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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美利坚分裂国（第3页）

然而这些举措为时已晚。暴动过后，警卫们发现监狱日历上的9月9日被画上了大大的圆圈。7月，有激进分子告诉奥斯瓦尔德，不必“把我们的要求戏剧化”，但一个月后他们就改了主意。决定性的事件似乎是8月21日乔治·杰克逊在圣昆廷死亡。次日早餐时，阿提卡的黑人囚犯绝食抗议。事后，一个看守说：“太奇怪了，没人去拿餐盘或勺子，没人去领食物。他们只是走向座位，静静地坐下，直视前方，一言不发……然后我们发现几乎所有人的身上都戴了个黑色的东西……这让我们直冒冷汗，因为这种行动需要周密组织、团结一致。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赫伯特·布莱登和“理查德大哥”克拉克（事后调查发现他们为暴乱首领）的福音言论越发激进。两人都是纽约黑人，穆斯林教徒，都因持枪抢劫而入狱。和乔治·杰克逊一样，布莱登自学成才，喜好历史、哲学，在曼哈顿“坟场”看守所（纽约市监狱）发起暴动后被送到阿提卡。克拉克所在的中等警戒监狱的看守说他一直怂恿犯人们“暴力推翻监狱”，因此也被送到阿提卡。据家人反映，克拉克到阿提卡后越发激进。一次他的妻子来探监时，他不停地念叨：“喂畜生，喂畜生。他们把我们当畜生对待。”

9月8日星期三，杰克逊在这个国家的另一边被处死18天以后，阿提卡的一个运动场发生了斗殴，一名狱警试图干涉时被打了一拳。当晚，斗殴的两人被关进了“小黑屋”。其他囚犯说，两人被拖走时遭到虐待，一个波多黎各囚犯向一个狱警扔了一只玻璃杯，狱警面部因此受伤。次日早上，骚乱爆发，事件原因却不清楚。一种说法是一个工作小组因狱警用警棍打人拒不列队；另一种说法也把矛头直指狱警，作为对前一天的惩罚，狱警擅自取消了犯人的活动时间；第三种说法则是在去吃早饭的路上，理查德大哥领着5个囚犯横冲直撞，并顺便把正在金属加工作坊里干活的布莱登放了出来。

不管开头如何，结局都同样惨烈。当时人数不过百人的值班狱警被暴打，许多人被囚禁。监狱学校、教堂和机器作坊被付之一炬。当这些房屋被烧成灰烬时，狂暴的囚犯成群结队冲出4个矩形牢房区中B、C、d三区的走廊、大门和狭窄过道。据怀俄明县副治安官回忆，他们以藏在食堂面包下的管子为武器——这恐怕不足为信。暴乱尚未结束，阿提卡当局已然颜面扫地。即便囚犯一开始没有武器，但很快便武装起来。有的从车间找来砂轮，有的用剪刀刀片和扫帚把做成投枪。当狱警忙于灭火时，有的人拿出棍棒和匕首弄破消防水龙。狱警用催泪瓦斯夺回了C区和部分B区，但其余地方仍被囚犯占据，大门紧锁，他们甚至用车间工具把门焊死。

暴动开始后4个小时，囚犯们就稳固了前线防守，在接下来的4天都未被攻破。距监狱行政楼最远、距车间最近的d区是他们的根据地，布莱登和克拉克担任指挥。叛乱分子共有1280人，他们带着橄榄球头盔或缠着穆斯林头巾，悠闲地躺在d区的临时帐篷里。d区一头的粗糙长凳便是暴乱指挥中心，叛乱秘书处：人民中央委员会一直在此开会，分配任务细节、制定防御政策，甚至将不守规矩的人关进“人民监狱”。在a区走廊（无人控制的非军事区）的工作台是囚犯和当局的谈判地点。值得一提的是，囚犯们掌握着监狱的地理中心“时报广场”，这是通往四个分区通道的交汇点。这是他们从28岁的狱警威廉·奎因手里夺来的，奎因用警棍与他们抗争，直到他的头盖骨两处碎裂才被制服。一些狱警发誓看到有人将奎因从高处抛下，他必定受了重伤。克拉克看到不省人事的奎因耳朵淌血，于是令这个狱警穿过非军事区找当局。奎因的状况对双方都至关重要：他若死亡，所有参与暴乱的囚犯都可被控谋杀罪。

