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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自尊丧尽（第3页）

麦戈文最后获得的总统提名也无多大价值。他在凌晨3点，这个大部分选民已进入梦乡的时刻，发表提名演讲，让自己进一步贬值。此后不到12个小时，他在枫丹白露酒店的枫丹厅召开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此举拉开了一连串灾难的序幕。麦戈文一开始便宣布，拉里·奥布赖恩“不愿继续担任民主党主席”。然而，事实是奥布赖恩愿意继续，且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一点。珍·韦斯特伍德夫人出任新主席，麦戈文提名皮埃尔·塞林格出任副主席。查尔斯·埃弗斯说：“既然要按麦戈文的规定办事，那么我……强烈建议，若有一名女主席……我希望提名一名黑人出任联合主席或副主席。”随后便提名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黑人——麦戈文表示并无异议，塞林格便被这样当众否定了。

不幸的塞林格还被耍了一次。当天晚些时候，麦戈文让塞林格代表自己到巴黎与北越谈判。塞林格飞往法国，不料合众国际社意外得到消息，于是麦戈文向报业声明：“我从未给皮埃尔任何指令。他告诉我他要去巴黎，在那期间可能会解决一些谈判事宜。但我从未下达任何指令。”吃这种闷亏的不只塞林格一人，其中之一还有麦戈文与河内的联络官戴维·德林杰。麦戈文指责尼克松出尔反尔，不想自己也正是这种人。

随后伊格顿事件爆发。密苏里州参议员托马斯·伊格顿是麦戈文的竞选伙伴，当麦戈文正在黑山度选前假期时，记者获知伊格顿曾两次住院接受精神病治疗，包括电击疗法。这倒不能全归罪于麦戈文，他看中伊格顿时并不知他的病史，况且，曼凯维奇问过伊格顿有无把柄可抓，后者说没有。这位密苏里人埋下了祸患。美国人对精神疾病愚昧无知，一个政客哪怕曾有轻微抑郁，也不能担任国家级公职，而轻微病症可用不上电击疗法。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便是让伊格顿体面地辞职，然而麦戈文没有。

麦戈文声明“比汤姆·伊格顿自己还了解他”且“不打算将他除名”。然而话音刚落，《纽约邮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这些美国最开明的报纸立马表示伊格顿必须辞职。纽约著名民主党人士马修·特洛伊本是麦戈文的忠实追随者，如今却说：“我有9个孩子，我可不想让他们栽在某个精神不稳定的总统手里。”民主党总部不断收到要求副总统提名人退选的邮件、电报和电话，这时麦戈文也决定不再那样无条件支持伊格顿了。经他同意，韦斯特伍德夫人在《与媒体见面》节目上说，伊格顿辞职将是“高尚之举”。他本人却对伊格顿说：“汤姆，我完全不知道她会那么说，相信我。”伊格顿回复道：“少跟我胡扯，乔治。”伊格顿事后回忆道：“乔治傻笑了一下，不是沾沾自喜的笑，也不是略感愤怒地皱眉，就只是傻笑了一下。”7月31日，伊格顿退选。在包括马斯基在内的5位民主党人士拒绝接替伊格顿的职位后，萨金特·施瑞弗尔终于同意出任该职位。这是总统竞选史上最具灾难性的一举，麦戈文将一辈子深受困扰。

从那一刻起，民主党便注定失败。后知后觉的总统候选人才开始着力讨好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戴利市长、工会工人和犹太选民，但一无所获。华盛顿总部也四分五裂，重要信件无人回复、演讲安排取消，主动帮忙的民主党人士被邋遢不堪的年轻志愿者侮辱一通后被赶走。曾经一度——5月时，麦戈文和尼克松的差距仅5%，到了7月民主党大会召开时，差距已拉至20%，伊格顿事件后，差距再次拉大。10月，麦戈文气急败坏地穿梭于美国各地，空中里程已达6.5万英里，可能稍有成效，但只是昙花一现。大选前夕，盖洛普和哈里斯测验都预计，尼克松得票率为61%，麦戈文39%，而实际结果为两人分别是60.7%和37.5%，其余人选占1.8%。

