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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以赛亚（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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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以赛亚

“我讨厌任何类型的中断，”以赛亚·伯林在1936年致信他的朋友、小说家和诗人斯蒂芬·斯彭德，“这只是用另一种方式委婉表达：我做事启动缓慢，不喜欢被改弦易辙……因此，我热情地捍卫所有的小型社会和固定的学科等，这只会合理化我对自己期望中的子宫（一个有观点的子宫、一个属于自己的子宫等）的热爱。”三年后战争爆发时，连伯林所在的牛津大学校园对他来说都显出幽闭恐惧。因出生时胳膊受伤而无法服兵役，又因拉脱维亚和俄罗斯血统而被排除在情报工作之外，他在法国沦陷后承认“私人世界在许多地方已经破裂，我非常希望以某种方式助力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

这封信到了玛丽昂·法兰克福特手中，她的丈夫费利克斯曾经是哈佛法学院教授，如今则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亲密顾问，罗斯福最近任命他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伯林因法兰克福特夫妇曾经在牛津待过一年而得以与其相识。伯林习惯于扎根在一个地方（也许是碍于他的财务状况），所以截至当时一直没有见识过美国。当32岁的他在1940年夏天最终到达那里时，就像哥伦布一样，经历了险恶的航程和错误的登陆。

然而，另一位熟人、外交部的盖伊·伯吉斯声称已经帮伯林谋得一份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伯林精通俄语，急于找到用武之地，便抓住了这次机会，到7月中旬时，两人坐上了一艘船，在大西洋上曲折前行，以避开前往魁北克的德国潜艇：在纽约短暂停留后，他们计划通过日本和西伯利亚前行。但伯吉斯并不可靠（当时就被称为酒鬼，后来则被曝光为苏联间谍），并未就伯林的职位获得英国驻苏联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首肯。当被告知他们正在路上时，他拒绝接见他们。伯吉斯的上级命令他返回伦敦，让“不是国王陛下政府雇员”的伯林滞留在美国，随性去做“他认为最好的事情”。

“我显然需要给自己创造一份工作，”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不得不说，在这方面我太糟糕了。”所以，他开始诉诸关系网，这是他非常擅长的事情。他从法兰克福特一家开始，在那里他以三寸不烂之舌让一位客人——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写信给克里普斯，请他改变主意。伯林随后通过牛津大学的朋友的关系在华盛顿找到了落脚之地，并很快通过语言的力量得以和苏联大使共进午餐。他问东道主：为什么斯大林最近要吞并拉脱维亚？那是对波罗的海诸国的“新政”，这位高官嘟哝着，并给伯林签发了签证。结果证明他不需要这签证，因为克里普斯没有让步，更因为伯林此前没有考虑过的一份工作找上门来。

“我们未曾谋面，甚至从未耳闻以赛亚的名字，”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约翰·惠勒–本内特后来承认，“但是当我们坐在花园露台上喝着手中的酒水时，我立即为他的聪明才智和个人魅力所倾倒。”尽管只在美国待了几天，但伯林展现出的是一种“对这个国家相知一生”的感觉。

他似乎永远不会停止说话，但从未让我们感到厌烦，即使我们有时要理解他有些费力……他才华横溢，但我们没有一个人听他说话会感觉受到压迫或者被冷落。以赛亚身上最宝贵的特征之一，是他能够唤起别人身上的天赋……给他们的印象是，他们真的比自己所认为的更加睿智和诙谐。

在敦刻尔克之后，新首相已复活了一个旧预言——“在上帝的美好时光里，新世界充满力量和威势”，并将寻求“拯救和解放旧世界”，得知这一切后，惠勒–本内特和他的同事商议决定让伯林与他们一起留在大洋的这一边：对他们来说，他是他们“祈祷的回应”。

他们决定，他的工作是向“旧世界”解释“新世界”。珍珠港被偷袭时，伯林正在准备“每周政治摘要”，每一条长数百字，重点是但又不限于发生在华盛顿的事情。这些机密报告以外交邮包的形式或（若有必要）通过电报发回伦敦，填补了绝密通信和公开新闻之间的空白。他们提供了急需的背景，同时充分发挥了伯林的社交才能。他现在可以凭良心且以为胜利做贡献的名义去参加他喜欢的无数社交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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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始终基于这样的假设，即美国人对我们而言是外国人，我们对他们而言也是如此。”伯林在1942年早些时候的第一份报告中写道。尽管英国政治当时已经停滞（在1935—1945年没有举行大选），而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一如既往”。罗斯福仍然指派多人从事类似的工作。国会像往常一样忙着互投赞成票。地方事务和对机器的忠诚度对选举的影响，至少与外面的世界接近：即使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曾经身为孤立主义者也谈不上耻辱，因为“半数的选民都是如此，甚至更糟，而另一半甚至对孤立主义闻所未闻”。

