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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权力的长臂（第3页）

随后他又于9月28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说：“我想我们并没有准备让我们的孩子去替亚洲人打仗。现在的情况是，我一直试图让那些越南人按照我们的意见，使用我们提供的装备，自己去打仗……目前已有190名美国人牺牲了……我经常在深夜醒来，扪心自问，如果我走错一步，会造成多少美国人丧生……发动战争并不是什么难事……我知道有些人认为我会轻易发动战争。但是停止战争却是一件棘手的事情，这也正是我目前正在努力解决的难题。”

10月21日他在俄亥俄州的阿克伦说：“……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孩子送到9万或10万公里之外的越南去打仗，这场仗应该由亚洲人自己去打。”

10月27日他又在匹兹堡说：“只要我是总统，美国人就能有和平，就会有和平。”

一年之后，有个尖刻的笑话这样讲：一个女孩说，“如果我投票选戈德华特，那么6个月内，我们就会卷入战争。我投了他一票——我们就果真在打仗了。”的确，一个投票人，如果他的唯一动机是维护和平，而他又仔细阅读过报上发表的演讲，那么在1964年11月选举的时候，他肯定会投票选举约翰逊为总统而反对戈德华特。随后他就会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感到背叛。竞选期间，总统在埃尔帕索说：“今天我在此向大家保证，为了促进和平和自由，我在任何时候都将到世界的一切偏远角落，与所有人会谈。”而事实是，只要他觉得美国军队有能力对共产主义国家实施军事制裁，他就会拒绝越共和北越的一切回应，其中包括一些大有和解希望的举措。在竞选过程中，各方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似乎大相径庭。戈德华特提议派遣美国士兵和飞机支援南越，而约翰逊却指责他是不负责任的战争推手。而且总统当时显得很诚恳。然而，到了第二年夏天，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戈德华特提出的军事计划竟被约翰逊一一践行了，尽管他曾发誓反对这些军事计划。

11月3日，林登·约翰逊在选举中赢得又一个完整任期，入主白宫。他和休伯特·汉弗莱以多数票通过，在4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共赢得486张选举人票。戈德华特和众议员威廉·e·米勒只在亚利桑那州、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南卡罗来纳州、路易斯安那州和佐治亚州暂时占据优势，共赢得52张选举人票。国会民主党人也横扫了国会选举，他们在35个参议员席位中赢得了28个席位，使其席位总数达到68个，而共和党只有32个，并且民主党还占据了41个众议院席位。他们如今以23的多数议席（议院共有295名议员，民主党占了140人）主导着议院。尽管共和党确实在州议会上捷足先登，取得了一个州长的职位，但他们在全国一共只有17名州长，而民主党却有33名。

一条在华盛顿流传极广的竞选汽车标贴嘲弄地说，“万圣节扮成戈德华特吧！”贴有这条标贴的汽车并非都属于民主党人。选举当天，标贴作者与厄尔·沃伦在其住所共进午餐。让人印象最深的是，首席法官强烈表示希望戈德华特遭到惨败。沃伦和许多其他温和派共和党人一样，希望戈德华特的保守派被彻底击败。当灾难来临时，共和党人更加确信这一早已存在的真理：共和党人内部的争执远比民主党人内部的争执激烈得多。保守派不只是在选举中失败了，很多时候，保守派成员之间竟假装不认识对方。

理查德·尼克松或许很好地诠释了共和党人在党内的挫折与困惑。选举结束两天后，尼克松就严厉指责纳尔逊·洛克菲勒，怪他不肯帮助戈德华特，直接导致其选票流失。尼克松称这个纽约州州长为“分裂分子”。到了下个星期二，尼克松却有了其他想法。他一面敦促共和党人抵制“极端右翼主义”，另一方面又热切支持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所谓的“严肃负责的观点”。当时，即使是在共和党人中，尼克松的见解也已失去影响力了。与洛克菲勒不同的是，尼克松曾孜孜不倦地为竞选努力，结果这些努力都付诸东流了。虽然许多当事人表示理解尼克松在弥合党内罅隙上的努力，但这无益于解决任何问题。

