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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梅堂珍藏名贤尺牍序（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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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梅堂珍藏名贤尺牍》序

早就听说王鹏兄在编选其珍藏尺牍集，而今终于大功告成了。《寄梅堂珍藏名贤尺牍》（以下简称《尺牍》）付梓前，王鹏兄嘱我写几句话，自然是深感荣幸。

认识王鹏兄是在深圳尚书吧。那年秋到深圳参加“读书月十大好书”评选，会后到大名鼎鼎的尚书吧看书品茶。主人文白兄告诉我，王鹏兄等下会来。我对深圳美术界和收藏界一向陌生，不知他是何方神圣，待到见面一聊，方知他是书画鉴赏大师杨仁恺先生高足，来深圳后，曾任职于何香凝美术馆，从事展览、策划及书画研究工作。喜文史，富收藏，古典情怀甚浓，令人刮目相看。去年又有机会拜访他的“寄梅堂”，观赏他丰富而又珍贵的收藏，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这部《尺牍》就是王鹏兄专题收藏的一个结晶。全书收入自吴云（一八一一—一八八三）起，至江兆申（一九二五—一九九六）止，前后近二百年间，中国知识界翘楚三百五十多位的近四百通尺牍，写信人涵盖政坛、文坛、学界、艺术界等众多界别，完全可以用琳琅满目、蔚为大观八个字来形容。令我惊喜的是，书中所收现代文学和学术史上的著名人物中，俞平伯、赵景深、沈从文、李一氓、巴金、郑逸梅、臧克家、萧军、苏渊雷、柳存仁、饶宗颐等位见过面，冰心、钱锺书两位通过信，施蛰存、柯灵、吴小如、邓云乡等位更交往请益甚多，而今重睹这些前辈的手泽，怎能不倍感亲切？

尺牍者，书信、信札之古称。古人所谓“寄长怀于尺牍”（杜笃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杜甫语）等，又揭示了尺牍的性质。信札历来广受重视，不仅从中国书法史角度视之，历代许多代表性的精品是信札；从文学和学术史角度视之，也有许许多多信札具有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文献和研究价值。王鹏兄编选的这部《尺牍》就再次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近二百年以来，大到国家风云变幻，小到民众日常生活，更多的是切磋艺文，交流治学心得，以及亲情友情的自然流露，在这近四百通信札中，都有或多或少真切的反映。

我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史料研究，因此，对此书所收的近代以来作家、学者的信札就格外留意。许多信札本身就是优美的散文或精练的学术札记自不必说，而据我初步翻阅，《郭沫若全集》失收的郭沫若致阿英函、周作人致张次溪和徐耀辰两函、梁实秋致蒋碧薇函，《郑振铎全集》失收的郑振铎致唐弢函，《沈从文全集》失收的沈从文致杨忏如函、浦江清致施蛰存两函、《施蛰存全集》失收的施蛰存致黄葆树函、陈衡哲致陆蔚如函、冰心致黄裳函，等等，都是我所关心的，都提供了进一步发掘和研究的线索。此外，书中还披露了不少鲜见的名家文稿，如康有为《复教育部书》、王国维《〈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批注》、章太炎《栖霞寺印楞禅塔铭》、刘半农《〈南朝史精语〉跋》、吴宓《〈丹隐诗存〉跋》、容肇祖《癸巳存稿》（俞正燮著）书跋、刘大杰悼郁达夫等一组诗稿等，或为作者的全集所失收，或为首次与世人见面的手迹，均应特别引起注意。而刘师培致毛元徵诗稿也正可与柳诒徵《毛元徵传》稿对读，也别有意味。

不妨举两个我的初步考证。一是杨振声致胡适函。杨振声是胡适北大学生，以中篇小说《玉君》在新文学史留名。此函其实是一通投稿信，但写得生动有趣。信中说到胡适邀请但他“不敢加入独立社”，又表示他对“独立评论的同情又是那般大”，可见此信与胡适创办的《独立评论》直接相关，他送给胡适的这篇“对于社会问题的文章”也应是向《独立评论》的投稿。《独立评论》一九三二年五月在北平创刊，此信落款“三日”，开头就说“昨天”本想亲自送稿，又想起胡适“星五晚”说“明天”“最忙”，故未打扰，而“今天”又是胡适“见客的日子”，“车马盈门”，故“仍以不来打扰，送上文章为妥”。那么，“昨天”应是周六，“今天”应为周日。查一九三二年全年，只有一月三日和七月三日是周日，一月时《独立评论》尚未创刊，故此信只能写于一九三二年七月三日。再查《独立评论》，杨振声一共只发表了四篇文章，即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二日第四号的《与志摩的最后一别》。十一月十三日第廿六号的《也谈谈教育问题》，十一月二十七日第廿八号的《抢亲》，以及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三十二号的《女子教育的根本问题》。这篇他自己也“毫无把握的”文章可能真的没有刊出。

更令我高兴的是，戏剧家、翻译家、《清宫秘史》作者姚克的一通信札，竟使我研究工作中悬而未决的一个疑问迎刃而解。我在三年前写过一篇短文《早期姚克二三事》（收入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九年初版《识小录》），评介姚克的第一本译著《世界之危境》（美国SherwoodEddy著），这本译著一九三三年一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初版。良友素以出版新文学作品著称，《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文学丛书》等即为代表。姚克这本译著是国际问题观察，何以能在“良友”付梓？这封信给出了圆满的答案。原来当时姚克致信“良友”“执事先生”毛遂自荐，他在信中介绍了《世界之危境》的作者艾迪、此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条分缕析，简明而扼要。姚克强调此书“态度言论均极纯正，绝无政治色彩，今年此书出版后不胫而走，风行环球，实因此书系实地观察及独立批评之结晶，而非普通空空洞洞之书可比也”。正是这封信，使“良友”对姚克这部译著大感兴趣，立即决定采用。此信落款“十一月，二日”，而《世界之危境》的姚克译序作于“二十一，十，七”，书问世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出版速度很快。据此可以推断，不仅此信是写给“良友”的，写信时间也定格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日。对我而言，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可喜收获。

还应该强调一点，除了具有相当的学术含量，此书也是我所见到的近二百年来文人书信书法的一次颇具特色的展示，楷草行隶，几乎一应俱全，不少作者原本就是有名的书法家。毛笔书法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今随着互联网电子邮件的无远弗届，信札并其毛笔书写方式已经式微。这当然是令人深以为憾而又无可奈何的事。因此，此书如此较为集中较具规模地展示，就显得更为难得，更具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我看来，由于《尺牍》收录时间长，范围广，大家名家荟萃，鉴赏价值和学术价值双美并具，出版以后，人文社科诸多专业的学者从中不断获取灵感和新的史料，应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最近二十年来，民间收藏空前活跃，人才辈出。有收古籍为主的，有收新文学为主的，有收政治文献为主的，有收书画为主的，有收手稿为主的，有收古玩为主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以我有限的见闻，收藏历代尺牍，海上郑逸梅先生是先行者，也是闻名海内外的大家。我不知王鹏兄是否立志以郑逸老为榜样，但他慧眼独具，另辟蹊径，以专收十九世纪以来名贤尺牍为主，广为搜集，持之以恒，向收藏界和学术界奉献了这部精彩的《寄梅堂珍藏名贤尺牍》。这部《尺牍》的出版，也再次告诉我们，民间收藏是公家收藏极为重要的补充，对学术研究也是极为有力的推动和促进。由衷祝愿王鹏兄在收藏尺牍的长途上继续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是为序。

庚子正月初八于海上梅川书舍

（原载《书城》二〇二〇年四月总第一六七期）