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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最伟大的战略家（第3页）

但他会听到一切、记住一切，把每样东西都放在正确的位置，不会阻挡任何有用的东西或容忍任何有害的东西。他知道总有比自己的意志更强大、更显眼的东西，这无可避免，但他能够看到它们、了解它们，并且鉴于这些了解在必要时放弃自己的想法，换个角度想办法。另外，让他如此相信库图佐夫的最主要原因是，当老将军说出“看看他们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时他的声音在颤抖，而说出“要他们吃不了兜着走”时声音却停顿了一下。

相比拿破仑，库图佐夫用一种较低的姿态领导军队：他不只拘泥于身边发生的事。他有时可能会疏忽懈怠，但绝不会忘记自己的目标。因此，托尔斯泰写道，尽管沙皇还心存怀疑，但“人民选择库图佐夫担任总司令的决定得到了广泛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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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吉尔带领但丁穿越地狱之前，他曾辅导屋大维关于养蜂、养牛、轮作和葡萄栽培的基本原理。他似乎在说，领导者必须脚踏实地。克劳塞维茨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但是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任何有逻辑的结论。他解释说：“每当线索太单薄时，我宁愿直接放弃它。就像有些果树长太高就不结果实，所以理论的花草必须被加以修剪，并且靠近它们生长的土壤——实践经验就是土壤。”

那么，又该如何“修剪”理论呢？克劳塞维茨回答道，从任何现实实践中推断出理论“确实有点儿太轻率了”，而“普遍规律应该适用于任何个例，无论有什么样的偶然因素”。那些永远无法走出“奇闻异例”，没完没了地重复各种无意义案例的人也同样没用，因为他们只会“从个例上构建历史，仅仅寻找适合他们理论的案例，而从来不会触及影响事物的普遍因素”。

理论的存在使人们不用每次都重新整理并深究现有的材料，而能直接让这些材料井井有条。理论的存在本是为了教育未来的指挥官，或者更准确地指导他进行自我教育，而不是陪他踏上战场，就像聪明的老师能指导和激发年轻人的智力发展，但注意不要在他的余生中牵着他亦步亦趋。

克劳塞维茨将理论视为训练，它能够“在巨大的挑战中磨砺身体，在极度危险的环境中强大内心，并且让判断力少受第一印象的影响”。它是减少摩擦损耗的“润滑剂”，“孕育着冷静这一无价的品质，这种品质会从轻骑兵传递到步枪兵，一直传回到将军本人，从而减轻指挥官的压力”。

理论的初学者往往不会遇到什么问题，但如果他们渐渐升迁却仍紧抱住理论不放，这种“有悖常识”的教条主义就会成为麻烦。此时的理论就变成了一个“局限和无知的头脑用来为它们先天的无能辩护的借口”。克劳塞维茨特别鄙视“行话、术语和隐喻”，当指挥官身居高位时，这些概念就会“蜂拥而至”，像一群“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这些胡诌出来的概念还会被奉为原则，而“只要被放在明面上，它们就会被发现只是一堆垃圾”，它们让理论“站在了实践的对立面，并且沦为那些军事能力无可争辩的人才的笑柄”。

一个例子是克劳塞维茨之前在普鲁士军事学校的导师卡尔·路德维希·冯·普菲尔将军，他于1812年成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最高军事顾问。克劳塞维茨在当时悄悄写道，普菲尔是个“对实践一无所知”的人，尤其是在如何最好地部署俄国军队以对抗拿破仑这件事情上。托尔斯泰不太可能看过这条评论，但他在《战争与和平》中清楚地传达了克劳塞维茨所想的。

普菲尔是那种理论家中的一位，这种人因为太热爱自己的理论，而恰恰会忘记理论的目的——它在实践中的应用。在他对理论的热爱中，他讨厌一切实用的东西，根本不想去了解它们。他甚至为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失败的原因恰是偏离了理论而开始实践，这刚好证明了他的理论正确性。

托尔斯泰在结束这一场景时让恭敬但持怀疑态度的安德烈（我们可以把他看作现实中克劳塞维茨的一个古怪替身）表达了他对“一个事先知道一切都会变得糟糕，甚至不会对此感到不满的人”的鄙夷，并得到了普菲尔的承认。

这是托尔斯泰似乎正在完成的克劳塞维茨书中的众多观点之一——这两人就像那些可以帮对方说完下半句话的亲密夫妻一样。没有谁能比他们彼此更清晰地指明机会在战争和生活中的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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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其他人类活动会像战争一样如此持续或普遍地受制于机会。”他在《战争论》中写道。战争是个“矛盾的三角”，由促使士兵们甘冒生命危险参战的热诚、指挥官的技巧和引发战争那一系列政治目的的连贯性这三者构成，但三者中只有最后一者是完全由理性驱动的，另两者则出现在感性的模糊地带，在那里“常见的衡量标准似乎都不适用”。因此，真正被需要的是一种“能够调和此三者之间平衡的理论，就像悬浮在三个磁极之间的物体”。