对尼克松而言，这几年相当平静，从其他方面来说，也算得上好年头。他赚了很多钱，并且有时间阅读及思考。除了外出演讲，私底下，他就是一位普通的父亲。竞选开始那星期的星期日，他的黑白花色的西班牙长耳小狗切克尔斯死了，当时他安慰了他的女儿。早在1952年，尼克松就把这只狗当作一份政治资产，它活了12年。（10月他在艾奥瓦州竞选时，有人送给他一只西班牙长耳小狗，并建议取名为切克尔斯二世，但他把它转送给了别人；只能有一个切克尔斯啊！）选举结束8周后，纽约州举办了一次初进社交圈的少女的国际舞会游行，当时他的女儿特里西娅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他一直陪着他的女儿。第二天正好是1964年除夕的前一天，尼克松在切克尔斯的坟上安了一块墓石。许多人都认为这一举动相当有象征意义。

直到1964年11月，林登·约翰逊都是在肯尼迪总统的阴影下治理国家，而现在他依靠的是自己的力量。肯尼迪传奇在美国民众心里仍然影响巨大——国会山两个最具吸引力的人就是纽约州选出的现任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以及在马萨诸塞州以90多万张选票的极大优势重新当选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可是现在约翰逊却坐上头把交椅，华盛顿的一些事物也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在酒吧最常听见的歌曲是《得克萨斯之眼》和《得克萨斯的黄玫瑰》。15号街的财政大楼旁边，有一个华盛顿酒店，在酒店的大厅里，经常可以看见许多脚穿牛仔靴，头戴牛仔帽，身着正装的中年男子来来往往。华盛顿让外来的游客觉得这是一座边疆城市，其实美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一切开放，怎样都行的60年代已经来临。

1964年，加利福尼亚州设计师鲁迪·根赖希推出了一款裸胸游泳衣，引发了一系列新潮流。一些高级夜总会开始打起“裸胸”女子的招牌招揽顾客，但很快这也不稀奇了；像在美国其他大都市里一样，国家档案局附近的那些华丽的华盛顿卡巴莱餐馆里，女招待袒胸露乳地走来走去，她们的乳房随之摆动十分招摇。接着玛丽·匡特在伦敦设计出了超短裙。随着时间的推移，少女们和妇女们穿的裙子，一寸一寸地缩短，逗弄着人们的感官，直到迷你裙出现，人们早已司空见惯。至此，只有女人最漂亮的大腿才能吸引人的眼球。

当时剧院中裸露成风，在60年代中期快结束时，半裸已成为社会时尚。透明或者一眼就能看透的裙子最为时兴。伊夫·圣罗兰生产出一种仅用几片金属圆亮片半掩乳房和胯部的薄纱裙。在意大利，服装设计师福克特发明了一种能轻挂于人胯部的南海短裙，他还用连串的珠子代替上衣。稍稍害羞一点儿的女人穿短裙时要么穿一件名为紧身连裤长袜的内裤，要么穿“滑稽内衣”——一件浮华鲜艳的内衣。人们透过纱罩一眼就能瞥见女人们的裙下风光。一旦更大胆或更漂亮的女人穿上这样的衣服，就会更加炫目了。女人们自腹部的裸露范围也向上下两边扩展得更加厉害。当史密森学会搜集到一些更奇异的新礼服时，艾奥瓦州共和党众议员格罗斯在众议院中起身表示抗议。

新生的年青一代坚持他们的言论自由权，随意表达他们觉得“合适”的东西。一时间，“合适”和“承诺”这样的词都变成了一种流行用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见证了“言论自由运动”的兴起，该运动在加州简称FSm，是众所周知的。这一运动反倒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重大的学生与政府间的对抗事件。FSm组织成立于1964年夏末，是由本科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组成的一个联盟，其思想体系囊括了从戈德华特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的各种意识形态。他们所有人联合起来反对大学当局禁止学生在校内呼吁政治权利，也反对学校阻止他们将针对公民权利的示威游行扩展到校外。在马里奥·萨维奥（一个来自纽约的22岁的哲学专业学生）的带领下，学生们发起言论自由运动总动员，由此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学的董事会成员正试图把校园变成一个集中营。这次阴谋的目的正如他们所目睹的那样，是把整个伯克利分校变成一个培养白领技术人员的职业学校，把它变成像企业、银行、出版社、军队和保守工会一样的现有制度下的机构。萨维奥大声疾呼：“是时候躺在机器上阻止它运转了！”

