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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子星座 管窥鲁迅与周作人跋（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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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子星座：管窥鲁迅与周作人》跋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爆发时，我正在江西省峡江县砚溪公社虹桥大队插队落户，是一个普通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这个影响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一无所知。但自当年十月起，全国许多报刊纷纷发表以“学习鲁迅……”为题的批判文章。我当时在农田劳作之余，经常读点能够找到的鲁迅的书（“文革”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在一九七三年三月重印鲁迅著作），竟然跃跃欲试，写了一篇六千多字的《学习鲁迅批判反动的天才论》，投寄《江西日报》。经县社两级上山下乡办公室“政审”合格，再到南昌江西日报社反复改稿等一系列当时必需的程序，该文终于在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江西日报》以几乎整版的篇幅刊出，署名智洪。此后至一九七四年五月调回上海，我还以“学习鲁迅……”为题在《江西日报》发表过五六篇长短文章。毋庸讳言，这些文字明显带有那个荒诞的“大批判”年代的思想和话语印记，而今已不忍卒读。之所以提出这件并不光彩的往事，无非是要说明我的鲁迅研究是这样起步的。

到了一九七六年，我已在上海师范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本在写作教研室教授写作，因注释鲁迅著作的需要，自十月起调至现代文学教研室，加入“上海师大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当时该注释组承担的任务是注释鲁迅《且介亭杂文》（三编）和鲁迅书信（一九三四年以后），我被分配参加鲁迅书信的注释工作。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我的鲁迅研究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收入本书“鲁迅编”诸文，正是我从事鲁迅书信注释工作之后直到当下所写的鲁迅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字。最早的一篇《鲁迅〈答国际文学社问〉写作时间质疑》，发表于一九七八年九月，是与注释组的另一位成员王自立先生合作的；最近的一篇《新见鲁迅致郁达夫佚简考》，则发表于二〇一四年一月。三十五六年不算短的时间，只有这么一点鲁迅研究心得，真是“多乎哉，不多也”。

我的周作人研究时间相对短一些。鲁迅书信注释工作完成以后，我的学术兴奋点转移到对鲁迅好友郁达夫的研究上。如果不是因为一九八六年推荐新加坡郑子瑜先生所藏周作人《知堂杂诗抄》手稿给岳麓书社出版，我大概不会再贸然闯入周作人研究领域。

由于极为复杂的历史原因，国内的周作人研究长期是个禁区。那时才突破禁锢，陆续重印周作人的书，学理的研究也刚刚起步。因此，我的周作人研究着重搜集、考订、整理周作人集外文。随着《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和《周作人集外文（一九〇四—一九四八）》（上下）等书的先后问世，我也写了若干对周作人集外文的考证和绍介，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文字，这就组成了本书的“周作人编”，虽然与研究鲁迅的文字相比，写得更少。

也许因为参加鲁迅书信注释所受的影响太深，无论“鲁迅编”还是“周作人编”，我对周氏兄弟的讨论大都属于微观研究而不是宏观研究的范畴，确切地说，我的研究不在于对周氏兄弟思想的探究和作品的阐释，而是侧重对他们生平和创作史料的发掘和考辨。他们的一篇集外文，一通佚简，一幅诗稿，一则题词，一个启事，一本稀见书，一件鲜为人知的遗事……都会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努力查找并论证。当然，一些同时代人或后来者对周氏兄弟的回忆和研究，也在我的关注之列。因此，这些长长短短的文字，既无理论，也不成系统，一定要加以概括的话，或可借用鲁迅自评杂文的一段话来形容：“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绝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

之所以把讨论鲁迅和讨论周作人的这些文字集中在一本书里，固然有篇幅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尽管周氏兄弟后来失和了，但他们毕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曾经亲密无间而且影响极为深远的昆仲，学术界早就有“东有启明，西有长庚”的提法，窃以为这样做是合适的。书名定为《双子星座》，也主要是从他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巨大贡献而言，借用了天文学上一个现成的星座名称而已。

“鲁迅编”中《新发现的鲁迅致郁达夫书简》《鲁迅佚文〈草明女士启事〉》等数篇是与王自立先生合作的，特此说明并致谢。全书超过三分之一篇章是首次结集。由于写作时间跨度较大，书中各文体例并不一致，有些措辞带有当时语境下的痕迹。为了尽可能保持历史原貌，只对个别表述在不损害原意的前提下酌加删削，人物称谓和注释格式也略做调整，错漏则尽可能予以订正。

承中华书局美意，使我能够继《沉醉春风——追寻郁达夫及其他》和《钩沉新月——发现梁实秋及其他》两书之后，再出版这本《双子星座——管窥鲁迅周作人》，从而对自己的治学历程有所回顾，内心是高兴的。但愿喜欢周氏兄弟的读者不致失望，至于方家的批评指教，更是期待。

二〇一五年元月十日于海上梅川书舍

（原载《双子星座：管窥鲁迅与周作人》，中华书局，二〇一五年五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