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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1页）

我拿着终于盖了章的报告出了公社，走出好远，都不敢回头，总觉得有双冷冷的眼睛在后面望着，嘲笑着。直到我确信走得足够远了，才掏出父亲的报告，边走边看。我不知道父亲是因为笔误，还是忌讳&ldo;放蜂&rdo;二字同&ldo;放风&rdo;谐音，写的确实是&ldo;放牧&rdo;。前几年，我同父亲开玩笑，说当年把你打成右派，实在是抬举你了。因为&ldo;反右&rdo;是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而你出身寒苦，够不上资产阶级的格，读书小学都没毕业，也不是知识分子。我同父亲说这些话时，心里想着的正是当年他报告上写的&ldo;放牧&rdo;二字。也许父亲真是用词不当，而不是笔误。可是反过来想，中国古代把做官的称作牧民，那么我父亲把&ldo;放蜂&rdo;说成&ldo;放牧&rdo;，也不值得那位管公章的公社干部嘲笑。人都可以牧之，何况蜂呢？

我童年遭受的尽是此类屈辱，哪里还敢顽皮？父亲在台上挨批斗时，我不仅要坐在台下看，而且还要跟社员群众高喊&ldo;打倒&rdo;之类的口号。我的老家本是个很传统的乡村，长幼有序，尊卑分明。晚辈是不敢把长辈的名讳放在嘴里说的，可我不仅要直呼父亲的名字，而且还要高喊&ldo;打倒&rdo;。

不敢顽皮，凡事就只能在心里想。我自小就是个心事重重的人。比方我去公社替父亲开介绍信的经历，我从未同任何人说过。我在外挨了欺负，回家也是不说的。除非身上有伤痕，父母看见了，他们才会拖着我上别人家去说理。

孩子毕竟是孩子，大家在一起玩儿的时候，并不在乎谁的家庭出身。只是斗气了，打架了，黑五类崽子就要倒霉了。他们会围攻我，就像社员群众大会上一样，高喊打倒我的口号。时局松一阵紧一阵，没规律可循，就像发羊癫疯。时局一紧，也就是说来运动了，我家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晚上我们小孩儿总喜欢玩儿打仗的游戏，可常常是我们正玩儿得起劲儿，生产队里突然开大会了。我很怕看见队里开会。只要听说开会，我就惶恐不安。父亲不是被斗争，就是独自关在家里抽烟。父亲没有资格参加群众大会，除非需要他上台认罪亮相。不论是哪种情况，我都害怕极了。很多次，母亲带着我参加社员大会回来，推开父亲房门，里面浓烟滚滚。父亲抽的是自己卷的喇叭筒烟，味道很呛人。我望了眼父亲的黑脸，大气都不敢出，摸回屋子睡觉去了。

运动来了，自然会影响到学校。记得很多次，我同二姐在学校受了委屈，父亲就赌气，不让我们姐弟俩上学了，回家自己教。父亲自己教毕竟不是办法，等形势稍好些了，我们又回学校去。我记得当时弟弟还没有上学。

小时，我躺在床上，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大人不明白，我小小年纪，怎么会睡不着。我失眠的毛病，自小就落下了。母亲带我去看过医生。医生百思不得其解，还开玩笑说，你多大了？就知道想心事了？那时，我不到十三岁。

伊渡：

你小时候有过理想吗？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只知道玩儿，并没有想过长大以后干什么。

王跃文：

我们是同龄人，情形差不多。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崽打洞洞。我是农民的儿子，又是右派分子的儿子，能有什么理想呢？城里人都被赶到乡下当农民来了，我还能被赶到哪里去？记得当时村里有位脾气很犟的农民，同干部发生冲突，很气愤地说：我就不怕你开除我当农民，让我当工人去！

当年很多说法，逻辑完全是混乱的。一边说劳动最光荣，一边又把有问题的人送到乡下劳动改造。犯罪服刑，也叫劳改。也就是说，谁有问题，谁犯了罪，就让他最光荣。按照这个逻辑反过来推论，是不是农民就都是罪犯呢？其实人们口头上很多说法，就道破了事实真相。比方知青返城、下乡改造的干部回机关，通常是说上去了。相反，就是下去。上和下，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把事实上的社会阶层划分得明明白白。可是舆论却说：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既然没有贵贱之分，蹲牛棚的官员们喊什么冤？下放知青诉什么苦？

我不能说当时完全没有理想，那也不是事实。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理想，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什么是共产主义，不是我思考的问题，我也没能力思考。我只知道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话，共产主义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可这意思到了农民群众脑子里，就是愿干多少干多少，想要什么有什么。差不多就是阿q的革命理想：要什么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记得有个社员偷队上的谷子，被抓住了，开群众大会批斗。生产队长非常气愤，在大会上批判那个贼，说：队上的东西，你想拿就拿，你以为到共产主义了？我当时刚上初中，略知逻辑推理，听出队长这话有问题：难道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家就都是贼？

伊渡：

你说的老百姓对共产主义的误解很普遍，我小时候也经常听大人说，到共产主义就好了，我们要什么有什么。我小时候是个懒虫，听大人们说有共产主义这等好事，非常向往。

王跃文：

我现在细细回想起来，不同年龄段也有些不同的向往。十二三岁以前，我很敬仰革命英雄，王二小、海娃、小兵张嘎、刘胡兰等少年英雄，与其说是敬仰，不如说是羡慕。只恨自己生不逢时。心想我如果能够出生在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该多好啊！我也会面对敌人的铡刀斩钉截铁地说：不知道！我也会像王二小一样把日本鬼子引进八路军的埋伏圈，自己壮烈牺牲！我看电影《打击侵略者》，感觉埋伏在糙丛里被烧着的不是小豆豆，而是我自己；看《董存瑞》电影，就像我自己站在敌人碉堡下面举着炸药包，轰地一声我光荣了。可以说我是生活在狂迷状态，没有想过死的真正含义。所谓珍惜生命，这是后来这些年才被认同的理念。当时观念中，谁敢说珍惜生命，就是怕死。怕死是件很可耻的事情。怕死不当共产党，也被小孩子们说得掷地有声。现在我们看见伊拉克、阿富汗有些儿童被武装起来，整个国际社会都表示震惊。战争本来是没什么人道可言的，可当今国际社会还是认同一个战时人道主义的底限，就是不能把儿童、妇女和老人推向战场。这几年中国影视界重拍革命英雄主义题材，我就很反感把以孩子为战争英雄的故事再搬出来让今天的孩子们看。无论重拍这类题材的理由多么崇高、多么堂皇，它都是违背人道主义的。我专门问过父亲，他们小时候的玩具是什么，他说无非是踩高跷、打陀螺、板泥巴。我注意到，父辈的玩具中没有武器，可是从我们这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孩子们最喜欢的玩具就是枪、刀、坦克等武器。崇尚暴力，多么可怕的教育！

年岁稍长，我有了比较清晰的向往，就是快快长到十八岁。看电影《渡江侦察记》，里面一个老兵同战士小马有两句简短对话，深深打动了我。老兵问：小马，多大了？小马说：十八！这部电影我不知看过多少遍，只要这两句对白出来，我就热血沸腾。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我听广播里天天喊，一九八○年中国农村将全面实现机械化！而那时候，我正好十八岁！我整天梦想自己到了十八岁，头上戴着米色糙帽，肩上搭着白色毛巾，开着拖拉机耕地。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田间的白鹭随着我拖拉机的进退起起落落。我的这个梦想，其实就是无意间依据当时的知青典型邢燕子的宣传画虚构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