1964年9月14日，秋季学期开学的前一周，动乱开始了。从此，无论是伯克利分校还是美国其他任何大学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那些把“言论自由运动”称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人根本没有抓住关键。它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的，同时蔑视一切辩证法。一名支持该运动的研究者称：“一切旧的标签都已过时，如果‘言论自由运动’中真有正统的共产主义分子，他们也不会有重大影响。”有时，该运动对理性的不管不顾简直过于荒唐。当警察把萨维奥和他的800名追随者从发生叛乱的中心斯普劳尔厅拉出去的时候，萨维奥高喊：“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让校方接受我们的条件了！”

次年3月的一天，太阳懒洋洋的，一个赤脚长发的青年在伯克利校园的正门前示威，手里举着一块蓝底的标语牌，牌子上写着一个4个字母拼成的下流词语。他名叫约翰·汤普森，不是学生，而是一个未出版过作品的诗人，同时也是所谓的伯克利“秘密社团”的一员。这个社团由一些无名作家和政治上的激进分子组成，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生的骚乱不少都是由他们挑起的。第二天，又有十几个青年来到校门口，举着类似的标语牌。其中一个人还对着校园里的扩音器大声念出他标榜的那个词，另一个人则对着逮捕他的警官大声朗读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一段。“言论自由运动”的参与者中没有人去保释汤普森和他的朋友们。校报发文反对这一“肮脏言论运动”，用当时时兴的话说，他们怀疑这些怪异的改革者是在玩弄他们。

然而，他们的示威，以及那些禁忌字眼的新用法却是20世纪60年代所特有的，并成为反抗束缚的宏大反叛运动的一部分。汤普森和他的朋友们经常拿言论自由运动开玩笑，但许多严肃的作家都郑重其事地对待他们使用语言的权利，而那些语言在今天已被禁止。他们认为这是经最高法院同意的（他们是合法的），从长远来看，他们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可能比萨维奥所倡导的非暴力反抗更为持久。更衣室里的语言一被印刷出来，就被搬上了舞台。例如戏剧《灵欲春宵》在百老汇共上演664场后，于1966年又拍成了电影——最后成为文化符号出现在了形形色色的社交场合。老顽固们最早开始使用那些语言，后来在年轻人中间也开始流行。在曾经称之为文明的社会里，人们常常从一些最可爱的美人嘴里听到一些过去只在无异性参加的场合中才会有人使用的盎格鲁–撒克逊短语。较为保守的老一代人听到这些话时常感到万分惊愕。

