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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人文主义革命（第4页）

就我个人而言，常常很高兴自己碰上了战争。这让我意识到，生命真是一件小事。我认为战争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跳出自己”，大概可以这么说吧……确实，我敢说自己一辈子从没这么激动和兴奋过，简直就像看着一场大型特技秀要开场，就像去年4月那样。我在过去大约半小时里感觉到的兴奋，实在不是这个世上任何事情能比的。注释标题LaurenceHousman，WarLettersofFallenEnglishmen（Philadelphia:UniversityofPennsylvaniaState，2002），159.

记者马克·博登（MarkBowden）的畅销著作《黑鹰坠落》里，也有类似的话，讲的是美国士兵肖恩·尼尔森（ShawnNelson）的战斗体验：

很难描述他的感觉……就像忽然顿悟。接近死亡，反而让他感到前所未有地活着。过去在生命里，他也曾经有过那么几秒的时间，感觉死亡擦身而过，就像曾有辆狂飙的车忽然急转弯，差那么一点儿就要把他撞个正着。而在那天，他就一直活在那种感觉里，死亡就在他面前呼吸……一刻、一刻，又一刻，时间有三小时以上……战斗就是……一种心理和身体意识全开的状态。在街上的那些时候，他不是肖恩·尼尔森，他没有与什么更大的世界相连，没有账单要付，没有情感联结，什么都没有。他只是一个人，要从这一纳秒活到下一纳秒，从这一口气活到下一口气，清楚知道这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纳秒、最后一口气。他觉得自己永远不一样了。注释标题MarkBowden，BlackHawkDown:TheStoryofModernWarfare（NewYork:NewAmericanLibrary，2001），301–2.

希特勒也是被自己的战争体验改变并受到启发。在《我的奋斗》里，他谈到自己所在的部队到达前线后不久，士兵刚开始的热情变成恐惧，这就像每个士兵都得打一场无情的内心战争，绷紧每条神经，才不会被击倒。希特勒说，在1915—1916年的冬天，他赢得了这场内心战争。他写道：“终于，我的意志成了无可争议的主人……现在感到平静而坚定，而且这种感觉持久不衰。现在就算命运让我面临种种终极考验，也无法击溃我的精神或打破我的理性。”

战争的体验向希特勒揭示了世界的真相：这是一个丛林，遵守着无情的自然选择法则。人要是拒绝承认这个真理，就无法生存。想要成功，不仅需要了解丛林法则，还要开心地拥抱丛林法则。需要强调的是，就像反战的自由主义艺术家一样，希特勒也认为普通士兵的感受十分神圣。事实上，讲到在20世纪将普通人的个人体验冠以巨大权威，希特勒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最好的例子。在为期四年的战争中，希特勒并非高级军官，最高应该只升到下士。他没受过正式教育，没有专业技能，也没有政治背景。他不是成功的商人或工会成员，没有位高权重的亲友，也没有值得夸耀的财富。一开始，他甚至不是德国公民，只是个一文不名的移民。

希特勒向德国选民恳求信任时，只说得出一项对他有利的理由：他在战壕里学到的，是在任何大学、企业总部或政府部门永远学不到的东西。人们跟随他、投票支持他，是因为认同他的想法，也认为这个世界是个丛林，杀不死我们的，只会让我们更强大。

自由主义与温和的民族主义结合，希望保护每个人类社会的独特体验，但像希特勒这种进化人文主义，则认为只有特定国家是人类进步的引擎，认定这些国家必须教训甚至消灭那些阻碍他们的人。还是要提醒一下，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只是进化人文主义的一个极端版本。就像劳改营并不会让我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理念和论点，纳粹主义虽然造成许多恐怖，也不该妨碍我们找出其中可能有价值的见解。纳粹主义的诞生，是将进化人文主义结合了特定的种族理论，再加上极端民族主义情感。但并非所有进化人文主义者都是种族主义者，也不是只要相信人类有进化的潜力，就要建立警察国家和集中营。

现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意义应该像一个血红的警告标志，而不像一块直接笼罩人类地平线的黑幕。对于塑造现代文化，进化人文主义已经扮演过重要角色，而到了21世纪，其作用可能会更为重要。