但是，任何做过磁铁实验的人（克劳塞维茨本人一定也做过）都会知道两个磁极和三个磁极的区别。一个钟摆可以自由地在两个磁极之间来回摇摆，就如同在秩序和混乱之间来回摇摆一样，而第三个磁极的加入却会让这种本来很规律的摇摆变得充满随机性。用数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把线性变成了非线性。克劳塞维茨的磁极理论迫使我们发问：理论到底怎样才能调和彼此之间都不平衡的行为，让它们变得平衡呢？

克劳塞维茨没有给明确的答复。他将理论置于可以存在例外的规则范畴内，而非没有例外的法律范畴内。他将理论视作矫正特殊情况的手段：理论是对过去经验的浓缩，但尽可能不要用它来解释未来。他依靠理论进行训练，而不用它来指导未知情况下的行动。他相信洞察力胜过量化归因：任何对战争的量化，“在现实的挑战面前都不堪一击”。他不信任新手指挥官，因为他们没有经过理论训练，所以会缺乏判断力。他们必须“像航船的指南针一样工作”，而“无论实际的海上状况多么模糊未知”，指南针都需要通过预先调设好的参数才能反映“哪怕最微小的变化”。

模糊未知则是源于情报的具体情况（如果有的话），只有“在场目击的人知道”。就像在三个磁极之间钟摆的移动方向难以预测那样，凯南在第一次探索偏远西伯利亚的时候也无从预测那里的极光、暴雪和地震。对克劳塞维茨来说，战争的“34被迷雾笼罩着”，需要有“敏感而富有辨别力的判断和训练有素的智慧才能嗅出真相”。这真相不可能用理论家生搬硬套出的理论来解释，因为这些理论家往往为他们自己的视野所限制。

托尔斯泰再次完成了克劳塞维茨的论证。他补充说：这种简化的表述就像要去给教堂的墙壁糊上石膏的瓦匠，“他们在工头不在的时间里过于热情地把窗户、圣像画和脚手架都糊满了石膏”，还为此颇为自得，因为“在这些瓦匠看来，教堂里的一切都变得又平又滑了”。托尔斯泰是小说家里最不像瓦匠的那一位，同样地，克劳塞维茨是军事理论家中最不像瓦匠的那一位：他们不关心自己面对的问题是不是又平又滑，而是在混乱的边缘寻找不平滑的部分。其实，这才是（或者至少看起来是）最有机会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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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里，克劳塞维茨已经心满意足地完成了论证，但斗志旺盛的托尔斯泰还没有满足。他在《战争与和平》即将结束前的几页里就草草抛弃了他笔下的人物，而把最后的章节变成了一段关于决定论和自由意志二者不可共存的冗长讨论。他的结论如下。

历史学正在应用它应当吸收的新思想方式，同时旧历史学在走向自我毁灭的进程中不断把产生现象的原因一再剖析。

全人类的科学都走这条路子。数学这门最精密的学科在发现无限小数之后便放弃了解析的过程，开始总和未知的无限小数的新过程。数学放弃原因的概念而寻求法则，也就是寻求一切未知的无限小的元素的共同性质。

其他学科也沿着同样的思路进行思考，尽管其形式不同。当牛顿宣布万有引力法则时，他并没有说太阳或地球有特殊的吸引力，而是说从最大到最小的所有物体都具有互相吸引的性质……历史学也走在相同的道路上。假如历史的研究对象是全人类各个民族的运动，而不是记载人们生活中的若干片段，那么，它也应该抛弃原因的概念来寻求那些各个相等的、紧密联系的、无限小的自由意志的因素所共有的法则。

我认为托尔斯泰在这里的意思有以下几点。第一，因为一切事物都与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有一种无可避免的相关性普遍存在于时间、空间和规模中，所以要从相互联系的变量中区分独立的变量是不可能的。第二，因此，总会有一些事情是不可知的，把它们细分解构出来也没有用，因为总是可以无限细分下去。第三，由于这些不可知性的存在，我们总会有一种对自身能动性的幻想，无论这种幻想多么微小。第四，虽然一般规律也作用于这些微小的幻想，但它们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反正我们也无法感受到它们的作用。第五，因此，我们对自由的设想，在实践中便是自由本身。