就像避孕药和新兴的裸体时尚一样，“言论自由运动”的发展也反映了一种正在形成的新生活方式及新的道德观念。对于多数的老一辈人而言，这些根本毫无道德可言，不过是和蓄长发，建立嬉皮士聚居点一样的把戏。但是，对于“争取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中那些追随戈德华特的人来说，这种禁果的诱惑力相当大。“争取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从来不参加反战游行，也不看杂志《堡垒》。不过，灯一熄灭，他们就像色情嬉皮士一样活跃。对偶尔通奸者的一次调查显示，他们多数是留短发，在政治上保守的人。一名常与保守的享乐主义团体打交道的洛杉矶企业家对记者说道：“这是你所不知道的美国。那里的人规规矩矩的，不穿拖鞋，也不留胡子——青年男女过着极其平常的生活。那里的美国味之浓，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大学早就为男女交往提供了场所，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要想在校外找一个动人、合适又风流的异性，还得花大量时间和金钱。现在，连这种情况也在改变。就在约翰逊·戈德华特参选前两年，卡茨基尔斯的格罗辛格饭店才首次在周末接待单身男女。当时没人知道，这只是另一个运动的开端。1964年，驻扎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海军少尉迈克尔·奥哈罗感到孤独寂寞，于是为其他未婚男女青年——军官、专业人员、飞机上的女招待、教员、模特儿、秘书和职业女性，举办了一个派对，从而开创了一种新的生财之道和生活方式。3年后，奥哈罗退伍，开始担任“下级军官和专业人员联谊会”的主席，该协会拥有3万名成员，12个地方分会以及50名职员。那时，它已能为单身男女安排去风景名胜度假，并组织只限于未婚男女参加的巴哈马游艇海上漫游或欧洲旅行团，提供奥哈罗联谊会的会刊《夜信》这一仅供单身人士阅读的杂志。当然，奥哈罗也有竞争者。在旧金山，寂寞男女可在“保利之家”聚会；在芝加哥，有所谓的“商店”，在达拉斯，有“感谢上帝，今天是星期五”会所，在曼哈顿，则有“拉夫先生之家”和“星期五聚会”。

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便是综合公寓的兴起。未婚男女可以在此租房生活，这样一来，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彼此来往，于是这类公寓也就应运而生了。从某方面来看，这也是时代分化的一种体现——同龄群体趋于离群自居，而这就造成了许多误会，进而演变成后来人们所谓的“代沟”。最早这样做的并不是年轻人，而是老年人。1960年，德尔·韦布在亚利桑那州建起了第一座“退休城”。像奥哈罗一样，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从而引发了效仿的热潮。到1965年，便出现了第一个单身男女居民点，即洛杉矶托朗斯郊区的南湾俱乐部。当南湾俱乐部尚在建造时，里面的248套公寓就已全部租出。最后该公司总计盖了13座这样的综合公寓，其中一座位于凤凰城。共有租户8000人，他们可以在一起玩桥牌、参加圆桌讨论、举行烧烤聚会、组织化装舞会和品酒会，他们甚至可以同居，也不必担心被对方的妻子或丈夫撞见。

很自然的，在单身男女圆桌讨论会上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避孕。另一个话题则是婚姻枷锁，他们常常质疑：“婚姻有什么值得拥护的？”婚姻不过只是60年代中期许多遭受攻击的社会制度之一而已。再没什么是神圣庄严的了。在1966年的复活节前一周，《时代周刊》在其封面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上帝死了吗？”随即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神学辩论。还出现了一条令人难忘的汽车标语：“上帝还活着，但藏在阿根廷呢。”在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古腾堡的灿烂群星：印刷者的诞生》（1962）和《理解媒介：人的延伸》（1964）中，那些阅读《时代周刊》或任何其他报刊的人都被贬损为老古董和“不知变通者”。

60年代中期的那些反传统活动并不总是有利可图的。1962年拉尔夫·金兹伯格出版了《性爱》一书，但邮局认为该书是淫秽读物，结果他被判入狱5年。1964年他出版了《事实》，书中包含了一些关于巴里·戈德华特的虚假信息，戈德华特因此提出控诉，最后获得了7.5万美元赔偿金。1967年，金兹伯格发行的《先锋》也失败了。另一个失败的尝试者是卡修斯·克莱，不过起初谁也没料到他也会进入反传统的领域。他以重量级拳击比赛史上的最快速度，在一分钟之内击倒了桑尼·利斯顿，赢得了世界冠军。夺冠之后，他却加入了黑色穆斯林，改名为穆罕默德·阿里，并以良知不允许为理由拒不接受征兵，这一切使拳击迷们感到莫名其妙，最后，他也和金兹伯格一样，进了监狱。