49个州被尼克松收入囊中，麦戈文只有马萨诸塞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但还有其他情况值得关注。参选人数为24年来最低，只有55%登记投票人参选，其余人应该是对两者都不满意。尽管尼克松的胜利颇具历史意义，但共和党的表现根本不佳。国会中的民主党候选人比共和党多12个席位——共和党必须占据41个席位才能夺回控制权。同时民主党还增加了两个参议院席位，将两党差距拉至57∶43，同时还多得了一个州议会的领导职位。

麦戈文说不会因此灰心。他最关心的是越南战争，认为自己已竭尽所能结束战争。在承认败选时，他告诉工作团队：“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记住，只要我们的和平事业赢得一点点进步，这次竞选的每分每秒、任何苦痛就都值得。”这当然是最体面的说法，但并非人人赞同。马奎斯·蔡尔兹认为这是“美国史上最不如意的竞选之一”。尼克松看法不同，倒也可以理解。在华盛顿肖汉姆酒店会见拥护者时，尼克松说：“我还从没在全国选举后这么早就上床休息。”当他转身回房时，全场人齐声欢呼：“再多4年！”在场的都是共和党顶层人物，头发一丝不乱，衣着光鲜亮丽，观众绝想不到这群显赫人士中竟有重罪犯。

谈及水门事件，麦戈文说尼克松政府是“有史以来最腐败的政府”。但10月盖洛普测验表明，仅有半数投票人听说过水门事件，其中80%的人认为这并不能成为转投民主党的理由。蒂特测验显示，仅6%的人认为尼克松牵涉其中。其余人倾向归责于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由此可见当初共和党让支持总统委员会独立于白宫之外是多么明智。一切都是假象，重大决定都是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做出的。尼克松身边的人在水门事件的掩饰行动中越陷越深。据艾尔文委员会查出的证词，掩饰过程如下：

自从看过亨特的保险箱，约翰·迪恩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将其处理掉。埃利希曼建议“粉碎文件，销毁公文包”，他还对迪恩说：“你晚上开车回家要经过一条河，是吧？在桥上把公文包扔进河里就成了。”迪恩指出这并不容易，包括他助理在内的太多白宫工作人员看过其中的部分内容。埃利希曼将路易斯·帕特里克·格雷叫来办公室。自从埃德加·胡佛于5月去世后，格雷一直担任联邦调查局临时局长。7月28日，水门事件11天后，迪恩把这些敏感材料交给格雷，说这是“见不得光的政治炸弹”。格雷直到年末还留着这些物件——也许万一尼克松不举荐他任正局长，以此作为勒索，随后便混在圣诞节垃圾里一起被烧掉，这最终导致他受辱辞职的下场。

同一周，白宫竭力给水门事件披上“国家安全”的外衣，总统本人也参与其中。随后，尼克松辩解道：“我认为中央情报局可能也通过某种形式牵涉其中。”他还担心亨特在“水管工”中的职位被曝光，因为这会牵涉到其他敏感的“国家安全问题”，如夜闯艾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办公室。在白宫办公室，霍尔德曼告诉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及其新任副手弗农·沃尔特斯，夜闯民主党总部让总统很尴尬。他说“总统希望”沃尔特斯建议格雷“迅速”逮捕5个闯入者“就行了”，进一步调查已毫无意义，“尤其在墨西哥”——暗指将政治捐款存入巴克账户的必经路线。

6月26日和28日的会议上，迪恩向沃尔特斯建议，中央情报局保释5名囚犯并支付薪水。沃尔特斯表示反对，认为这可能损害中央情报局一向不涉足政治的清誉。沃尔特斯确实找过格雷，但不是前去办理白宫交付的事。恰恰相反，他提醒格雷，总统助理似乎想利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施行不可告人之事。格雷已经有所察觉，除去他本人的所见所闻，还开始感觉到来自下属的压力。联邦调查局下属人员说就要上演一出瞒天过海的大戏，还让他提醒总统。7月6日，格雷致电尼克松表示，“你有部下正利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并试图将中央情报局调查之人的关系扰乱，联邦调查局希望当面请示。”尼克松沉默片刻后说：“帕特，你继续展开全面调查。”便挂了电话。