同时，“这块大陆上富有成效的努力，仍然在聚集力量，速度和效果可以从美国人民自身的力量感觉到”。一些人现在认为，“卷入一场战争可能是运气不好，卷入两场则看起来像是制度出了问题”。但是，如何修复制度则尚不清楚。美国人是否会追随他们那位“乡村养育的自由主义改革者”，比如他们的副总统亨利·A.华莱士那样的人，朝向一个全球化的新政，不受国界、国籍、种族、阶层等限制？或者他们会接受出版商亨利·卢斯的“经济帝国主义”，宣称这个世纪“属于美国”？无论哪种方式，罗斯福都将“以比威尔逊先生更强大的政治技巧和没那么引人注目的道德力量”引领美国。

尤其是因为他不像威尔逊那样还得对付苏联。“斯大林很可能成为即将到来的和平时代的魔鬼，”伯林报道，“但美国认为自己与苏联打交道足够应付裕如。”当然，它会试图避免极端状况的发生：苏联人“抢先在欧洲所向披靡，并在各地建立共产主义政权”，或者“止步于自己的边界，与德国人和平相处”。无论上述任一结果，或者他们达成妥协，都难以避免“一众小国被苏联人的予取予求压得喘不过气来”。

因此，胜利的代价就是正义不彰，因为彰显正义的代价就是无法获得胜利。伯林以令人不寒而栗的小道消息证实了这一点。

据传，希腊大使表示，他在接受总统的上一次会见时，总统告知他，美国政府不会对苏联吞并波罗的海国家大惊小怪……希腊大使随后询问了如何对待波兰。据我们的线人说，总统做了一个故作绝望的姿态，说他对波兰问题已经彻底厌倦了，并且非常明确地告诉波兰大使，亲自警告他波兰持续不稳会带来何种后果。

公众的情绪，在媒体上，以及在年轻的“强硬派”华盛顿官员或其他官员的言谈中，都得到了清晰可辨的呈现……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陆强国，苏联所做的事乃是唯一明智的事情，美国的资源使它能够采取同样的行动，并且在艰难和不感情用事的前提下，两国将能够在经过一些艰苦的博弈之后达成共识，而无须以英国或任何其他“老”牌强国作为中间人，这些“老”牌强国的好日子早就一去不返了。他们并不否认……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已经是明日黄花，但既然苏联人希望如此，这可能是世界不可避免的走向，继续以理想的名义在苏联人面前挥舞着警告标志，无异于一种愚蠢和多余的行为。美国人深知，要贯彻这种理想主义，没有武力支撑是不可能的。

据说州长艾尔弗·兰登（1936年竞选失利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最近打电话给（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询问为什么在（1943年10月的）莫斯科会议上没有促成对波兰的保障。据传赫尔曾建议（兰登）自己前往莫斯科，并以伟大的中西部的名义向斯大林大元帅为波兰人的事业做出辩护。兰登问赫尔是否真的认为这样能拯救波兰人。赫尔恳求他万勿忘记取得共和党的具体承诺，如果苏联人被证明冥顽不灵，将立即为正派的波兰人向苏联开战，同时也要争取到美国陆军和海军在开战时向他们提供援助的明确承诺。兰登一开始把赫尔的话当了真，后来据说被这一番嘲讽伤得不轻，只能在堪萨斯生闷气。

为了避免他的报道太令人沮丧，伯林尽其所能地描述得轻松一些。

有人听到一位离开华盛顿（生日）晚宴的民主党人说，在林肯生日那天，他（罗斯福）视自己为林肯。今天他认为自己是华盛顿。圣诞节那天他会把自己当成谁？

罗伯特·麦考密克（孤立主义者、《芝加哥论坛报》出版人）上校……打算（敦促）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苏格兰、威尔士等国加入美国。此活动的娱乐价值应该相当可观，因为我们确信上校毫无说笑的意思。

