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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1章 种棉花（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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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我十一岁以前，老家种的是普通棉花，不是抗虫棉。那时打农药真是狠，五天左右就打一次药，药也越打越毒，还听说了不少因为打农药而中毒的事件：有药水浸湿衣服经皮肤吸收的，有迎风喷雾经口鼻吸入的，有打药间隙休息抽烟而入口的，等等。地头前面的水沟里，常可见到被农药瓶残留药物毒死的青蛙，水塘里有时可以见到小群的死鱼。有个别人家比较懒，不勤于打药，棉花叶子被虫子咬的像西瓜叶子。

后来有人率先种抗虫棉，但所产棉花销路不佳，而且价格低，因为很多人认为抗虫棉之所以能够抗虫，是由于它的种子浸泡了剧毒药，以致棉籽榨出油来有毒，棉花穿到身上也有毒。但人们眼见着抗虫棉打药少、谎杈少、产量高，再加上种抗虫棉的兄弟姐妹们“没事儿，嘛毒呀，胡说”地驳斥，抗虫棉还是很快地被普及了。我印象里，自听我娘说起抗虫棉到我家开始种，大概是两年。抗虫棉果然省心得多，少打五分之四的药。我盼着父母少干活，因为他们少干活，我们兄弟才能更清闲，才有玩耍的机会。另外爸爸打药后需要洗澡，经常让我给他搓背。也许因为我小时并未和他形成良好的亲密关系，也许因为他太自我太权威，我不愿意给他搓。但我出于害怕，想表现得乖巧懂事，还是尽力、仔细、全面地帮他打肥皂，用手抹一遍，再用毛巾蘸水擦去泡沫。搓的时候我感觉有些不好意思。

棉花长到一尺多高，就开始冒谎杈了；谎杈其实是一颗棉花植株多冒出来的“头”，就像人的脖子上、胳肢窝、腰上又多长出几个小头一样。棉农不能让它们长大，需要及时掰下去，以免多耗养分而少结棉桃。每棵植株只保留最初那个“头”就好了。如果它坏掉了，无法引领棉株长得够高，就再留出一个侧“头”，但这样的植株长大后往往是歪脖的。

去除谎杈也叫整枝、打杈，在老家叫“拾掇棉花”，一般都是妇女和半大姑娘们干，老爷们大多没那耐心，宁可去干出大力气的活。也有少数有耐心的老爷们，跟着自家媳妇去一棵一棵地摩挲掰扯；他们有时齐头并进，边说话边干活，有时一前一后各干各的。

我上初一时开始被拉去“拾掇棉花”，以前我娘也试图让我去，但我心里抗拒，推说不认识谎杈，或者故意不认真学，把能结棉桃的“好枝”掰下来，她就不敢用我了。上初中之后，她认为再学不会就是笨了，我再掰下“好枝”来，她也舍得摆脸色破口大骂了；其实还未等到她骂，我已经因为害怕被骂而故作聪明能干了。

这活儿要是光让我去干，我心里肯定不服，凭什么爸爸、弟弟可以不干？没多久，爸爸、弟弟也被迫加入。我们爷三个被派去“拾掇棉花”，并不是谎杈长到了十分需要掰去的长度，而是因为我们“不能闲着”，只有我们处在干活的状态中，我娘心里才踏实。我娘就是那种自己不闲着，同时也不能看见别人闲着的性格。

当棉花的谎杈需要尽快掰去时，我们会全家出动。

春末的棉花地里，棉株还不算大，一棵棵站在那里，像一个个柔弱的小姑娘；微风吹过，叶子轻微晃动；稍大点的风吹过，它们就被推斜了身子，待这一股风过去，它们像不倒翁似的再立正，叶片上下颤动。

棉株间是裸露的土地，地皮因为日晒而成为白色，用手或工具挖开一厘米左右，底下就是潮黄的土了。裸露的土地上间或可见野草，它们这时也是“青春期”，大多数偏嫩弱；偶尔有一棵，会给你健壮小伙子的感觉，但这会给它招来杀机，农妇或细心的农夫决不会让它长成壮硕的中年硬汉。

站在地头叉腰眺望一块、一片棉田，它是空旷的、明亮的、凉爽的，深吸一口气是顺畅的；踏入田地弯腰整理一棵、一列棉株，它是逼眼的、暗淡的、憋闷的，深吸一口气是受阻的。你可以选择蹲着、跪着、哈着腰、坐小马扎或小板凳、叉开腿坐编织袋等姿势，也可以变换姿势，对每亩三千棵、十亩三万棵左右的棉花植株开始“爱抚”。能不能把谎杈掰干净、干得快不快、要不要顺手除草捉虫就看你的本事了。

我是家里“拾掇棉花”第二快的，第一是我娘。要是有妇女的“拾掇棉花”比赛，我估计在整个村里她能拿第一名，在整个乡里她能拿前十名。她可以双手同时掰杈，兼顾拔草，拾掇得又干净；要是她赌气去干，可以不吃早饭，自带中饭，天黑方回；她一个人干一天，顶一个普通妇女两天。