水门拘捕将近三周后，事后掩饰闯入工作正在全面展开。格雷进行了一次行动，但发现没有任何效果，便也自然上了迪恩的当。联邦调查局采访8位白宫助理时，他有权进行干预，80多份水门事件调查报告也得给他一份。此外，他还劝告彼得森，不要让5名白宫成员——寇尔森、扬、克罗、斯特罗恩和德怀特·查平——参与调查水门事件的大联邦陪审团的审讯，可以在一个单独的房间内让他们提供证词，但不能见陪审团。就在这时，彼得森的上级克莱因戴恩斯特向公众保证，司法部就闯入事件的调查是“自肯尼迪总统遇刺以来最广泛、最细致、最全面的”。

8月29日，尼克松也亲自做出承诺。他告诉全美人民，不仅将竭尽全力帮助联邦调查局，还将亲自展开调查，“在我的指示下，总统顾问迪恩先生全面调查了所有与白宫人员，或任何政府成员有关的线索。我可以肯定，调查显示，没有任何白宫现任工作人员参与这起荒唐事件。”迪恩从新闻报道里获知此事后深感震惊。他一直只遵从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指示，从未进行任何调查，从未写过报告，甚至从未与总统谋面。（一年后，白宫承认此事，表示尼克松的信心源于埃利希曼的“保证”。）

在同一次声明中，尼克松说：“这种事情本身不是最伤人的，因为狂热的竞选人员总会出错，最伤人的是试图隐瞒真相。”当然，那正是他们正在从事的勾当。约翰·米切尔无法忍耐玛莎的搅扰，于7月1日辞去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职位，但他仍在水门大厦的公寓内主持了隐瞒策略讨论会。在场人员有拉鲁、司法部长助理马迪安和杰布·马库德。马库德提议自己承担所有罪责，与会人员慎重考虑后还是拒绝了，因为他连批准利迪申请的巨额款项的权力也没有，他认罪只会牵连米切尔，从而影响尼克松连任。

最后，他们决定以利迪为分界点，截断其后的线索。利迪虽乖张怪异，但值得信赖，不会随便开口，可以为他编造一套自圆其说的遁词，说当初批给他的钱本用于合法目的；夸大钱财数额，是他擅自将其用于夜闯民主党总部。马库德的助理巴特·波特同意作伪证，对外宣称给了利迪10万美元，用于打入反战激进分子团体。只有一个问题，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出纳休·斯隆是个老实人。4月，他曾向斯坦斯问及利迪的巨额预算。（斯坦斯答道：“我不清楚，你也别问。”）马库德告诉斯隆，得把利迪拿走的钱改为7.5万或8万美元，斯隆说：“我无意作伪证。”马库德说：“恐怕你非做不可。”

斯隆误以为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里不止自己一丝不苟，还试图提醒7位总统助理宾夕法尼亚大道1701号出了岔子。他先找到查平，查平却建议他休个假，还说：“保护总统是最重要的。”他随后又找到埃利希曼，建议让局外人展开调查，谁知埃利希曼与斯坦斯的口气如出一辙：“别跟我说细节，我不想知道。”最后，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办公室等着审问他时，他向米切尔寻求建议。这位前司法部长说道：“事情难搞的时候，难搞的人得走。”斯隆别无选择，只能走。斯坦斯告诉联邦调查局斯隆已辞职。