贝多芬比查克·贝里更高级吗？

为了确保了解这三种人文主义分支的差异，请让我们比较几种人类体验。

体验1：音乐学教授坐在维也纳歌剧院，聆听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的开场。“PapapaPAM”，声音一波波撞击他的鼓膜，信号通过听觉神经传至大脑，肾上腺让他的血液充满肾上腺素。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脖子上起了鸡皮疙瘩，背脊如有电流通过。“PapapaPAM”。

体验2：时间是1965年。一辆福特野马敞篷跑车在太平洋海岸公路上油门全开，从旧金山驶向洛杉矶。年轻强壮的驾驶员把摇滚乐手查克·贝里（ChuckBerry）演唱的歌曲音量调到最大，“Go!GoJohnnygo，go”，声音一波波撞击他的鼓膜，信号通过听觉神经传至大脑，肾上腺让他的血液充满肾上腺素。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脖子上起了鸡皮疙瘩，背脊如有电流通过。“Go!GoJohnnygo，go”。

体验3：在刚果雨林深处，站着一个矮人族的猎人。他听到附近村落传来一群女孩合唱着成年曲。“Yeoh，oh.Yeoh，eh”，声音一波波撞击他的鼓膜，信号通过听觉神经传至大脑，肾上腺让他的血液充满肾上腺素。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脖子上起了鸡皮疙瘩，背脊如有电流通过。“Yeoh，oh.Yeoh，eh”。

体验4：一个满月的夜晚，在加拿大落基山脉某处。一匹狼站在小山顶，听着发情的母狼嚎叫。“Awoooooo，Awoooooo”，声音一波波撞击它的鼓膜，信号通过听觉神经传至大脑，肾上腺让它的血液充满肾上腺素。它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脖子上起了鸡皮疙瘩，背脊如有电流通过。“Awoooooo，Awoooooo”。

这四种体验里，哪种最有价值？

自由主义者大概会说，不管是音乐学教授、年轻驾驶员还是刚果雨林猎人，每个人的经验价值都相同，值得同样珍惜。每个人类的体验都能提供某种独一无二的事物，用新的意义使世界更丰富。有人喜欢古典乐，有人喜欢摇滚乐，还有人喜欢非洲传统歌谣。学音乐的学生应该尽可能什么音乐都接触，最后再到iTunes（苹果公司的一款数字媒体播放应用程序）商店，输入信用卡号，买下自己喜欢的音乐。听起来美的，就是美，而且顾客永远都是对的。再说到那匹狼，它不是人类，它的体验价值也就远低于人。正因为如此，狼命的价值远不及人命，杀一匹狼来救一个人再合理不过。毕竟，狼又不懂美，当然也不会有信用卡。

这种自由主义的概念，也体现在“航海家”太空探测器携带的黄金唱片上。1977年，美国人向外层空间发射了“航海家一号”（VoyagerI）太空探测器。这艘探测器现在已经离开了太阳系，成为史上第一个进入星际空间的人造物体。在“航海家一号”上面，除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设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还放了一张黄金唱片，希望向任何好奇而前来查看的外星人介绍地球。

这张唱片上记录着关于地球及其居民的各种科学及文化信息，一些图像和声音，世界各地的几十首音乐，作为地球世俗艺术成就的样本。音乐样本不按排序收集许多经典乐曲，包括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的第一乐章；当代流行乐，包括查克·贝里的《约翰尼·B.古德》（JohnnyB.Goode）；世界各地的传统音乐，包括刚果矮人族女孩唱的成年曲。虽然唱片里也有犬类的嚎叫声，但并未归类于音乐样本，而是降级到另一个部分，与风声、雨声、浪声放在一起。因此，我们传给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那些可能听众的信息是：贝多芬、查克·贝里、矮人族仪式歌曲有同样的价值，但狼嚎声的价值完全处于另一个等级。

社会主义的看法大概有一点也和自由主义相同，就是认为狼的体验并没有价值。但讲到另外三种体验，社会主义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了。社会主义者会认为，音乐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个别倾听者的体验，而在于对他人及社会整体的影响。毛泽东就曾说：“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因此，要评价音乐体验的时候，社会主义注意的地方会是：贝多芬在欧洲即将进军征服非洲时，为欧洲白人上层阶级写出第五交响曲。这首交响曲反映了启蒙时代的理想，崇尚上层阶级的白人，并将征服非洲正当化，认为是“白人应肩负的使命”。

