦有屈抑。

臣愚以为家奴既有不同，办理亦当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