9月15日，大陪审团只控告了亨特、利迪及在民主党总部抓获的5个人，再无其他人。调查止于此，尼克松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当天下午稍晚些时候，尼克松和霍尔德曼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亲切接见了迪恩。迪恩事后在艾尔文委员会作证表示，尼克松不想在选举前进行审判，还要他列出找政府麻烦的人员名单，选举后好好收拾他们。此时政府的眼中钉仍是《华盛顿邮报》，该报于10月10日宣称，水门窃听案是“白宫官员和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策划的……大规模政治间谍和蓄意破坏行动”的一部分。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高层立即予以尖刻回应，接替米切尔在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职位的克拉克·麦格雷戈说这“恶毒卑鄙”，另一位委员会发言人将其描述为“荒诞至极”，斯坦斯说这是“一派胡言”，罗恩·齐格勒说这是“最劣质的新闻”。大众普遍认为如此的反应合情合理。尼克松执政期间，新闻界在公众眼中的形象一落千丈。最具象征性的是，当年夏天，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多数票中4人都是本届政府选派的）通过决议，法官和大陪审团若有要求，新闻工作者应坦承机密来源。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认为，“在较短时间内，美国媒体从一个极度安全的位置沦落到完全相反的境地。”水门事件负责人遭到大量曝光，他们的反击便是挑起公众对“媒体”的根深蒂固的怀疑。短期内这种方法颇有成效，但最终却带来莫大羞辱。

12月8日下午2点27分，雾气沉沉，飞往芝加哥中途机场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553号班机在距跑道1.5英里处坠毁，45名乘客中的30人遇难，这起空难对整个阴谋暴露至关重要。死者包括霍华德·亨特夫人，事故调查员在她的钱包里发现了一万美元现金。一位亲友说，亨特夫人专程携带现金去买下一家假日酒店的特许经营权。当局不禁怀疑钱从何而来，因为亨特一向较为拮据。他曾经非常想入股一家华盛顿广告公司，但迟迟无法筹得2000美元预付金。如今他死去夫人的身上却有100张百元钞票，与水门5人组一模一样。

这笔钱是封口费，数量远远不止如此。水门拘捕事件11天后，米切尔主持的决策会议决定筹集资金，用迪恩的话说就是“让监狱里的人沉默”。霍伯特·卡姆巴克第一个接到任务，虽然他明显并不清楚全部真相。他搭乘夜间航班离开洛杉矶，次日早上赶到华盛顿。在指定的拉法耶公园，他从迪恩处获知简略情况，随后致电斯坦斯，让他从竞选基金中提出75100美元，全是如今发现的百元美钞。随后两个月，卡姆巴克拿出21万~23万美元，其中15.4万给了多萝西·亨特。卡姆巴克始终怀疑行动的合法性，7月26日，他向埃利希曼讨说法：“约翰，我现在直视你的眼睛。”他说想知道迪恩是否有权下达此类指示，一切是否正确。埃利希曼回答道：“霍伯，约翰·迪恩有这种权利，都是正确的，你继续吧。”

8月底，卡姆巴克辞职离开，拉鲁成为新出纳。“水门”被告们共获得42.3万~54.8万美元，其中大部分由亨特夫人代为转交。真正递送过现金（当事人称其为“换洗衣服”）的托尼·尤乐斯威兹感到“其中有见不得光的事儿”。说难听一点，支持总统连任委员会被敲诈了。亨特出事不久，给迪恩写过一封黑信：“作家有戏剧手稿出售。”稍后，据麦科德回忆，亨特说除非妻子的要求得到满足，否则会把“白宫闹个底朝天”，还会拿出“弹劾总统的机密材料。”他不但要钱，还坚持要求总统特赦。寇尔森通过亨特律师表示“总体可行”，作为交换，亨特同意认罪，告诉媒体并不知晓有“大人物”牵连其中。

掩盖策略似乎已奏效，而事实上一切即将真相大白。关键人物就是麦科德，他仍对原工作单位中央情报局（内部人士也称公司）忠心耿耿。6月30日，正是总统助理试图让中央情报局陷入掩盖罗网的那一周，麦科德给霍尔姆斯写了封匿名信，承诺会随时告知近况，结尾还说：“我会不定时附送点儿你感兴趣的东西。”这是他写的第一封匿名信。12月22日，他写信提醒中央情报局安全办公室的一位老友：“有股强大势力想让公司做替罪羔羊。”同一周，他还写信给约翰·J·考尔菲尔德：