在这个变幻莫测的年代，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错。战略空军司令部作为美国核攻击力量的监督部门，理应十分谨慎。然而，美军的一架B–52轰炸机却在西班牙海域上空与一架喷气式加油机相撞，还投下了4枚氢弹，此事吓坏了美国，欧洲方面就更为惊愕了。诺曼·梅勒算是声名在外的擅写小说的作家，然而，1965年，他沉寂10年后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梦》却遭到无情的批评。据说林登·约翰逊为了维护作为总统的尊严，曾下定决心抵制一切庸俗潮流。但他却在手术后，撩开衬衣，让新闻摄影记者拍摄他的伤疤。加利福尼亚主教派教会主教詹姆斯·派克在被控宣扬异端邪说后，辞去了主教职务，转而开始研究招魂术，还写了一本名叫《另一个世界》的书。后来他在朱迪亚沙漠失踪。人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双膝跪地，已经死去了。22年来，人们都认为贝蒂·格拉布尔和哈里·詹姆斯是比弗利山庄最幸福的一对夫妇，然而，他们最终却在拉斯韦加斯离了婚。

任何事物都不是其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亚拉巴马人在选举州长时竟然投票“选举勒利恩”，并解释此举是为“让乔治去做”。激进的黑人认为自己是因种族间的紧张关系才采取所谓的非法行动，而1964年，另一群来自中产阶级的黑人在布鲁克林的克朗高地区成立了义务警员组织，以最严格的方式执行法律。《华尔街日报》抱怨说，常春藤联盟大学的毕业生很少有人从事工商业，反而选择到教堂、工会、和平卫队和一些争取民权的组织中去任职了。这篇报道打击了众多美国人的信念，他们一直认为上大学是为了多赚钱。甚至连冷战都不是以前的样子了。1966年，美国和苏联在莫斯科和纽约之间开通了直飞航线，泛美航空公司和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每周往返一次。

1964年，影片《奇爱博士》逐渐淡出电影院线；到1965年，完全被《日瓦戈医生》取代。日瓦戈医生的形象使得厚毛皮帽、长及大腿根儿的高筒靴以及衣摆及地的大衣成为风行一时的装束。1965年，滑板取代了呼啦圈成为新的流行时尚，其制造商获利高达1亿美元。当第一次滑板大会在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姆举行时，三大广播公司的电视网都进行了实况转播。《滑板季刊》的发行量达到了5万份。后来，又出现了一种超大皮球玩具，风靡一时的滑板也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一年自行车又开始流行，并且热度持续了很久。当年自行车的销量高达600万辆，长岛铁路还特意为需要长途上下班的乘客预备了自行车架。

美联社的一名记者注意到，1965年是“越复古，越时髦”的一年。在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商品中，竟有人想买流苏吊灯和水手装。喇叭裤一下成为潮流。25岁的商业艺术设计师彼得·马克斯当时就预见到会出现“一股影响深重的青年之浪——青年革命即将来临”。为了迎接这次革命的到来，他还创造了一种迷幻艺术。仅用了5年时间，他所设计的装饰画、招贴画以及头巾图案就给他带来了200万美元的收入。在流行艺术的杰作中，有一种女士腰带，其背面画着一只极大的眼睛。“怪异风”一词开始在语言中出现，人们常用它来形容羽毛围巾、沙发垫巾、泡泡糖画片、秀兰·邓波儿的照片以及大西洋城的纪念品等商品。亨弗莱·鲍嘉和珍·哈露主演的电影重新上映，有一阵子女孩子们都打扮成哈露的样子。最叫座的影片有《吉姆老爷》《痛苦与狂喜》和两部很有深意的滑稽剧——《女贼金丝猫》《风流绅士》。

哈里斯民意测验显示：“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成年人对电视的兴趣日益降低。”三大电视网似乎都在极力寻找观众最低级的庸俗趣味。实际上，它们均摆脱不了尼尔森的评价。（《纽约客》评论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它和数学定理一样清楚明白。”）联播节目质量下降的局面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备感痛心。当年爱德华·默罗主事的时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风光过一段时间，他们的节目也受到了知识界观众的欢迎。而现在，在小詹姆斯·奥布里的领导下，却只播放一些神秘剧、乡野喜剧和春宫片似的节目。