（华莱士）想要连任副总统（1944年）的愿望如此强烈，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根据观察者的想法不同，对这种奇怪的景象或感到苦恼，或感到愉悦。

（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在一些较为温和的议题上得到了（佐治亚州）参议员沃尔特·乔治拐弯抹角的支持，后者操着一口佐治亚州英语。

（罗斯福）举重若轻的做法，往往是一种摆脱困境的途径，有时似乎对他自己追随者的热诚施加了太大的压力。

对伯林的伦敦读者来说，他的举重若轻让人感到轻松，即便只是暂时的，也可以让他们摆脱那些由拯救与解放构成的阴暗现实。

一位读者出于感激而引发了这场战争中最著名的混淆身份的案例。1944年2月9日，丘吉尔邀请每周政治摘要“I.Berlin”（以赛亚·伯林）的作者去唐宁街10号吃午餐。首相发现自己坐在那里，倍感困惑，旁边是一位同样困惑的客人——《白色圣诞节》的作曲者。故事传播开来，他的传记作者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说，这让以赛亚·伯林“误打误撞地成了一个小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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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的总括式文字使他从牛津大学的狭隘谈话中崛起，闯入了一个宽广的空间——正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广阔的共和国，他如猎鹰般的视野和口若悬河的口才促成了这一飞跃。“谁会想得到，”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会热衷于美国政治？”也许美国就是更大规模的牛津大学：在两者中，制度的含义都要轻于个人关系，“其模式……当然，总是令我着迷”。无论如何解释，伯林记忆中在华盛顿的岁月都是“最后的绿洲……在那之后，青年时代就此逝去，平凡的生活揭开幕布”。

“他终于在1945年9月到达莫斯科，这次行程获得了外交部的批准：外交部希望，如伯林告诉朋友们的，他发回“确凿无疑”的报告。这将“长久指导英国的政策”。但他发现自己无法像在美国那样发挥作用。秘密警察到处对他盯梢，限制他的行动，监视他和谁谈了话，有时甚至突然现身，刺探他的想法。他熟练掌握俄语这一事实，只是强化了他们的疑虑。

当时的伯林有生以来第一次三缄其口。他能理解人们在说什么，但不敢和他们说话，因为害怕让他们陷入困境。亲戚们也只能偷偷告诉他在过去10年的清洗和战争中承受过什么。本应作为当代俄罗斯文化化身的诗人、剧作家、艺术家、电影制作人和小说家，就像刚从鲸肚子里爬出来的约拿：面色苍白、神情疲惫，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原本无罪的耳语，已成一种致命的武器。活着本身就已经赚到了。

沉默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可以预见的是，对一个很少沉默的人来说）对伯林的影响至少和在美国感受到的嘈杂一样强烈。许久没有听到关于安娜·阿赫玛托娃的消息了，于是在11月的一个下午，他信步来到列宁格勒的一家书店，捧起一本她的诗集，然后随意地问她是否还健在。有人告诉他，她不仅活着，而且就住在附近：想和她见面吗？他当然想，所以打了一个电话，受到了她的邀请，他们彻夜长谈，直到第二天早上。他将记住这段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

阿赫玛托娃在西方被看作革命前的诗人，自1925年以来一直未被允许出版过重要著作。她的第一任丈夫在列宁时代被处决，她的第二任丈夫和他们的儿子在古拉格度过许多年月，她能在列宁格勒被围攻时幸存下来，只是因为斯大林不想让她饿死。现在则由于斯大林下令进行疏散，她得以独自一人住在一间没有楼梯的公寓的单人房间里，认为她还有机会崭露头角，简直是毫无理性的判断。

伯林发现她蔑视一切，外表和行动都“像一个悲剧女王”。她承认，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她除了伯林外只见过一个外国人。伯林比她年轻20岁，勉力地满足她的好奇心，并设法避免透露他并未读过她的诗。在彼此眼中，对方都来自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他来自欧洲，而她与欧洲的联系已被切断；她来自苏联，而他小时候不得不离开苏联。多年后回忆，他认为自己当时的听闻“超越了任何人用口语对我所描述的任何事情”。她在一首诗中写下了关于他的诗句，流传到未来。

他不会成为我心爱的丈夫，

但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我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