亲爱的杰克：

我很遗憾地通知你，白宫铁了心要让中央情报局为水门事件背黑锅。他们若继续遵循此道，难免会牵连到相关人员。如今事态紧急，传话出去，如果要拼死一试，当下正是好时机。我很抱歉你会受到牵连。

信末没有署名，也实无必要。考尔菲尔德散布消息说麦科德打算交代一切，但有人不择手段让他改变主意——承诺为他家人提供经济帮助、总统特赦、官复原职、一经释放便给予工作等。考尔菲尔德曾说：“政府若被逼急了，肯定会反击。”麦科德以为这是人身威胁，便答道：“我已仔细思考过个中风险，准备好了便会承担。我这辈子已经活够了，我意已决。”考尔菲尔德说：“每个人都在正轨上，只有你没有遵循原计划。别开口。”但麦科德再也不愿牵扯其中，决心已定。审讯快结束时，法庭宣读了一封写给约翰·西里卡法官的信，麦科德在信中说：“审判并未指明其他涉案人员，审判期间存在提供伪证的情况，并且被告是迫于政治压力而认罪并闭口不言的。”这引起了巨大轰动，是美国司法史上最重大的时刻之一，尼克松政府便随之瓦解。

竞选临近尾声时，亨利·基辛格公布了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他和河内首席谈判代表黎德寿在巴黎谈判中取得突破性进展，无疑又为尼克松连任增加一大砝码。10月8日，北越不再坚持驱逐阮文绍并在西贡建立联合政府了。18天后，基辛格在电视记者会上表示，再开一次会便能达成最终协议，“和平近在咫尺”。

但事实并非如此。10月23日，白宫宣布延迟签署停火协议，将召开新会议“理清”一些事情。部分问题似乎源于西贡，南越外交部长陈文林表示即将签署的协议他们“无法接受”。阮文绍则说这等于“让南越人民向共产党屈服”。他还发誓，如有必要，他的国家将独自继续作战。

基辛格试图将某些敏感话题再次提上议程时，河内指控华盛顿背信弃义，要求签署原先谈妥的协议，但遭到美方拒绝。气急败坏的黎德寿开始就国际停战监督小组的规模等问题以及最重要的战俘问题提出相反提案。基辛格认为另一方“接连挑起琐碎话题”，河内方面“玩文字游戏”以谋求实质性改变。

据报道，尼克松对南越和北越都很愤怒，他认为西贡顽固不化，河内则言而无信。12月14日，基辛格绝望地离开巴黎。尼克松给北越总理范文同发去电报，警告说除非72小时内重启正式谈判，否则将在海防港布雷，并派出美国空军主力：B–52轰炸机，F–4幽灵战斗机和海军战斗轰炸机。柯蒂斯·李梅将军提议将北越炸回石器时代，很明显尼克松也有类似想法。这可不是小威胁，空军将领们保证两周之内，便能让敌方国土遭到炸弹量比“二战”全部空袭所投炸弹吨数还多的惨烈攻击。此外，这将是前所未有的恐怖性轰炸。B–52轰炸机虽无法定点攻击，但其机舱可装载40吨炸弹。飞行时3架组成1个“小组”，每小组向一个1.5英里长、0.5英里宽的“方格”投掷炸弹。这种轰炸机目前还未进攻过城市，若真要用于河内，势必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

