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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一十四章 卓有成效（第3页）

在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对贵州、云南、四川、湖广、广西五省被改流的土司规定，犯有“斩绞重罪者”，把其家人选择较远的省份进行安插，对犯“军流罪者”，把其家人安插至邻省，同时须接受地方官员不定期的检查，以防其寻衅滋事。

让土官强制迁离本土，是对其有“党羽相助为非”的顾虑，用外省安插的方法“杜其后患”。

雍正八年1730年，清廷出台了具体的土官安插办法：土官的妻妾、子弟随父母、兄弟迁移对无子嗣或者子嗣幼小，而且没有父母、兄弟，允许其妻妾子安插于省城，免于外迁对因犯军、流罪的土官，其家属必须同土官一起迁移，但是如果在迁移之前犯罪土官身亡，则酌情同意其家属免于外迁，安插省城。

安插于省城的土司家眷都要受到地方官吏的管束和不定期的检查。

雍正一朝安插土官的地方，主要有江苏、江西、安徽、浙江、陕西、广东、河南，其中以安徽、江苏、江西为最多。

安插之后，便于土司生计，规定“每十名拨给官方五间，官地五十亩”。

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廷又专门发布指谕要求：“从前云、贵、广西等处不法土司，除首恶惩治外，其余人等则安插内地，给以房屋地亩，俾得存养，不致失所”，雍正帝要求地方官吏对土司给予关照“有安插土司之地方，令该督抚悉心稽查，若有从前办理不善之处，即行更改。并饬有司等不时体察”。

保证土司的安全，以显示“皇恩浩荡”。

对于土司这种“厚待”，雍正主要是想让土官能在安插之所定居下来，断了回乡之念，不要返回原籍再生事端。

但是仍有土司思思乡心切欲回原乡，雍正十年，广西土官赵殿烘欲潜回原籍，立即被捉回安插地。

对改流土司实行异地安插是一种改流善后工作的重要手段，这个方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一是使土司离开了世袭的势力范围，远离了土官残余势力，很好的遏制了土司势力的发展。

二是在安插地，土司被迫使入乡随俗，接受当地官吏“照顾”，从思想观念上慢慢被熏陶，接受了改流事实。

还有就是重划疆域，在改土归流后，对原土司辖区重新疆界，一方面可以瓦解土司管理根基，使土司失去对原辖区的控制力，削弱在当地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可以打破各省各自为政的局面，协力办事，提高行政效率。

在改土归流实施之前，雍正就对地方官吏关于疆域问题谆谆告诫，据清实录记载：“广西地方徭僮杂处，匪类不时窃发，逾山越岭，难以擒缉。汛兵各守地界，不敢擅自越境。嗣后分防各弁，不论何标何汛，凡系附近处所，毋分彼此，互相应援，庶匪类不得潜藏矣”。

要求地方官吏“公同协力，不可以疆界为限而分彼此”。

雍正对土司地区官员的告诫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当地官吏在解决土司问题时往往互相推诿，不能尽到职责，各自为政，导致行政效率的底下，甚至会与土官同流合污，包庇罪行。

鄂尔泰在推行改土归流时，有雍正帝的信任和放权，他积极与邻省督抚共同协商办理临界事宜，同时在改流地区调整疆界，为后续经济重振打下基础。

雍正五年，鄂尔泰在改流广西泗城土司时，就开始筹划重新调整原泗城土司疆界。

泗城土司面积广大，跨黔、桂两省，鄂尔泰建议“划江而理，江以南之粤，江以北属之黔”，达到“界限井然，防守稽查，皆易为力，庶两省之纷争永绝矣”的目的。

同时还革除旧习陋规，清政府为了巩固改流地区政局稳定，针对土司原辖区各种陋习旧规，颁布一系列的文告、禁令以及规定，废除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强迫其改变落后习俗。

因为土司辖区长期远离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各大小土司在其辖区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以此来实现对土民的剥削。

例如，广西泗城土司规定土民要按时缴纳“修衙门钱”，新平地区有“鞋脚钱”，等等。

这些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土民造成了极大的生活压力，土民背上了沉重的枷锁，致使很多的土民因为差役繁重，纷纷把土地贱卖，甚至索性把地契送予他人。

改土归流后，清官员认识到笼络土民民心的重要性，把土司制定的杂税项目统统废除，把税收权还于政府，极大的减轻了土民的负担。

正是因为“轻徭薄赋”，很多土民要求收回自己的土地，极大的提高了生产积极性，算是卓有成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