正午时分，在250名操着防暴装备的骑兵面前，州警察局局长亨利·威廉斯发表了态度强硬、振奋人心的讲话：“那边若有人丧命，那是罪有应得。你们谁的废话也别听，千万别丢了武器，别丢了兄弟。”但在对方的突袭之下，39名“兄弟”沦为人质，这让这次讲话的声势弱了不少。他们被套上囚服、蒙上双眼、五花大绑地关在d区。一个犯人用扩音器警告说，一旦警察贸然行动，这39人将首当其冲，包括曼库西在内的当局官员都不敢轻举妄动。

按法律规定，应对暴乱是奥斯瓦尔德的法定义务。他下午2点飞抵监狱，不顾曼库西反对，决定携赫尔曼·施瓦茨进入d区亲自面对叛乱分子。施瓦茨是布法罗的法律教授，受叛乱首领信任。奥斯瓦尔德打算告诉他们，按刑事管理法则，只有释放人质后，双方才有商讨余地。他要求释放人质，布莱登陈述他们的15项要求时他也认真倾听，其中包括政治集会“不遭威胁”，穆斯林“宗教自由”，终止邮件审查，有和任何人通信的权利，正规申述程序，多娱乐少关监牢，拓宽锻炼场地，派一名全职医师，改善学校，多水果少猪肉，将曼库西革职，外部人士组建委员会“审查”当局此次所作所为以及联邦法庭要发布禁令，严禁对囚犯们此次的行为进行“肉体或精神报复”。最后，布莱登补充道，部分囚犯坚持要求被“迅速释放，将其安全转移到一个非帝国主义国家”。他还说：“我们是人，不是畜生，不愿被暴打或驱赶。这次的事情不过是被压迫人民的怒吼。”

奥斯瓦尔德进入d区确实展现了惊人的勇气。他坐在叛乱者面前时，还有人提议把他也当作人质。尽管监狱高墙上的狙击手逐个瞄准他附近的人，但若真动起手来，他能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然，他如此行为是否明智另当别论。一旦对方陈述完毕，且奥斯瓦尔德承认许多要求合乎情理，公开谈判便势在必行。为表诚意，他同意成立监督委员会，并让施瓦茨找正出席佛蒙特司法会议的联邦法官约翰·柯廷发布禁令。奥斯瓦尔德还做了一件让曼库西及其属下深恶痛绝的事：签署“严禁对1971年9月事件成员施加行政报复”的保证书，这被囚犯们视为仁慈宽厚的保证。州长办公室迅速指出，免罪绝不可能，奥斯瓦尔德无权担保。但误会的种子已经埋下，势必结出恶果。

当晚，奥斯瓦尔德回到泛光灯照明的监狱大院，在囚犯营火光的映照下，周围十分明亮。应囚犯要求，奥斯瓦尔德还带来一批记者。大部分时间人们在组建监督小组，囚犯们选出了威廉·孔斯特勒、休伊·牛顿、博比·西尔、州参议员约翰·邓恩、《纽约时报》的汤姆·威克（曾撰文向乔治·杰克逊表示同情）、赫尔曼·巴迪洛（首个成为国会议员的波多黎各人）及克拉伦斯·琼斯（曼哈顿《阿姆斯特丹新闻》的黑人出版商）。稍后，洛克菲勒又加上了他的选择：他的秘书、一名校监、一名退休将军和几位立法委员会委员及刑法学家。这使得总人数一度超过30人，办事效率很低，内部的思想分歧更削弱了委员会的力量。

施瓦茨带回了柯廷法官签署的禁令。禁令由曾因杀害警察获罪、来自布鲁克林的白人杰尔姆·罗森堡起草。但现在暴动者以禁令不充分为由拒绝接受。监督委员会的工作进展缓慢。威克、琼斯、朱利安·泰珀（来自全国法律援助与辩护者协会）与怀俄明县的区法官路易斯·詹姆斯共进早餐，但只拿到严禁对犯人“不加区别集体起诉”的书面承诺，而这不可能消除急躁的囚犯秘书处的担忧。星期六凌晨4点，暴乱第二天临近尾声，联合记者被禁止进入监狱，这使一项本就不大可靠的协议也被撕毁了。警方对记者的敌意与日俱增，这也是个不祥之兆，通常暗示警方将有秘密行动。