社会主义讲到摇滚乐，会认为这种音乐由受压迫的非洲裔美籍音乐家开创，灵感来自蓝调、爵士和福音歌曲等音乐。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摇滚乐遭到美国主流白人劫持，被迫服务消费主义、美帝国主义以及可口可乐殖民主义。于是摇滚乐被商业化，被享有特权的白人青少年挪用到他们那种小资产阶级幻想的叛逆中。查克·贝里自己就向资本主义屈服了，他原本的歌词是“一个名为约翰尼·B.古德的有色男孩”，却在白人电台的压力下，改为“一个名为约翰尼·B.古德的乡下男孩”。

至于刚果矮人族女孩合唱的成年曲，这正是父权结构的一部分，同时对男女两性洗脑，让他们遵循压抑的性别秩序。如果这种歌进了全球市场，则只是会用来加强西方对整个非洲的殖民幻想，特别是对非洲女性。

所以，哪种音乐最佳？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约翰尼·B.古德，还是矮人族的成年曲？政府是该出资兴建歌剧院、摇滚乐演出场所，还是非洲文化展览厅？我们又该在中小学或大学教那些学音乐的学生什么呢？

像文化比较这种雷区，自由主义会小心绕开，以免做出政治不正确的失态举动。社会主义是一切交给政党来处理，要找出通过雷区的正确路途。进化人文主义却是开开心心地跳进来，把所有地雷都引爆，享受这场混乱。进化人文主义的第一步，可能就是指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会画条线把自己和其他动物隔开，直接认定人就是比狼优越，所以人类的音乐比狼嚎更有价值。然而人类也会受到进化力量的影响。正如人比狼优越，某些人类文化也会比其他文化先进。人类的体验也有明确的阶级层次之分，而我们不必对此说抱歉。泰姬陵就是比稻草屋更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就是比我5岁侄女刚做出的黏土雕像更好，贝多芬谱出的音乐也超越了查克·贝里或刚果雨林的矮人族。看吧，我们就是敢说！

进化人文主义认为，如果有人说所有的人类体验价值都一样，那么他要么是个笨蛋，要么是个懦夫。这种粗鄙或胆怯的态度，就会造成以文化相对论或社会平等这些名义来妨碍社会进步，会造成人类退化和灭绝。如果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回到石器时代，他们可能也不会特别欣赏拉斯科（Lascaux）洞穴或阿尔塔米拉（Altamira）洞穴的壁画，并且坚称尼安德特人的涂鸦也不输这些壁画。

宗教的人文战争

起初，要区分自由人文主义、社会人文主义和进化人文主义有何不同，似乎是件无聊的事。毕竟，不论哪个人文主义教派，都与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印度教有巨大的差异。相较之下，不同人文主义流派之间的差别简直微不足道。只要我们都同意上帝已死、只有人类体验才能为宇宙带来意义，这个时候，再去讨论人类体验到底是一律平等还是有某些优越性，真有那么重要吗？然而，随着人文主义征服世界，这些原本的内部分裂逐渐扩大，最终引发史上死伤最惨重的一场宗教战争。

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间，正统教派的自由主义仍然对自己信心满满。他们相信，只要让个人享有最大的言论自由、随心而行，世界就能享有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虽然世界仍然受制于传统的阶层结构、蒙昧主义的宗教以及残酷无情的帝国，要彻底摆脱它们还需要一些时间。然而每过10年，都会出现新的自由和成就，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地球上创造天堂。1914年6月，原本日子还过得平静而幸福，自由主义者觉得历史也站在自己这一边。

等到1914年圣诞节，在连绵的战火下，自由主义者几乎得了炮弹休克症，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这套思想同时遭到左右夹击。在社会主义看来，自由主义就像亚当的那片无花果树叶，是在为整个无情、剥削、种族歧视的制度遮羞。高举着“自由”的大旗，在意的其实却是“财富”。说着要让个体有权去做自己感觉良好的事，最后却多半演变成要保护中上阶层的财富和特权。如果连房租都付不起，还谈什么居住自由？如果连学费都付不起，又有什么学习自由？如果连车都买不起，旅行的自由又有什么意义？有一则著名的嘲讽笑话，说的就是在自由主义之下，每个人都有饿死的自由。而更糟的是，自由主义鼓励每个人把自己视为独立的个体，导致同一阶级的成员各自独立，无法团结起来对抗压迫他们的制度。于是，自由主义让不平等永无止境，使大众走向贫困，让精英走向孤立。