1965年，艾德莱·史蒂文森和温斯顿·丘吉尔相继去世。埃德加·胡佛依然健在，并掌管着联邦调查局，不过，他也在老去。联邦调查局的数据表明，美国犯罪率在一年内增长了11%，而总统的推行法令伸张正义委员会推断，实际犯罪案件的数目可能是上报案件的3倍。社会上的抗议活动在违法案件中呈上升趋势。1965年3月24日，密歇根大学举办了一个12小时的通宵反越南战争宣讲会，这绝对是合法的。但后来出现的那些裸体会、睡觉会、性爱会就不一定合法了。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布鲁克林分会的领导人威胁要在1964年4月22日纽约世界博览会开幕当天搞破坏，他们要通过让交通堵塞来示威——使上千辆汽车因油耗尽导致中途停车，形成混乱。结果他们竟使参加开幕式的群众从25万左右减少到92646人。最后有将近300人被捕，其中包括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全国负责人詹姆斯·法默。

美国暴力事件的恶劣依旧让人胆战心惊。1966年夏，一名叫理查德·斯佩克的临时工在芝加哥谋杀了8名护士学校的学生。两周后，得克萨斯大学优等生查尔斯·惠特曼，爬上该校在奥斯汀的27层高的水塔顶，向下面路过的行人开枪，导致14人死亡，30人受伤。3个月之后，一名18岁的大学生携带手枪跑进亚利桑那州梅萨市的罗斯·马尔美容学院，开枪打死了4名妇女和1名儿童。他对警察说，他是受了芝加哥和奥斯汀杀人事件的启发。他说，他想“出名”，就像斯佩克和惠特曼那样。

两个有极端意识形态的议员遇到了麻烦。亚当·克莱顿·鲍威尔曾把一个哈莱姆区（纽约黑人住宅区）寡妇骂作“警察局的帮凶”；她已经获得了法院判给她的精神损失赔偿金，但鲍威尔对此判决非但不理会，还逃离了纽约。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汤姆·多德因滥用竞选资金和向联邦德国商业利益代理人兜售其影响力而受到其同僚的责难。一名纽约的便衣警察潜入一个密谋炸毁自由女神像、自由钟和华盛顿纪念碑的阴谋集团内部。参与该活动的阴谋者们可谓形形色色：魁北克独立分子、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崇拜者、黑人民权运动的拥护者及北越后备军支持者。在纽约，有一家“分时度假的社团”专门联系那些愿意在假日交换房屋度假的房主们。在马萨诸塞州东部的一个小城市里首次传出有年轻夫妇交换配偶的爆炸性新闻。一个旅行社曾这样为推广日本的柔道体验之旅做广告：1396美元让你体验两周的大汗淋漓。瓦萨尔大学校长莎拉·吉布森·布兰丁曾警告过校内的1450名女学生，她希望她们最好不要乱来，不然就得离开学校。杰克·瓦伦蒂告诉一群广告人：“我每晚都睡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安心，因为林登·约翰逊是我的总统。”

杰克·鲁比一案于1964年2月17日在达拉斯开庭审判，并于3月14日进行了有罪判决。他的律师梅尔文·贝利大声喊道：“这是一个‘袋鼠法庭’注袋鼠法庭是西方法律术语，即非正规的法庭，也指不合正常规范的审判。——编者注，一个迫害人的法庭，这些大家都知道。”后来，鲁比于1967年1月3日因癌症死于狱中。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就一项外交政策发表重要演讲，警告美国人：除非美国立即抛开各种粉饰美化自己的神话，否则他将与政府决裂。教皇保罗六世10月在纽约逗留了一天，并在联合国大会上致辞。新一任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似乎下定决心要向约翰逊表示出极大的忠心，他模仿一个阿维斯租车广告的口吻说：“我是二把手，我必须加倍努力。”一些观察家怀疑赢得民主党候选人资格的两位总统是否会演变出一种施虐与受虐的关系。总统似乎是很享受羞辱这位副总统的过程。他对记者们说：“小伙子们，我刚刚告诉休伯特，我手里可攥着他的把柄呢！”