72小时过去了，范文同还未回应。尼克松向驻关岛、泰国的空军基地及东京湾的航空母舰下达命令：突击开始。这是美国干涉越南以来最野蛮残暴的行动。不论天气如何，各种美国战机全天无休止地轰炸河内。仅在第一周，100架棕绿相间的大型B–52轰炸机就发起了1400多次袭击，这让美国人民异常震惊。就在几天前——12月中旬，他们还盼望美国能从中南半岛完全撤军，期待着部分已被囚禁近10年的战俘能回家过圣诞。如今形势急转直下，却未得到总统的丝毫解释。从前，尼克松和前任约翰逊一样在电视上宣布越南最新进展。如今，他甚至已无心辩解。齐格勒是唯一做出回应的白宫官员，他告诉记者轰炸“将持续直到达成共识”。

美国国防部立即列出各种轰炸目标：停车场、信号塔、发电厂、仓库、桥梁、铁路、船坞、工厂、道路、营房、补给点、机场及高射炮和地对空导弹阵地。这些轰炸目标大部分都位于人口密集的北越城市，如河内火力发电厂距市中心不足1000米。驻河内外交官和外国记者发回触目惊心的当地实况，这个城市遭受劫难、缺水少电；周围大片地区被炸出弹坑，学校被夷为平地冒着烟，废墟中散落着破旧的习字帖，父母在水泥板废墟中疯狂地寻找着孩子。

在河内郊区的太原，约有1000名平民死伤，街角堆满了棺材。白泰肺结核医院被夷为平地，白梅总医院亦是如此，医生从废墟中挖出病人。一家防治站被炸毁。一枚炸弹击中了战俘营，这让尼克松大为光火，怪罪北越不应把战俘安置在炸弹可能降落的地方。波兰货船“约瑟夫·康拉德”号在河内港口被击沉，三名船员丧生，一艘苏联船只和一艘中国船只遭到严重损毁。致歉的国务院官员因此苦不堪言，一位美国外交官低落地说：“这样炸下去，平安夜就该炸河内天主教堂了。”

事实上，尼克松宣布圣诞节前后停战36小时，但时间刚过，腥风血雨便卷土而来。北越人用粉笔在尚未倒塌的墙上写道“为被美国杀害的同胞报仇”和“尼克松，血债血偿”。这些都只是绝望之举，白宫远在7000英里外，且最后一批美国地面部队即将撤离中南半岛。北越唯一的筹码是被俘的美国飞行员。7年前，10万架次的B–52轰炸机发动突击，被击落的战机只有一架。如今河内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防空系统，在1972年的最后两周，他们击落了16架无畏战机，每架价值1500万美元。更重要的是，98名飞行员被俘。美军在东京湾的攻势使巴黎谈判举步维艰，基辛格和黎德寿的压力同样更大了。

不过也出现了有助和平的契机。尼克松再次却并非最后一次低估了公众在道义之下的愤怒情绪。詹姆斯·赖斯顿说大规模进攻是“赌气战争”。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威廉·萨克斯比曾拥护尼克松的越南政策，如今也表示反对，他说对“身为美国公民”感到困扰，恐怕大部分同胞“深有同感”。欧洲的反应更为激烈。伦敦《每日镜报》表示“美国重新轰炸北越举世震惊”，巴黎《世界报》将空袭比作西班牙内战期间纳粹对格尔尼卡的暴行。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言辞更尖刻，将其比作德国对犹太人的大清洗。为此，愤怒的美国政府召见了瑞典大使表示抗议，但欧洲国家政府的态度都同样强硬。

如果说华盛顿低估了各盟国的愤怒，那么河内则高估了共产主义世界的不满。莫斯科和北京的回应都像敷衍了事。在苏联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演时，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漠然地提及B–52轰炸之事。他还刻意让自己的孩子去美国大使馆的招待会接待特里西娅·尼克松·考克斯及其丈夫。苏联和中国都劝北越尽快与美国和解。美国反对“解放战争”的热情消退，苏联和中国支持“解放战争”的热情也在消减。这或许比轰炸让北越受的刺激更大，河内迫切要求重新谈判。12月30日，白宫宣布中断轰炸，安排基辛格和黎德寿于1月8日再次谈判。阮文绍派遣两名南越外交官到华盛顿，扬言将反对任何未能满足他要求的提案，尼克松让亚历山大·黑格将军把一封信带到西贡，让阮文绍赶紧闭嘴，实际上已表明美国解决此事的决心。

