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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0章（第1页）

第二，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死了，其部下想要把其子张拥立为节度使，但遭到朝廷反对。朝廷同时任命杜佑为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濠、泗节度使，叫他讨伐张。杜佑调集大批战船，派部将孟准为前锋进攻徐州。但刚过淮河，孟准的军队就被打败，因此杜佑也没敢出兵。这时泗州刺史张出兵攻桥，也大败而回。朝廷不得已任命张为徐州团练使，分濠、泗两州隶淮南，并把杜佑任命为濠州、泗州观察使。

第三，杜佑生平好学，手不释卷。在处理完政事的闲暇之余，就常常提笔著书。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完成了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通典》，并命人献此书给朝廷。

（2）编纂《通典》

《通典》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产生的一部历史巨著。

杜佑年轻时生活在开元天宝盛世时期，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迅速走向衰落的时期。在这期间，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集权统一的政治局面转变为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中央集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均田制和军事制度府兵制也崩溃了；从前震慑于唐朝声威的边疆各族也转而多事了。这些变化促使当时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昔日威震四海的大唐帝国早已是日薄西山，风烛残年了。这就使得当时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处心积虑地为此思索努力，企图再把唐朝带向繁荣强盛。首先是刘晏、杨炎等人在财政上进行了改革，接着王叔文、柳宗元等也想在政治上着手革新，但是由于强大的腐朽势力的破坏，这些改革都失败了。生活在这种形势下的杜佑，也试图发展一些经世致用的学说来达到富国安民的目的。他曾经被杨炎引为助手，协助推行两税法。杜佑觉得两税法规定了赋税准则，实在是时代的产物、除弊救国的良方。这就不难看出，杜佑在政治上的抱负和主张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

杜佑虽为达官显宦，但仍孜孜不倦地求学。他为学不重术数，不尚章句，他觉得过去的经典大多以记言为主，很少记载法令典制，因此他试图通过研究历代典章制度的利弊得失来总结治国的为政之方，这也就是他编纂《通典》一书的动机。他自己在《通典&iddot;序》中说，他自己作《通典》的目的是博采众家之言，征寻治国之术，以求有利于时政。在《进通典表》中，他也谈及用之以达到有利于国计民生，兴国富民的目的。因此显而易见地，&ldo;经世&rdo;和&ldo;政治&rdo;是他写此书的目的。因此他在谈到土地问题时，深切地斥责土地兼并现象，谈到军事时则力主强干弱枝，论边防则极戒穷兵黩武。凡此之类，都反映出他此书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杜佑编撰《通典》是在刘秩《政典》的启示之下进行的。刘秩是著名史家刘知几的儿子。他在玄宗时期，依照《周礼》中六官的写法，接引百家杂言，分门别类地将它们加以记述，写成了三十五卷本的《政典》。杜佑十分重视这部书，但又觉得它的内容还不够详备，因此就以它为蓝本，博采诸书，对其加以扩充和整理，最后写成了《通典》一书。他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开始编纂，到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成书，前后经历了三十六年的时间。杜佑把《通典》这本书献给德宗后，德宗非常高兴，下令将此书收藏到国家图书馆，同时这本书在社会上也得到广泛流传。

（3）《通典》概况

《通典》凡二百卷，分为九门，其中把食货放在第一位，其余依次是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个门类下面又有子门类，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公元756年）止。另外在注文中也记载了肃宗代宗时期的一些变革。书中不但载入前人的有关议论，而且每篇之首，都有序引，并利用说、议、评、论四种方式，把作者的见解和主张也写出来，以达到劝诫的目的。《四库全书总目》评论此书时说此书详略得当，内容全面，条理清楚，记载翔实，所记载的全部是有用的真实字词，这是别的著述比不上的。它还指出了《通典》不同于一般资料性的类书，这是很对的。但它的价值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地方，是人们应留心阅读的。

第一，它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制。自《史记》开创八书记载典章制度的先河以来，历代相沿，许多纪传体的史书，都列有书志一门。但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都有前后相承的关系，可那些断代史不相照应，这样就如梁启超所说，发生了两种困难：不追溯前代，而显得来路不明；而追溯太多，又显得繁杂。更何况并非所有的史书都有志书，即使那些有志的，它们的篇目也互不吻合，要么重复，要么缺漏。因此必须要有一本书来把各代的志都记述下来。而杜佑的《通典》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还达到了很高的成就。《通典》综合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追根溯源，既达到会通的效果，还开创了史书编纂的新体例，的确是一部具有创造性的著作。继之而起的有郑樵的《通志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清朝一再续修的&ldo;三通&rdo;，都是沿袭《通典》的体例而编纂的巨著，都在中国历史的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班固《汉书》在年表十篇及《地理》、《艺文》二志中，开创了自己作注的先河。自魏晋以来，史注的风气日渐流行。杜佑在《通典》中特别注意到自注的运用。他的注文大致可分五类：（一）释音义，（二）举故典，（三）补史事，（四）明互见，（五）考史料。这些自注，不但可以补正文的不足，而且指出材料的出处，有利于纠误察谬。尤其是史料的考辨方面，表现了杜佑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对于前史所载从不轻置可否。他要么亲自查阅古书所载，要么自己去探访追寻，从不马虎行事。例如，他在《州郡典》中援引了《汉书&iddot;地理志》的记载，但是谈到&ldo;分野&rdo;时，他据史力证，证明了这纯属舛谬无稽之谈。为了订正《华阳国志》中&ldo;猩猩可以说话，而且人们可以用它的血染朱&rdo;的记载，他不但博考诸书，而且广泛地深入民间探问，证明此事根本纯属子虚乌有。杜佑这种治学的精神和方法，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