当天早上的奥斯瓦尔德仍十分乐观。尽管囚犯要求增至30项，但他已批准了其中的28项，只拒绝了他认为“不能商量的”全体特赦及撤换曼库西。正当他表示对一切怀有信心时，新情况将和平解决此事的希望摔得粉碎。奎因死了，对暴动首领宽大处理的任何可能性随之消散。博比·西尔随后赶到。进入监狱前，他对高墙外的50名向他欢呼的激进游行者说：“狱警若遭意外，州政府和州长就应被控谋杀。”他的属下在人群中散发黑豹党中央委员会声明的复印件：“狱警，即所谓的‘人质’，被1280名囚犯禁锢。囚犯们有正当理由为自己长期遭受的残暴、非人道的虐待申诉……要展开谈判，就必须立马承诺特赦……黑豹党分析认为，这是狱警获救的唯一方法。”

西尔显然对结束危机毫无兴趣，他说怎么处置奥斯瓦尔德由囚犯们自己决定。可悲的是，囚犯们深信于他，向他寻求意见。西尔回复说，没有休伊·牛顿的批准，他不能提供任何建议。与监督委员会进行短暂讨论后，他告诉记者，种种问题和武装的州警让他很不愉快。孔斯特勒火上浇油，极不负责地告诉叛乱秘书处代表“第三世界国家代表正在街对面恭候你们。”他说的应该是那50名示威者，但没有把话挑明，弄得囚犯们有了大获全胜的希望，再无心与奥斯瓦尔德讨价还价。

对双方而言，星期日就是个动员日。整个下午，一辆辆卡车不断运来国民警卫队队员、强力消防水龙和一箱箱瓦斯罐、防毒面具。监督委员会发表声明警告，“现已确信此地可能会集中屠杀囚犯、狱警。”威克、琼斯、巴迪洛和邓恩打了半个多小时电话，请求洛克菲勒来阿提卡，但州长大人发表个人声明：“鉴于关键问题是全体特赦……我认为就算我亲临现场也无助于和平解决此事。”他和奥斯瓦尔德已达成协议，若叛乱首领对最后通牒不做回应，警方将诉诸武力。但情况不容乐观，囚犯们明显得越发焦躁。大门被通上电流加热了；沟渠里满是汽油；泥炭和汽油做成的饵雷装上了定时引信；原油火箭弹射器已就位；长矛被削得更锋利；a区到时报广场的主要通道（入侵部队的必经之路）堵满了金属台子。当天下午，叛乱分子还捅死两名白人囚犯以报宿怨。

星期一早上，一切再无商量余地。早上7点，警察小组被分派了具体任务：狙击、营救、摧毁路障及后备攻坚。两架直升机在轰鸣声中报道罪犯和人质的近况。8点35分，奥斯瓦尔德在非军事区会见了理查德·克拉克，后者坚持“彻底、全体、绝对的特赦”，并解雇“曼库西那家伙”。他说要和秘书处的其他成员商讨半个小时，奥斯瓦尔德给了他时间。9点5分，一名囚犯通过扩音器大吼，己方一旦遭到攻击，人质将被“刽子手”处决。奥斯瓦尔德的一个助理回应道：“立即释放人质，理事就马上与你们商谈。”对方叫道：“不行。”那是谈判中的最后一句话，此后的阿提卡便陷入野蛮与暴乱。

几分钟后，一架直升机发布无线电消息：4名人质“被刀抵住喉咙站在时报广场各个角落。”现场令人毛骨悚然：人质被揪住头发，脑袋后仰，脖子几近断裂，刀片正慢慢舔舐着他们的鲜血。其实真实情况并没那么可怕，官员们不明白这只是虚张声势，叛乱分子不会真的杀死人质。和重新定居于“非帝国主义国家”的要求（奥斯瓦尔德刚一挑眉毛这个要求便被收回了）一样，拿着自制匕首的可怕姿态只是虚张声势或为自己壮胆。总有人愿意为此铤而走险，如今也不例外，他们甚至拉上手无寸铁的受害者为他们陪葬。