基辛格立即携带装着最新提议的公文包穿梭于巴黎和比斯坎湾。1月末，双方进行了42个月之内的第24轮会谈，形势有所缓和。谈判预计将持续两天，但双方4小时内便达成一致。在巴黎古老的玛吉思缇酒店有丝绒墙的会议室里，双方正式达成停战协议，华盛顿、河内和西贡同时通过广播发布了这一消息。（基辛格说，仅是走完程序“我们大家就都老了好几岁”。）尼克松带领美国民众祈祷，颂扬了在越南服役进行“各国史上最无私事业之一”的250万美国人，宣布他们获得了“荣耀的和平”。

但实在谈不上荣耀，基辛格明白这一点。他在发表经过深思熟虑的媒体简报时说：“现在应该清楚，在这场战争中，谁也不能说只有自己遭受苦难，谁也不能说只有自己最富真知灼见。”他只字未提荣誉、英勇、光荣或任何与此次交火无关的华丽辞藻。他说：“中南半岛治疗战争创伤的时候，美国也要开始治疗自己的创伤。”这点出了当时美国的首要问题。美国约4.6万人战死越南，30万人负伤，支出1100亿美元，同时还面临一个严重的内部问题——精神折磨。按麦克卢汉的地球村说法，美国不可能在增援一个遥远国度的同时自己毫发无损。除去直接的人力物力损失，美国许多机构、制度的公信力都有所下降：将国家推进战争火坑的总统、持续拨款支援的国会、未判决战争违反宪法的法庭，还有民主制度本身，事实证明它已沦落为街头的喧闹，对决策者毫无约束力。对于停火，赖斯顿认为：“受战争影响，美国民众对权威的信任暴跌，不止是对政府，还对学校、大学、报业、教会，甚至家庭的道德感产生了怀疑……美国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尚且不被理解或未达成共识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不同以往，关系重大且影响深远。”

停战当周，麦迪逊广场花园就运动赛事前是否应该播放《星条旗永不落》爆发了争吵。同时，教师罢工正在美国范围内扩散，教学活动被迫中止。这连在上一次对美国精神进行了严重考验的大萧条时期都难以想象。当时星条旗还飘荡在这个很穷困的国家，物质生活水平远不及现在。教师是经济危机的最大受害群体之一，他们通常只能拿到毫无价值的临时票据，甚至一无所获，有的人只能从饥饿的孩子那儿讨点食物。但当时戒律森严，教师罢工就像侮辱国歌一般难以想象。这并不代表那时的美国更好了，因为明显不是如此。但这确实说明那时的美国不同了，那时国民面对的挑战与20世纪70年代的截然不同。

或许这已不是20世纪初亨利·亚当斯曾写下的语句的含义——20世纪美国面临的最大考验便是调节适应能力。在美国历史上，变化是永恒的主题。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崇拜变革的国家，且将变革与进步混为一谈。林登·约翰逊在1965年曾说：“我们想要变革，想要进步，我们一定能成功。”

若说那是美国民族性格的一方面，那么还有另一面，就像同一枚硬币的反面。这反面在越南战争结束时导致旧事重提，即渴望抛却现在，继续那未完成的过去。约翰·布鲁克斯说：“美国已长久习惯于为刚失去的梦想悔恨，并发誓下次追回来。”这是美国文学的常见主题，让人联想到薇拉·凯瑟的《迷途的女人》和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未选择的路》。托马斯·沃尔夫写道：“无语地追怀着，我们寻找那伟大而被遗忘的语言，寻找那条通往天堂却被遗失的小路、一石、一叶、一扇未曾找到的门。何处？何时？失落啊，风声悲泣，幽灵，归来吧。所以，投身国外的冲突13个世纪的美国人再次将视线转回国内，在孤独中寻求安慰，获得重生。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他的最佳小说的末尾写道：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