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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3章（第1页）

决定是突然作出的，事先完全没有安排。毛泽东一觉醒来穿着睡衣就要去，谁劝也劝不住。周围一片忙乱。主席身体也不好。陈毅曾经是元帅，但军衔已经取消了；曾经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又早已靠边站了；只是个“九大”的普通中央委员，而且还是“右派代表”。“九大”前到京西宾馆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这个当年在天心圩维持南昌起义余部不溃散的唯一一个党代表，竟然被一些年轻服务员讽刺为“老右”，看稀罕物一样驻足观看了。很多人不明白，主席为什么要亲自去参加这样一个人的追悼会。

周围人不明白，毛泽东却明白。在轿车向八宝山疾驶的路上，他眼前可飘过当年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请他回前委工作的情景？

跑了林彪，死了陈毅，从井冈山一路走到天安门的毛泽东内心之悲哀，恐怕是簇拥在身边只会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人们，永远无法理解的。

四、万劫也复

佛家称世界从生成到毁灭的过程为一劫。万劫，言谓时间之漫长。万劫不复，意为永远不能复原。《景德传灯录·韶州云门山文偃禅师》云：“莫将等闲空过时光，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不是小事。”

1990年9月13日，广东乐昌县长来镇悄悄来了一位年过九旬、双目失明的老先生，从海外返回定居。他离开大陆前，曾是国民党中将。

老先生姗姗来迟。别说中将，就是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不也照样回来了吗？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二十几年，国民党内地位比他高的人来来去去多少个，谁也不像他这么谨慎多虑。

他必须谨慎多虑，如果人们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的话。

他就是当年的大叛徒龚楚。

龚楚在红军内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中央军区参谋长。

他在国民党那里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韶关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1949年韶关地区被人民解放军解放，龚楚被迫率部投诚。

1935年，他也是这样在重兵压迫之下，向国民党“投诚”的。

不过这回实在令他心碎。向之投诚的对象是林彪——当年龚楚担任红四军前委委员、二十九团党代表、被并列称为“朱毛龚”时，二十八团那个年纪轻轻、沉默寡言的营长。

现在林彪是共产党第四野战军百万大军的统将，他龚楚不过是国民党一个小小的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见林彪一面连想都不要想。林彪下级的下级的下级就会非常得心应手地像掸掉一个跳蚤一样处理掉他这个反动派，更别奢谈“朱、毛”了。

投诚的龚楚又逃往香港。

降将可纳，叛徒难容。古往今来，任何政治集团皆是如此。这一点龚楚倒是十分清楚。

在香港当寓公期间他写了一本书：《我与红军》。与后来张国焘写《我的回忆》颇为相似的是，谈起曾在中共党内和红军内任过的高级职务便眉飞色舞、津津乐道，对时隔久远的人和事也记忆清晰，那种颇有几分资本的心情详见笔端；对脱离红军以后的经历则缄口不言，避而不谈；其余的，便多是大江东去之慨了。

香港似乎也有几分不保险。他被子女接往美国的亚特兰大。对共产党领导的那片土地，他要离得越远越好。

位置越远，感情越近。身体越远，灵魂越近。龚楚是片落叶，身居海外，却一直紧紧盯着那片布满他喜怒哀乐的土地。

一直盯到双目失明。

他一直在等待。等待得既无言，又长久。他眷恋自己的故乡，又深知自己给共产党带来的伤害。看着别人先后返回，他心潮难平。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不再追究新中国成立前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刑事责任之后，他才下了回乡的决心。

1990年9月13日，年过九旬的龚楚回到故乡广东乐昌。63年前的1927年，他在这里组织农民运动。担任中共乐昌支部书记；41年前的1949年，他却在这里担任国民党的保安司令，率残部向共产党投诚。

63年过去了，41年过去了，现在乐昌县人民政府在长来镇为他修建了一幢两层楼房。他住进去后写了三封信，一封给邓小平，一封给杨尚昆，一封给王震。海外归来的龚楚，在信中向当年红军中的这些同事、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领导人表示敬意和问候。

他还给邓小平单独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他已从香港返回故乡。他从百色起义开始就与邓小平一起共事。邓小平任红七军政委时，龚楚先任红七军参谋长，后任红七军军长。

羊城晚报海外版报道，邓小平从北京亲自给他挂了电话。

龚楚当年曾在自己的家乡给朱德、陈毅带路寻找根据地，那是一个共产党员给自己的队伍带路。他后来又给陈济棠、余汉谋带路诱捕项英、陈毅，那是一个共产党的叛徒给敌人带路。“朱、毛、龚”中的朱、毛都不在了，项英、陈毅也不在了，陈济棠、余汉谋同样不在了，却还剩下他龚楚。入党与脱党，忠贞与叛卖，打白军与打红军，投降与再投降，出走与回归，人生90年对他来说，变成了一剂难于言表难以下咽的至苦之药。

失明的龚楚什么也看不见了，却能颤抖地紧握着话筒，听着话筒那一边当年红七军政委、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声音，涕泪纵横。

孔荷宠与龚楚一样，在国民党内最后的军衔也是中将。他1943年因为贪污薪饷，被国民党军法部门判处三年徒刑。出狱后失去了官场地位，在汉口、南京等地经商做小买卖。虽然他早已在国民党内无职无权，但鉴于自己的叛变行为，这位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革军委委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得不像躲避阳光的蝙蝠一样，在重庆、昆明、云南建宁等偏远之地隐名匿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