自由主义先挨了左边来的这一拳，已经步履蹒跚，但进化人文主义又从右边袭来。在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眼中，自由主义妨碍了自然选择，造成人类退化。他们提出警告，如果认定所有人价值相同、生育机会相同，自然选择就无法运作。身为最适者的那些人无法继续进化成超人，只能被大批平庸的人淹没，人类终将灭绝。

于是，从1914年到1989年，三种人文主义流派掀起了一场残酷的信仰之战，自由主义节节败退，而且自由主义核心思想这时看来不仅太过天真，甚至可能非常危险。只要让每个人都享有自由，世界就能和平繁荣？瞧瞧世界变成了什么样。

事后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是自由主义的伟大胜利，但当时看来可不是这样。战争在1939年9月开打，冲突的一方是强大的自由主义同盟国，另一方则是孤零零的纳粹德国。就连法西斯意大利一开始也是隔岸观火，直到1940年6月才参战。自由主义同盟国在兵力和经济上都大占优势。1940年，德国GDP为3.87亿美元，而德国的欧洲对手们的GDP总值为6.31亿美元（英、法、荷、比等国，不包括英国的海外属地）。但在1940年春天，德国只花了三个月，就攻下法国、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和丹麦，让同盟国挨了一记决定性重击。英国因隔着英吉利海峡，才免遭同样的命运。

直到自由主义同盟国与苏联结盟，才终于打败德国。苏联承受了这场冲突的主要力道，付出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惨痛代价：在这场战争中，苏联人民死亡人数达到2500万，相较之下，英美则是各50万人。能够打败纳粹主义，大半功劳其实应该归于社会主义，而至少在短期看来，社会主义也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苏联参战时，是个孤立、不受重视的社会主义国家，接下来却成了全球两个超级大国之一，领导着一个不断扩张的国际阵营。到1949年，东欧成为苏联的附庸，中国共产党赢得中国内战，美国则陷入了反共的歇斯底里。世界各地的革命和反殖民运动热切地将目光投向莫斯科和北京，而自由主义却与种族主义的各个欧洲帝国画上等号。每当这些帝国崩溃后，取而代之的通常是军事独裁或社会主义政权，而非西方自由民主政体。1956年，赫鲁晓夫自信满满地向自由主义西方夸下海口：“不论你们喜不喜欢，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将会把你们埋葬！”

赫鲁晓夫真心如此相信，也有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和第一世界知识分子持同样的看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由主义”一词在许多西方大学里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激进左派运动致力于破坏自由秩序，让北美和西欧的社会动荡不断加剧。剑桥大学、索邦大学和伯克利大学（当时还有“伯克利人民共和国”的戏称）的学生，除了会翻阅毛主席的“红宝书”，也会把切·格瓦拉的英雄肖像挂在床头。

1968年，整个西方世界爆发抗议与骚动，左派浪潮达到高峰。既有恶名昭著的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TlatelolcoMassacre）——墨西哥安全部队杀害数十名学生；也有所谓的朱利亚峡谷街战役（BattleofValleGiulia）——学生在罗马与意大利警方发生冲突；马丁·路德·金遭到暗杀，则在100多个美国城市引发暴动抗议。该年5月，学生占领了巴黎的街道，戴高乐总统逃到位于德国的法国军事基地，而法国的有钱人则在床上颤抖，做着被押上断头台的噩梦。

到了1970年，全球有130个独立国家，但只有30个是自由民主政体，而且多半挤在欧洲的西北一隅。当时，在各大第三世界国家当中，只有印度在独立后走上自由的道路。但就算是印度，也与西方集团保持着距离，而与苏联关系亲密。

1975年，自由主义阵营遭受最羞辱的一场失败：越战结束，北越如同大卫，打倒了美国这个巨人歌利亚。很快，社会主义便夺下南越、老挝与柬埔寨。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首都金边落入红色高棉手中。两周后，全球人民从电视中看到直升机从美国驻西贡（今胡志明市）大使馆的屋顶撤走最后一批美国人。许多人都认定，美国这个帝国正在崩溃。就在大家还来不及说出“骨牌效应”这个词之前，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突然宣布印度进入紧急状态。看起来，全球最大的民主政体也正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