1966年，《音乐之声》成为电影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影片之一。人们奔走相告：“你们最好相信这全是真的。”在黄金时段，电视中播放的几乎全是彩色节目。又有两个职业橄榄球联盟合并了。《娃娃谷》和《逃避审查之道》则是当时两本最畅销书籍。在百老汇，《歌厅》和《妈姆》成了盛极一时的歌剧。戴维·梅里克在拍摄《蒂凡尼的早餐》这部影片时投入了50万美元，但并未取得成功。有一个服装公司销售一次性纸质衣服，该裙子一盒只卖1~２美元，穿脏了就可以直接扔掉。新型男性化妆品包括假睫毛——所谓的“时髦睫毛”，以及剃须后用的粉扑——“指节铜环”。1966年夏，对于旅行者来说，真是糟透了。因为航空公司遭遇大罢工，此次罢工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付出代价最高昂的罢工。五大主要航空公司的飞机停飞43天。那年秋季，在世界棒球联赛中，道奇队在与巴尔的摩队的对阵中连输4场。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张古怪的汽车保险杠贴片上写着：玛丽·波平斯是个瘾君子。

60年代中期，因劳资纠纷，纽约人度过了279天没有报纸的日子。《世界电讯报》《美国人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合并成一家，更名为《世界论坛报》，这家报纸仅发行了9个月就停印了。190年后，迷信最终战胜了两美元纸币，1966年8月10日财政部下令停印两美元面额的纸币，因为“人们不再需要它”。

1966年的秋季选举是美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美国社会对贫民区暴乱和民权运动游行的怨恨结合起来，这让白人的强烈反应第一次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再加上通货膨胀，货币利率居高不下，抵押贷款短缺，生活成本提高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这种强烈反应为共和党候选人提供了跳板，乔治·罗姆尼和纳尔逊·洛克菲勒凭借巨大优势重新当选。参议院议员中也加入了不少来自共和党的新面孔，比如，田纳西州的小霍华德·贝克、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W·布鲁克、俄勒冈州的马克·哈特菲尔德和伊利诺伊州的查尔斯·h·珀西。新上任的共和党州长有：加利福尼亚州的罗纳德·里根和马里兰州的斯皮罗·T·阿格纽。虽然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位只增加了3个，但再加上8位新州长和众议院的47个席位，他们得到的比在1964年失去的还多。但在这时，约翰逊却对立法失去了兴趣。他在越南战争泥潭中越陷越深，认为这场战争的结果将决定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据他的弟弟萨姆·埃利·约翰逊称，他每天半夜三点就“从床上爬起来，然后睡眼惺忪地披上件睡衣，穿着拖鞋下楼，到白宫底层的情报室听取从西贡传来的最新战报”。

约翰逊日益从人民中孤立出来。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这位从肯尼迪时期起就担任国防部长的元老级人物也对这种通过单纯的武力打击就想让敌人投降的作战方式越发没有信心。麦克纳马拉整天都在钻研他的完美计划，想要在越南中部筑上一道电子屏障以阻止北越的渗透。当他放弃这一计划的时候，他就已经对军事技术彻底丧失了信心。不久，沃尔特·罗斯托就成了白宫越南问题的首席顾问。他与这位备感孤独，心烦意乱的战时总统的关系，就如约翰逊的另一位助手所说的那样，“完全和拉斯普金与被围困的沙皇一样。”保守的第90届国会将与罗斯托一起怂恿约翰逊继续战争，批准巨额的军事拨款，让他在越南战争的泥沼里越陷越深。

事已至此，似乎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其实本可以是另一番情形的。约翰逊击败戈德华特后，人们对他的赞许是真诚的，美国上下都支持他。他的目标一直是国家的目标。那时，他和他的人民都信心满满。很少有人正确地估计到那个“露着屁股的四等小国”（约翰逊有一次曾这样称呼越南）所能造成的威胁。第一家庭中却有一个人惴惴不安。1965年年中约翰逊夫人曾说过：“我只希望外交问题不要再增加了。这可不能代表林登总统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