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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二十七章 不同（第3页）

土目多安姓，大约田多而佃户众者，即称土目，非官设也。

虽然官方不承认土目，但它作为一个曾经代表着权力与财富的名称，依然深入人心，有田土的权势者大都愿意自己戴上这一顶耀眼的光环。

从前严格的、规范化的土目产生程序已经荡然无存。

甚至许多并非土司后裔的权势者同样自称或被他人称作土目，爱必达的描述对此已有所暗示。

在田野调查中，赫章县雉街彝族、苗族自治乡发达村的陈朝龙、陈朝华先生说过，许多土目并非官府所封，而是自己“呼”的，他们家族中有一个哥子，家大财大，同村或其它村的人都说:“哎呀，你也象土目一样了。”结果人人喊他陈土目，他也就同土目差不多了。

两位老人讲的虽是民国三十年代的事情，但或许也能反映出清代的情况。

权势者对土目这一名称的追求以及获得这一称号的随意性，导致了土目数量的扩张。

据府志，府亲辖地、水城厅、平远州、黔西州的土目数分别为4、30、11、3，共计92家，而明代这些地区仅有42位土目。

威宁州（原乌撒地区）共计57位土目，远远超过了明代的32位。

到了1940年代后期，黔西县仅沙窝区便有土目家，比道光时期全州的土目数还要多。

至于基层社会中的土目的话，因为清王朝虽然废除了土司制度，但却无法立刻改变黔西北地区“夷多汉少”的局面。

平定之初，除了城中数以千计的驻兵之外，广袤的山箐中居住着人口众多的原住民，只有城市附近寥寥落落地分布着几十家流民。

后来移民不断涌入，极大改变了黔西北的人口构成状况，但原住民的数量依然相当可观。

道光时期的方志编修者们的调查显示，大定府亲辖地虽然出现了众多的汉民大寨，但各种黑夷大寨、夷民大寨、革老大寨、仲民大寨、苗民大寨、羡民大寨、蔡民大寨、裸罗大寨、六额（子）大寨、侬民大寨、僰夷大寨仍然星罗棋布，其数量甚至超过了汉民大寨。

此外尚有少量的汉夷大寨、汉苗大寨、僰民黑夷大寨、羡民僰民大寨、汉夷苗寨、夷侬汉苗寨等，各种族类大聚居、小杂居，情况极为复杂。

《大定府志》虽然只记载了府亲辖地的族类分布状况，但其他州县的情形大概亦与之相似（原卫所地区除外），而威宁州（原乌撒府）的汉文化相对落后，1954年后成为黔西北地区唯一的民族自治县，由此推测，清代威宁州的原住民在人口中似应占有更高的比例。

复杂的族类构成无疑使官员们头疼，在他们眼中，原住民所居之地“如鸟兽之巢穴，不可以近人”。

历史与文化的隔膜，使得对黔西北的施政较内地犹难。

朝廷未能迅速培植起一个忠于自己的基层力量（如绅士阶层）协助官府治理原住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借助既有的势力集团——土目。

这样，虽然在制度与法律上土目不被承认，但官府在事实上默许了他们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曾亲履黔西北的赵翼云:

贵州之水西倮人更甚，本朝初年已改流矣，而其四十八支子孙为头目如故。

凡有征徭，必使头目签派，辄顷刻集事。流官号令，不如头目之传呼也。

倮人见头目，答语必跪，进食必跪，甚至捧盥水亦跪。

头目或有事，但杀一鸡，沥血于酒，使各饮之，则生死惟命。余在贵西，尝讯安氏头目争田事。

左证皆其所属倮人，群奉头目所约，虽加以三木，无改语。至刑讯头目已吐实，诸倮犹目相视不敢言，转令头目谕之，乃定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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