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托尔斯泰已经用推理解决了一个古老的问题：如果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人类可以拥有自由意志吗？然而，托尔斯泰的回答并没有令他自己满意，因此他很快就恢复了对上帝的信仰——之前他还嘲笑这种信仰是原始人的习性，他甚至还不甚成功地试着自己也去做一个原始人。如果考虑菲茨杰拉德关于如何在保留做一件事的能力的同时牢记做相反事情的对立思想，并且把克劳塞维茨的理论用作注释，那么托尔斯泰的推理在最大的意义上都对战略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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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和托尔斯泰对理论与实践二者都保持尊敬，并没有陷入其中任何一者。似乎在他们的思考中，抽象概念和特殊实例是相互促进的，但也从没有为二者预设过孰轻孰重的比例。每种情况都需要进行平衡，而这种平衡由判断力推导，由经验中产生。技能通过过去学习，并为未来而训练。

理论将历史的复杂性简化到能够教学的水平。这种简化不是托尔斯泰提到的那种“瓦匠式简化”——这种方法论在寻求可预测性的同时把每个特例都像糊墙一般一以概之了。理论相对于过去的作用，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洞察力”相对于现在的作用一样：它从无穷无尽的变量中吸取经验。它根据你已知的信息简略而快速地告诉你下一步的决策——无论在教室里还是在战场上，你都没有无限的时间来分析。理论服务于实践，并且在实践修正理论的同时（也就是实践好好教训了闭耳塞听的理论家之后），理论也将回馈实践，防止人们跌下悬崖、陷入沼泽，或者向莫斯科进军。

艺术家在素描时会先看看景物，再看手底下的素描板，不断重复这个过程，直到图像渐渐被绘制出来。这整个过程是再创造，而不是简单地复制被素描的景物。景物和素描板引领着艺术家的双手，但没有两个艺术家会画出一模一样的景物来。复制和再创造构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又相互区别的互惠关系，若失去了这种互惠关系，那么在现实的忠实性和艺术的表现力之间就没有平衡可言了。

这种战略速写有个现代术语的名字叫作“净评估”，意思是重现环境中各个可能决定结果的元素，但绝不只是罗列它们。一份优秀的净评估将包括三类元素。首先是“已知”：地理、地形、气候、我方能力、我方追寻的目标。其次是“可能”：对手的目标、盟友是否可靠、文化约束、己方国家忍受逆境的能力。最后则是潜藏在前两个元素交集中的“未知”元素。

正如克劳塞维茨的磁极理论一样，净评估的结构也是三角形的，虽然有两种理解方式：当你努力去平衡“已知”“可能”“未知”时，你也在时间、空间和规模三者之间试图寻找平衡。“在战争和生活中，”克劳塞维茨解释说，“构成一个整体的所有部分之间都互相连接，并依靠连接来产生影响，因而无论这种影响多么微小，都会影响到每个部分……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操纵和更改最终的结果。”这种说法也预言了托尔斯泰之后的微积分思想。

这种预言并非是克劳塞维茨真的能预知未来，而是因为他和托尔斯泰都曾在过去直面过战场。他们在战场上知道了目标可能是无限的，但目标绝不可能变成手段，后者恰恰是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战争必须服务于政策——克劳塞维茨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而托尔斯泰则暗示了这一点。当政策开始服务于战争时，就反映出一位身居高位的刺猬型人才（就像薛西斯一世和拿破仑）已经爱上了战争，将战争本身变成了战争的目的。他们只有在自己流干最后一滴血时才会停下来，因此他们攻势的最高潮，即是自己打败自己。

过分扩张战场是一种对己方的削弱，其目标和手段都很令人困惑，并且它还会让敌人得到发挥杠杆效应的机会：用小规模行动撬动大的战果。如果不曲解德尔斐神谕，塞米斯托克利斯不可能打赢萨拉米斯海战。伊丽莎白一世对她手下海军将领判断的天气情况给予了充分的信任，而库图佐夫在博罗季诺战役后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他确信即使俄国人什么都不做，拿破仑视而不见的那些“已知”元素（比如地理、地形和气候）就足以把法国人赶出去了，国界就会成为敌人迫不及待想要折返而回的“金桥”。

库图佐夫所言的“金桥”可以被看作大战略的黄金标准。因为如果目标需要与手头可用的手段相称，那么偿付能力和道德（也即实用性和原则）就将要求实现目标时尽可能减少物资和人员耗损。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写道：“投入的手段必须与它所带来的损失相称。”无论克劳塞维茨和托尔斯泰花费在著书上的时间成本多么惊人，他们都认为自己著作带来的回报是与之相称的。《战争论》和《战争与和平》这两部作品在史诗般的长度里不断与对方对垒，这也构成了一种充满了共鸣的对矛盾的理解。

理论对实践，训练对即兴创作，事先计划对摩擦损耗，武力手段对政策目标，细查对速写，专业化对泛化，行动对不作为，胜利对失败，爱对恨，生对死，高高在上地指挥对脚踏实地地观察，但艺术与科学之间是不存在“对抗”的。综上所述，考虑到他们在看待战略时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广度、想象力与坦诚程度，把克劳塞维茨和托尔斯泰一并放入最伟大的战略家之列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