我“拾掇棉花”两三天后，手上便熟练了，按我娘的说法是：“能赶上个脓松娘们儿了。”我当时测算，我的高峰速度相当于我娘低峰速度的一半。即使这样，我仍然能把爸爸和弟弟落下一大截，因为我手快、弯腰干无需蹲着、少拨弄东西玩耍。

爸爸自带马扎子，完成三四棵就挪动一下；腰里挎着收音机，听戏听评书听歌听讲座，总之要有个动静儿，半个小时左右拨旋钮搜台一次；一个小时左右点根烟，边抽边干活。我问他为什么要坐马扎子干活，他说腰疼不能蹲着；我又问他为什么不坐小板凳，他说肚子大，那样太憋气。

弟弟的注意力有一半在听收音机和跟爸爸说话上面，所以虽然在速度上能尽力和爸爸保持一致，干活的质量却大打折扣。他因为年纪小耐不住性子，时不时直起身子叉腰、伸懒腰、叹气，然后蔫头耷脑继续干，一心盼着收工回家。他其实很煎熬，因为刚开始干活没多久就盼着回家，这盼得多么漫长啊。所以一听到我娘喊“回家”，他就像被按了反向运转开关，转身就走，毫不留恋；一直走到地头前的土路，然后回身看我们。

收工时，我娘一边往回走，一边顺手掰我们未“拾掇”干净的谎杈，或者拔去野草，或者扶起歪倒的植株，总之又要不少时间才能到地头。爸爸等我娘走过了他的位置，就起身拿着马扎子往回走，如果他走得太早，我娘会轻微抱怨。我有点类似爸爸，但又做得“高级”一些；在得到“回家”的信号之后，还会半玩半干地拾掇上几棵，等我娘往回走越过我了，我就起身慢慢跟在她后面，几乎不再下手干活，偶尔装模作样地拔上几棵草，掰上几个被忽略的谎杈。我为什么要如此呢？因为我要是像弟弟早早去地头等着，我娘会“报复性”地拖延时间、多干活，反倒早走不了；我要是勤奋地留恋地继续干活，我娘会欣慰地、心安理得地再干上一大段时间，更早走不了；唯有如此，既让我娘觉得我们都比较听她的话，都比较爱干农活，又不引起她的恋战。

有时我和我娘两个人去“拾掇棉花”，不久我就被落在后面，这时如果有“地邻”妇女在旁边干活，很快就会出现我特别希望看到的场面。她们隔着十米左右的距离，用略高的嗓门，一个人一句一句地叙述，另一个人一口一口地应和，气氛很是温暖、融洽、和谐。过一会儿，再换对方叙述。我不远不近地跟着，让她们的声音清晰而又不聒噪地传进我的耳朵，感受她们的喜怒哀惧，消去我的无聊。此时的我娘，善解人意，语气亲切，反应恰当，在诸位大娘婶子眼里是多么“优秀”的妇女，尤其是在“地邻”这种不常见面的村里人眼里。在家里，我娘不是这样的，她是随意发泄情绪的、不听你的道理的、要把你压到爆炸的、用利嘴说到你抬不起头来的。我感受到了这种差别，但我当时以为每个女人都是这样，以为这就是正常现象。我长大后，一遍又一遍地琢磨我娘的这种情况，得出来一个比喻。她就像一把大刀，在外面时套上华美的刀鞘，人们看到刀鞘，觉得很美好，而且没有感觉到危险和不适。但当回到家里，刀鞘就被卸下，换上一个黑纱套筒，当你接近它时，或它接近你时，你不知道你将碰到刀把、刀背、刀刃还是刀尖；你与它的来往，充斥着猜测、害怕、躲闪、抗拒、讨好。

深秋时节，棉花会开得很快，几天不去拾棉花，地里就会一片雪白，一团团饱满柔软的棉花让人忍不住想去用手抚一抚。我娘很担心棉花会被人偷，经常心焦，恨不得马上把开好的棉花收回家。每到周末，我娘给我和弟弟、爸爸也都弄好拾棉花用的编织袋改装的兜子。早早吃过早饭，早早下地干活。这时节常常有很大的露水，两腿往棉花地里一趟，裤子就会沾上斑斑点点充满凉意的露水，再走几步，裤子就完全湿了，贴在腿上。男的一般不在乎，女的则弄块塑料布如裙子一样系在腰间，以防落下风湿。

棉花看上去很轻，但拾得多了，弯腰多了，走路多了，也会坠得腰疼。所以人们在感觉很沉重的时候，就倒到堆积棉花的大包里去，再轻装上阵。

棉花运回家，如果不潮，就堆在一边好了；要是潮，还需在院子里或马路上铺上塑料布晾晒，不然会发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