奥斯瓦尔德确信人质处境危险，因为害怕他们惨遭屠戮，所以要分秒必争，于是对助理说：“现在毫无疑问，我们得打进去。”狭窄通道的门口埋伏着500多名地方法警和穿黄色制服的州警察；Ch-34型直升机“赌盘2”号满载着催泪瓦斯、胡椒瓦斯和芥子瓦斯突然降落在时报广场。无线电广播员声嘶力竭地叫道：“行动！行动！空降成功！指挥部命令各位置人员——行动！展开进攻！”

警察破门而入，炸飞了路障；灰墙上的狙击手开始向囚犯射击。清除通道障碍物花了90分钟，随即展开全面进攻。时报广场和d区上空烟雾弥漫，看不清地面形势。尽管警方知道人质穿着囚服，仍难以辨别。事后，警察坚称对方强力抵抗了两分半钟。一个人说：“他们挥舞着匕首和尖矛，拼命扑向我们。我们不得不开枪。”另一人则说：“我们杀的是抵抗的人，挥舞着尖矛和燃烧弹的人。我们抓捕了张开双臂投掷武器的人。抵抗的人都死了。”

但没有抵抗的人也惨遭杀害。稀疏的枪声持续了近一个小时。纽约州驻阿提卡特别委员会（麦凯委员会）发现，警方进攻“过度”，“许多开火实无必要”。一些不必要的暴力行为可归咎于粗心，甚至对生命的亵渎。洛克菲勒特别强调严禁狱警参与行动，但他们还是冲了进去，至少杀害了两人。麦凯委员会发现，一些警察用装着大号铅弹的猎枪击中“计划外目标”。“并未反抗的囚犯、人质很可能因此受伤或死亡。”来自布法罗的莱昂内尔·西丰特斯医生当时在场，他事后报告说：“狱警将许多闹事首领团团围住，然后挨个儿击毙。有的挥舞双手投降，还有的已倒在地上。”

地上躺着120多人，或受伤或气息奄奄。算上奎因和暴乱期间被叛乱分子杀死的囚犯，有32名囚犯、11名狱警或官员死亡，总计43人。收复监狱几小时后，流传着人质死亡的大量失实报道，事态更加混乱。一名奥斯瓦尔德的助理说，一个狱警惨遭阉割，他的生殖器被塞在嘴里；另一名助理告诉记者“几名人质被割断了喉咙”。狱警颈部血迹斑斑的蒙眼布给大屠杀的说法增添了几分可信度。3名幸存的狱警确实喉部受伤，但医检人员次日早上表示，死者身上并没有被阉割、截肢的痕迹。所有的人皆死于枪杀，而当时只有警方有枪。

洛克菲勒州长说人质“在交火中死去”。奥斯瓦尔德则隐晦表示人质“可能被用作肉盾”。获救人质强烈地支持警方展开进攻。身处华盛顿的尼克松则说，当局“只能”做出突袭阿提卡这一“悲伤、沉痛”的决定。对于真实情况到底如何的争论迅速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不信任自由主义者、支持刑事改革的“悲天悯人者”和“空想社会改良家”拒绝一切批判警察的言论，只将恶果归咎于囚犯。《亚特兰大宪政报》一篇言辞激烈的社论谴责“这批阿提卡的畜生”强迫人质接受“非法审判”。还有人怪罪监督委员会，精疲力竭的威克在离开阿提卡时，门口一个狱警厌恶地说道：“你们这些人休想再进来。”

