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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2页）

1854年，美国强迫日本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函馆为对美通商口岸。

1855年，俄国强迫日本签订《下田条约》，划定两国在千岛群岛的疆界，并强迫日本开放下田、函馆、长崎三港为对俄通商口岸。

1856年，荷兰强迫日本签署《和亲条约》，片面规定荷兰的权益和领事裁判权。

1857年和1858年，美国又与日本签订两个所谓的《通商友好条约》，不仅夺得了租界和领事裁判权，而且剥夺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

1860年以后，英国、美国也分别强迫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1863年至1864年，美、英、法、荷四国组成联合舰队，炮击日本下关，勒索战争赔款，控制日本关税，取得在日本的驻兵权。

日本面临与中国同样的命运。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社会，也是一个超凝固、超停滞的社会。1864年，东京大学前身“开成所”的教授杉亨二读到世界史法国大革命的章节，不禁惊呼：“人类社会之变动竟有如此之剧烈耶？余为之落胆也！”

可见社会的停滞已经给人们的思想意识带来了何等深刻的影响。

真正使日本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个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另一个是中国的魏源。

林则徐交代魏源写的《海国图志》《圣武记》《瀛环志略》，在中国没有引起太大反响，鸦片战争后传到日本，却引起了强烈震动。这是日本统治者和知识界首先接触到的洋学知识。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中国。

合上魏源的书本睁开眼睛看世界时，对岸正火焰熊熊——大清王朝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危机四伏的日本也必须作出选择——怎样避免重蹈中国的覆辙？

于是有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之前的6年——1862年，中国已经开始悄悄发生一场洋务运动。

明治维新既受中国危机及魏源思想的启示，也为日本本身的危机所推动，还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儿效仿中国洋务运动的意思。

中国的洋务运动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个著名人物作为代表。

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有所谓“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

中国的洋务运动核心是“师夷长技以自强”，谋求最终摆脱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

日本的明治维新提出“尊王攘夷”，也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驱逐外国侵略势力。

但中国的洋务运动最终败给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美国学者玛丽·k赖特夫人评价当时中国与日本的改革时说，洋务运动“既不是政变，不是革命，也不是一个新的时代，只不过是依仗全体士大夫的能力与努力，使历史上难以避免的没落过程留下的一个小阳春”，是企图重新建立“中国保守主义的立足点”。

1868年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却并非如此。当时明治天皇以“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沦”和“破除旧习，求知识于全世界”为主导，自上而下开展了一场效仿西方的激进改革：以“殖产兴业”大力促进资本主义在日本的发展；以“文明开化”在日本社会全面推广现代科技和文化教育；以“富国强兵”建立新式军队的军制和警察制度。明治维新涉及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交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制度设计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