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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4章（第1页）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五月，李德裕奏报李宗闵曾与刘从谏交往，欲行不轨，于是贬李宗闵为湖州刺史。会昌四年（公元844年），李德裕又密奏牛僧孺对武宗贬李宗闵不满，导致牛僧孺被贬为太子少保，李宗闵也再贬为漳州刺史。当月，再贬牛为汀州刺史，李为漳州长史。十一月，再贬牛为循州长史，李宗闵长流封州，创造了罕见的一月贬官三次的纪录，由此可见两党之恨已痛入骨髓，刻骨铭心。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武宗死，宣宗继位，李德裕任冢宰。宣宗早就对李德裕的专横不满。宣宗登基之日，德裕奉册侍立一边。仪式结束后，宣宗跟左右说道：&ldo;刚才朕登基时看到李德裕就浑身不自在。&rdo;众人便知李德裕即将失势。

四月，宣宗听政，一上台便宣布贬李德裕为荆南节度使。李氏在位日久，位重有功，谁也没想到宣宗如此大胆，于是群情惊骇。没过多久，宣宗更将李党的工部尚书薛元赏、京兆尹薛元龟贬至地方，同时起用牛党骨干白敏中为相。白敏中上台后，立即援引牛党成员，于是被贬斥的牛僧孺、崔珙、李宗闵、杨嗣复、李珏等同日北迁。其后几个月内，李德裕先后被贬为东都留守，太子少保。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九月，前永宁尉吴汝纳为其弟吴湘喊冤，控告李绅与李德裕欺瞒武宗，枉杀吴湘。牛党又借此机会把李德裕贬到潮州做司马。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九月，再贬德裕为崖州司户，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十一月，李德裕死于贬所，李党势力瓦解，牛李党争方告结束。

唐代党争，既有传统士族与庶族斗争的一面，又混入了大官僚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这是它与以往的建立在世袭爵位上的斗争所不同之处。争斗中，两派都援引宦官作靠山，一旦得势，便不遗余力地排挤政敌，拉帮结派，演变成为掌权而进行的互相倾轧，并不像庶族与士族斗争时带有一定积极意义。其结果只能使固有的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

（4）两党之分歧

具体地说，两派之间的确存在许多分歧。

例如，在对待科举制的问题上，两党态度根本不同。由于科举的关系，使得许多下层地主可以掌握中央政权。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僚，同期登第的称同年，考生与主考官之间称门生和座主，他们之间互相支持帮助，形成新的官僚集团，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共同排挤旧世族。而李党骨干李德裕出身公卿家庭，世代为高官达六朝，出身高贵。他自恃出身高门，瞧不起寒门子弟，因耻于与众生同试科举，就走了门荫入仕这条路子。他一贯主张朝廷显官应由公卿子弟担任，其党徒郑覃亦力倡此说，并且常引陈后主、隋炀帝等弄文亡国的例子来中伤科举制度。加上此时科举制受腐败政治的影响，屡有舞弊现象，于是李党对此更抓住不放，拼命抨击。

在对待藩镇问题上，两党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藩镇割据与藩镇战争是唐代后期统治阶级内部最大的纷争，两党就藩帅叛乱提出的对策也大相径庭。李德裕之父李吉甫就力主摧抑藩镇势力，因此在宪宗时唐朝曾一度统一。武宗时，李德裕力主征讨刘稹之乱，终于收复了泽、潞之地。李党这些措施是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促进历史进步的。牛党在这一问题上与李党主张恰恰相反。由于牛党一派与地方节度使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他们对藩镇一贯采取姑息养奸、息事宁人的态度。牛党不仅不支持讨伐藩镇，还百般阻挠。对于藩镇叛乱，牛党主张&ldo;因而抚之&rdo;，反对征讨。如太和五年（公元831年），杨志诚作乱，驱逐幽州节度使李载义，对此牛党主张维持现状，息事宁人。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幽州军赶走杨志诚，推举史元忠为留后，牛党对此又表示承认。

另外，在对待佛教的问题上，两派也存在明显分歧。武宗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李德裕主持在全国展开毁佛大行动。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迅速发展。唐代武则天起，大肆尊佛，致使佛寺、僧尼遍天下，严重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这早已被许多有远见的知识分子所认识，并极力主张抑制佛教发展。这次毁佛，拆毁绝大多数寺院、兰若，勒令绝大多数僧尼还俗，并收缴了天下佛像，沉重地打击了佛教势力，史称&ldo;会昌毁佛&rdo;。牛党对此不以为然。在不久后，牛党借上台之机废止了禁佛令，使佛教又一次蓬勃发展起来。

对待宦官的问题上，两党作法又出奇的一致，都不约而同地拉拢宦官作后台。如李逢吉、李德裕、李宗闵等都是靠着宦官的关系当上宰相的。由于宦官是他们的靠山，他们也就不打击最腐朽本该清除的宦官势力，相反却为宦官弄权充当代言人。

牛李党争是唐后期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在对待科举问题上，牛党的观点优于李党。在对待藩镇的问题，李党的主张又优于牛党。从有利于封建国家发展来看，李党在佛教上的观点也优于牛党。因此评价牛李两党之争，谁是谁非，只能就事论事，想下一个谁优于谁的结论很难。

唐代后期，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的政治形势影响下，政局极为混乱。党争更使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同时为一己之利而排除异己之风大行其道，愈发加深了唐王朝的统治危机，使得统一的大唐帝国最终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