这在美国的另一边引发了激烈讨论。纽瓦克市市长肯尼思·吉布森说这是“一个所谓的文明社会做出的最冷酷无情的暴力镇压之一。”威克事后说，60名囚犯遭到约1300项指控，但法警一项都没有，尽管“有证据表明警方玩忽职守、残暴野蛮、严重违纪、反击过度，甚至公然屠杀。”暴动被镇压后，麦凯委员会发现伤者身上有“大量殴打、刺戳、踢打的痕迹”。被剥得精光的囚犯被狱警用山胡桃木警棍暴打。受伤狱警很快得到医疗救助，其家人也迅速得到通知；而受伤的囚犯4小时内都无人看护，还被贴上“1号囚犯、2号囚犯、3号囚犯”的标签。4天后，部分坐立不安的囚犯家属仍在疯狂打听自己的儿子或丈夫是死是活，阿提卡方面常连这些都不会讲。有消息的也只是一封简短草率的电报：“很遗憾地通知你，你的丈夫雷蒙德·里维拉已经死亡，编号29533，尸体停放在本监狱。”

“没错，我们是由两个不同的国家组成。”约翰·多斯·帕索斯曾这样讽刺早期美国的贫富差距。如今社会的断裂体现在不同领域，但同样很深。三年前，刚入主白宫的尼克松承诺“让美国团结一致”，但他食言了。美国人民仍相隔很远，对正义与宽容、战争与和平、是与非这种基本问题仍有分歧。一年后的总统大选将近，在民意测验中，美国人民开始重新审视尼克松。这里是有变化的。迟至8月初，民意测验人员艾伯特·辛德林格发现，仅27%选民希望尼克松连任。但8月尚未结束，他的民众满意度不再下跌，而是渐趋平稳，甚至慢慢回升。尼克松政府在国内外推行的强有力的行政措施即是扭转大局的决定因素。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于4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美国队的阵容表明了这项运动在美国国内广泛的吸引力：一名克莱斯勒的人事主管、一名杜邦公司的化学家、一名《体育画报》编辑、一名大学教授、一名联邦的黑人工作人员、一名IBm程序员、一名多米尼加共和国移民、一名华尔街银行职员、两名十多岁的少女、两名家庭主妇及两名在校大学生。其中圣莫尼卡大学的格伦·考恩风头最盛。他穿着紫色扎染喇叭裤，衬衫上别着和平标志，比赛期间他还用头巾把及肩长发扎了起来。也许由于考恩的红色头巾，也许由于他机灵外向，中国在诸多运动员中挑中了考恩，向他提出了一项历史性建议：他和队友能否到中国进行一次免费旅行？

美国的队员们对此欣喜不已。和队友们商量后，考恩说道：“用毛主席的话说，我可能点燃了能够燎原的星星之火。”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秘书长宋中的正式邀请函随后送到。华盛顿方面没有异议；几星期前，美国国务院刚取消了对其公民赴中国旅游的所有限制。包括乒乓球运动员在内的所有当事人都知道这两件事定有关联。这被普遍视为中美改善关系的第一步，表现了北京的新自信。北京经历了三年激烈的权力斗争，即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后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两年前的获胜告终。7名西方记者获准进入中国进行全程报道，很明显，世界将要迎来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中国正效仿苏联，以运动为名行外交之实。一夜之间，乒乓球这项运动上升到一个新高度。甚至连尼克松总统都告诉属下：“在法学院读书时，我乒乓球就打得不错，其实很厉害呢。”莫斯科方面对此颇为不满，克里姆林宫说北京对美国的这项提议“不合原则”。

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从香港穿过一座短的钢架桥进入罗湖边境车站，再经由一座锡皮封顶的桥到达中国的城市深圳。微笑的共产党官员领着他们登上一列乳白色与蓝色相间的火车。第一站是广州，21年前，华盛顿与北京关系破裂，该地英文名由Canton改为Kwangchow。沿途23英里，能看到道路两旁有香蕉林、荔枝树、稻田，在重要地点还有画着毛主席像的巨型公告牌。在新落成的广州机场，一行人员登上苏联造的伊柳辛–18客机，当时扩音器在还播放着军乐和《毛泽东思想》的节选。停机坪上的一个警示牌上写着：“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这并非有意侮辱客人，只是当时的毛泽东政府并不把美国人民等同于美国政府。中国需要美国人民的友谊，而北京广播电台则一直谴责美国政府里有一群“嗜血之徒”。

时值4月，北京仍春寒料峭，但中方对美国乒乓球队的接待却让他们宾至如归。他们住在考究的新侨饭店，受邀参加各种宴会，游览19世纪清朝皇帝的颐和园和新中国的人民大会堂，观看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歌颂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京剧《智取威虎山》。他们到北京体育馆与中国运动员打表演赛时，18000球迷高举“热烈欢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横幅，赛场内欢声笑语不断。乐队奏响了振奋人心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乐曲，考恩还随音乐跳起了摇摆舞。

比赛时，中国依然考虑周全。他们撤回本可完胜美国队的一流队员，派上二流队员，最终中国男队以5∶3获胜，女队以5∶4获胜。中国称之为“友谊赛”，但这还不算最动人的示好方式。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里铺着红毯的会议室会见远道而来的客人。当周到访的乒乓球队并非只有美国队。由于中国人严格按字母顺序办事，因此在美国队之前他先接见了加拿大队、哥伦比亚队、英国队和尼日利亚队的队员。但周总理把大部分时间用于会见美国队，和他们在一起约1小时45分钟。他说：“中美人民关系翻开新的一页。”他还告诉美国新闻工作者，如今美国记者可“分批前来”。

当天，在美国队动身前往香港时，尼克松总统宣布取消美国对中国长达20年的贸易禁运令，北京也重启与华盛顿和伦敦的电话联系。还有很多事情值得一提。在两周之内，亨利·卡伯特·洛奇领导的总统委员会提议，在保留国民党席位的前提下，应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当时美方已着手安排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访华，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商讨尼克松亲自访华事宜。

7月初，官方称基辛格飞赴亚洲，在西贡、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地参加会议。在和巴基斯坦总统阿迦·穆罕默德·叶海亚·汗会谈90分钟后，基辛格宣布行程有变：他将在拉瓦尔品第以北38英里的避暑胜地纳蒂亚加利休个短暂的工作假。这次行程并没有多大报道价值。当叶海亚·汗政府宣布基辛格因身体微恙，需多休一天假时，随访记者也未觉察出异样。人们以为基辛格得了亚洲痢疾，即德里痢疾。为强调这个说法，美国大使馆还特别宣称已安排医生前去诊治。一名记者建议总统顾问在有空调设备的拉瓦尔品第会好得更快。使馆发言人回复道，基辛格不想因自己而麻烦巴基斯坦首都人民。

事实上，基辛格在三名助理的陪同下，已驱车前往拉瓦尔品第机场，并搭乘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北京。7月9日正午，基辛格一行降落在北京城外的一个荒凉的停机坪，随后他们坐车前往附近的一栋湖畔别墅，在那儿用了午饭；下午3点左右，周恩来到了。星期五深夜、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上，周恩来和基辛格一直在商谈。由于中国人民的热情招待，基辛格的体重还重了5磅。两天半后，人们认为的因胃疾卧病在床的基辛格飞回巴基斯坦。从此以后，北京广播电台不再播放美国官员是强盗走狗的言论。在基辛格访华5天后，尼克松在圣克利门蒂搭直升机飞到洛杉矶郊外的伯班克电视演播厅，发表了举世震惊的4分钟讲话。他宣布自己受邀访问中国，并且已欣然接受。他说：“我深信，中美关系缓和、加强友好联系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所以我决定接受邀约。”在谈及国民党时，尼克松补充道，和北京“建立新友谊”不会“失去我们的老朋友”。

这次他没能信守承诺，让“两个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计划注定行不通。每一年，联合国都加紧敦促台湾代表团退出联合国，中美关系重建最终让联合国做出决断。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投票决定，接纳中国，驱逐蒋介石代表团。当天守在电视机旁的美国保守派看到了耻辱的一幕，这在迪安·艾奇逊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掌舵外交政策的年代绝不可能发生。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的代表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互相拥抱，坦桑尼亚代表团的代表还在过道上跳起了吉格舞。华盛顿方面的回应愤怒而激烈。巴里·戈德华特要求美国退出联合国，把联合国大会送到“莫斯科或北京之类的地方”；宾夕法尼亚州的休·斯科特讽刺坦桑尼亚是“热裤公国”；总统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谴责“一些跟风代表团令人惊诧的不加掩饰的得意劲头”。但这些只是例行政治行为。事实上，从中国在名古屋向格伦·考恩首次做出和解姿态之时，一直外强中干的蒋介石方面就已注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